上面一篇文章15岁在丹麦代表什么中介绍了丹麦的孩子从15岁被视为成人了，有了独立的经济和法律支持。这种情况在北欧四国里算早的，比起西欧发达国家更是超前的，我认为这其实也是丹麦政府考量过的、解决本国劳动力市场问题的相应政策。

根据丹麦统计局（Statistics Denmark）的数据，在校生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和比例是这样的：

• – 13 至17 岁：约有35% – 40% 的人拥有经常性的兼职工作，主要从事送报纸、看孩子、看/遛猫狗、简单打扫/洗碗、俱乐部助教（比如游泳、球类）。
• – 18 至19 岁：约有60% – 70% 的学生在课余时间工作，主要从事看孩子、简单打扫/洗碗、俱乐部助教、超市的收银与补货、仓库上下货、饭馆/酒吧的侍应、快餐店帮工、幼儿园和老人院帮工。
• – 20岁以后在校大学生：约有70% – 80% 的在校大学生在领取政府助学金的同时做兼职工作。除了上面的工种，很多进入公司做兼职，从事行政类、数据输入、整合的工作。

15岁以上、25岁以下的丹麦人贡献的总工时大约占丹麦全社会总工时的8% – 11%，这个比例可能看似不高，但是在特定行业中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下表总结一下几个学生工的“霸主”行业：

行业类型	25岁以下群体工时占比    (估算)	关键角色
零售贸易   (超市/便利店)	35% – 45%	晚间与周末的绝对主力
餐饮与酒店业	25% – 30%	服务员、调酒师、帮厨
文化、体育与娱乐	20% – 25%	教练助理、活动员工
专业/咨询服务	< 5%	主要是带薪实习的学生助理

如果没有了这群“便宜且灵活”的青少年，丹麦最先“停转”的行业有：

A. 零售业、连锁超市和餐饮业（灾区中心）

如果失去这部分人，超市将不得不缩短营业时间。你可能会看到超市在下午5 点就关门，或者周末完全不营业。

B. 基础物流与分发

纸媒分发成本将飙升，甚至导致纸质报纸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因为成年人的时薪是青少年的两倍。

C. 基层体育俱乐部

大量针对幼儿的足球、体操、羽毛球训练营将因缺乏低成本助教而倒闭，或学费大幅上涨。

除此之外，丹麦青少年的很多高消费（如昂贵的电子产品、Efterskole的社交开销）是靠自己打工支撑的。如果失去收入，这部分消费市场也会迅速萎缩。

丹麦的劳动力市场必须寻找替代品，但每种方案都有其高昂的代价：

方案一：刚毕业初入职场的人（25岁以上）

正式进入职场的法定起薪通常比未成年人和学生高出60%-80%，超市的运营成本会直接转嫁给消费者，导致物价上涨。

方案二：外籍劳动力（移民/难民）

这个选项在丹麦是个非常敏感的政治话题，这里讲的外籍劳动力指的是非技术移民，比如欧洲内部没有移民壁垒的人口流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东欧社会转型过渡时期和战乱地区流动的人口，还有就是70年代的中东移民的亲属移民，最后就是难民。

从理论上讲这样的外籍劳动力是填补现有25岁以下青少年岗位，即低技术、高体力要求的岗位的较好的选择。但这引起了很多一系列并发症:

–外籍低技术劳工对低工资的容忍度局部市场破坏了供需平衡，迫使部分本土蓝领工人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丹麦对于难民和上世纪的中东移民的移民政策导致他们会把更多没有劳动价值的亲属一同带进丹麦，而丹麦的福利制度又是人人平等的，这就造成了这次低技术劳动力对福利系统的消耗大于了对劳动力市场和税收的贡献；

–另外就是外籍劳工在社会文化融入、语言障碍、犯罪率这些方面的问题。

方案三：自动化与无人化（技术补偿）

像瑞典或中国某些地区一样，大规模普及自助收银和机器人配送。但是前期基建投资巨大。且丹麦很多偏远地区的超市规模较小，无人化的成本效益比并不理想。

方案四：老年人（退休再就业）

鼓励 65-70岁的健康退休老人回到超市理货或送报纸，但是丹麦的退休年纪已经很高了，70多岁的老人体力强度较大的岗位（如快速补货）上，效率无法与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相比。

所以从政府的角度看来，用这些在校学生补充这部分低端劳动力市场对于政府来说是最便宜和安全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丹麦家长、孩子、社会和政府在几十年的磨合中摸索到的一条合作之路，但是对于国家的和丹麦人的未来的影响到底是正还是负，很难有一个量的评估。从质的角度上看，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几种关联：

1．入职场晚，退休年龄推后：丹麦和北欧的学生开始第一份全职工作的年龄一直再往后推，这和在学生时期大量打工有一定关系。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希望能完成学业开始工作有很一定程度是因为希望能够独立生活。丹麦的孩子在上学的时候打工，就可以独立生活了，因而一些孩子尽早完成学业开始全职工作的驱动力就降低了。上学打工的时间比全职工作的时间更加灵活，责任更低，还可以享受到政府的助学金，因此一些学生很乐意尽量长时间地享受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情况一个间接影响就是退休年纪也相应推后，因为全职工作创造的社会价值和政府税收更高。

2．社会性忽视学习：因为学习期间就可以赚到可以养活自己的钱，很多丹麦孩子和家长更倾向于忽视学习对一个人以后事业的作用。一些孩子也因此更愿意选择来钱快、时间灵活的蓝领工作，对于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心血的高精尖产业的兴趣越来越低。丹麦的家长一般都不愿意和自己的孩子有意见分歧，孩子怎么想的，家长更愿意附和。即使有时丹麦的家长也希望孩子能在学业上多用心一些，他们也更希望是学校和政府来倡议。可是学校和政府更不愿意和未来的社会栋梁“结梁子”，所以也是尽量依着学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此对于学业的忽视就渐渐成了社会性的，上面一篇丹麦最近的社会热议– 学生缺勤的问题的就是一个例子。这一点也可以从OECD PISA项目丹麦及北欧学校教育评估结果连年下降可以看出。

3．丹麦家长是否完全放心自己的孩子早年打工和独立：丹麦家长虽然从事实上接受了孩子从15岁开始一边上学一边打工，但是很多家长在心理上还没完全放手他们还没有成年的孩子。这种不放心没有演变成了中国家长在孩子身边的碎碎念，而是渐渐演变成了一种心里的亏欠换成过度保护和物质补偿的做法，被称之为“Curling Parents”（冰壶家长）。这个词最早由丹麦心理学家本特·豪戈尔（Bent Hougaard）提出，用来精准描述当代丹麦乃至北欧家庭的一种育儿模式。丹麦的冰壶家长模式在北欧各国中又是最有代表性和最严重的，我在下篇中再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