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气候变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全球金融体系的运行逻辑。本文系统阐述气候变化与金融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气候变化通过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两条主要路径对金融机构、资产定价及系统性金融稳定构成实质性威胁，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高碳资产搁浅以及碳成本的跨行业传导正在累积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金融体系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枢纽，正以碳市场建设、碳金融工具创新、绿色信贷与气候投融资等方式响应气候挑战，成为推动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央行与金融监管机构将气候因素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与绿色货币政策正在重塑金融监管范式。理解这一复杂关系，对于构建气候韧性金融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气候变化；金融风险；系统性风险；碳金融；绿色货币政策；气候投融资

一、引言
气候变化的物理效应正以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等形式直接影响经济社会运行，而其经济后果正通过金融系统加速传导与放大。2015年，时任英格兰银行行长Mark Carney首次系统性地阐述了气候变化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威胁，开启了全球金融界对这一议题的系统关注-35。此后，气候变化与金融的关系从边缘议题走向中心舞台。金融系统既暴露于气候风险的冲击之下，也必须承担起为绿色转型配置资金的时代责任。二者的互动关系，既决定了金融体系自身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也深刻影响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效。

二、气候风险向金融系统的传导机制
2.1 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的二元框架
气候变化主要通过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两种路径影响金融体系。物理风险涵盖急性事件（风暴、洪水、野火）与慢性趋势（海平面上升、干旱、热浪）-7。转型风险则源于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政策调整、碳定价、技术变革与市场偏好转变，可能导致高碳资产搁浅和信用风险上升-31。这两种风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具有“耦合放大”和“循环反馈”的复杂特征——物理风险的加剧可能倒逼更激进的转型政策出台，而转型政策的波动又可能触发金融市场动荡-2。

研究表明，转型风险对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影响尤为显著。基于2005至2022年欧洲大型金融机构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转型风险自2015年以来持续显著地加剧了金融部门的尾部风险，尤其体现在银行和保险公司层面，而物理风险的传染效应则相对有限-35。这一发现提示监管机构，在金融稳定评估中应高度关注低碳转型的节奏与市场预期管理。

2.2 金融体系的暴露路径与放大机制
气候变化对金融机构的影响遵循“首轮效应”与“次轮效应”的传导链条。首轮效应体现为投资组合价值缩水、保险赔付增加以及借款方偿债能力下降；次轮效应则表现为风险通过金融网络的互联互通引发连锁反应和风险外溢-35。在中国银行业的具体情境中，电力行业的碳成本可通过投入产出价格传导链条向工业、交通等下游行业渗透，导致金融机构气候风险敞口持续扩大，而资产折价抛售则是气候风险冲击下金融系统性风险放大的关键诱因-30。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异常气温升高显著降低了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水平，高资本充足率的银行风险容忍度更高，而气候变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主要渠道包括不良贷款率上升和资产负债表能力削弱-。这些证据表明，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更是通过实体经济向金融系统渗透的深层结构性风险。

三、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路径
3.1 碳市场建设与碳金融工具创新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金融体系参与气候治理的基础平台。截至2025年8月，强制碳市场累计成交配额6.8亿吨，成交额达474.1亿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5年发布的《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规则体系健全、价格水平合理的碳定价机制-40。碳金融工具分为融资类（碳债券、碳质押贷款、碳基金）、交易类（碳期货、碳期权、碳远期）和支持类（碳指数、碳保险）三大类型-42。以广州南沙为例，“宜碳”系列金融合作机制已推动合作银行为超10家绿色、低碳企业发放贷款超10亿元，综合降低融资成本10—20BP-。

3.2 气候投融资与绿色信贷实践
气候投融资已成为连接绿色发展目标与市场资源的关键纽带。截至2024年底，我国23个气候投融资试点地区项目入库和储备超过5400个，总投资超3万亿元，累计授信总额超5000亿元-11。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路径：东部沿海依托金融开放优势探索市场化机制创新；西部生态脆弱区如甘肃省通过“政府引导基金+绿色信贷”模式，带动社会资本投入超300亿元；浙江丽水建立“生态碳汇质押融资”机制，将森林碳汇等生态资产转化为融资信用，已帮助200余家企业获得授信超50亿元-11。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碳减排支持工具持续发力，截至2024年末，国内累计发行586支碳中和债券，发行规模达8199亿元-42。

3.3 转型金融与信息披露
随着可持续发展从“边缘”走向“主流”，转型金融正在成为新的核心议题。2026年起，中国将全面进入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强制披露阶段，资管逻辑正经历从单一“财务因素”向“风险、收益、可持续性”三大维度的深度重构-55。IFRS S2准则要求金融机构明确量化气候风险与机会，并披露投融组合的财务碳排放-。在监管实践层面，2025年广州发布了《广东省造纸行业转型金融实施指南》《广州市转型金融实施指南》两项标准，填补了行业转型金融标准的空白-12。

四、金融监管的绿色化转向
4.1 央行与监管机构的气候行动
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自2017年成立以来，已成为推动气候金融风险管理全球协作的核心平台。2025年11月，NGFS发布了更新的气候情景分析指南，首次突出短期情景的应用价值，为金融机构评估五年内气候政策与极端事件带来的金融风险提供了工具支撑-61。2025年5月发布的NGFS短期气候情景覆盖2025至2030年，以五年为窗口连接长期转型路径与监管压力测试-63。

2026年1月，NGFS发布《绿色货币政策操作：探索更多可选方案》，系统提出覆盖央行全资产负债表的绿色货币政策操作体系，在资产端升级定向再融资工具的同时，创新性地提出绿色法定存款准备金与绿色央行短期债务证券等负债端工具-20。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逐步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推动金融机构定期报送高碳资产规模与风险敞口，适时披露中国金融体系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压力测试结果-25。

4.2 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深化应用
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正从监管合规要求升级为金融机构的核心风险管理工具。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于2025年发布《气候相关金融风险自愿披露框架》，要求银行披露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31。在中国，2026年资管机构面临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强制披露的全面落地，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有助于识别具备实质性转型潜力的“转型资产”，弥补负面剔除策略在实体经济转型中的局限性-55。

五、结论与展望
气候变化与金融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双向塑造关系。气候风险通过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的复合路径传导至金融体系，对资产定价、信用风险与系统性金融稳定构成实质性挑战；与此同时，金融体系通过碳市场、绿色信贷、气候投融资与转型金融等创新工具，正在成为推动低碳转型的核心引擎。展望未来，提升气候风险评估的精准性与前瞻性、强化碳市场定价功能与金融属性、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协调绿色金融标准，是深化二者良性互动的关键方向。金融体系若要真正发挥气候治理的积极作用，必须超越被动风险管理，走向主动配置资本的战略性转型。

参考文献
[1] Carney, M. (2015). Breaking the tragedy of the horizon – climate change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Bank of England.

[2] NGFS (2025). Greening Monetary Policy Operations: Exploring Additional Options.

[3] Banque de France (2025). Systemic Climate Risk, Working Paper No. 993.

[4] 李艳， 夏炎， 姬强 (2025). 银行业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基于行业隐含碳成本的视角. 气象学报.

[5] 林劼等 (2025). 金融机构气候风险管理实践观察. 债券杂志.

[6]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2025). 气候变化和金融稳定：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经济研究.

[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25). 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