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G. A. Cohen：Back to Socialist Basics，

Nicholas Vrousalis（2015）

第六章 社会主义与市场

在第一章和第三章中，我论证了科恩的世俗神正论——其一基于历史理论，其二基于正义理论——二者均秉持一种信念：完全解放的社会既是值得追求的，也是可实现的。但这样的社会究竟会是何种样貌？马克思主义历来反对社会主义的“蓝图主义”，即反对“为未来的食堂撰写食谱”（马克思，1976，第99页）。尽管科恩最初秉持实证主义立场、反感蓝图主义，但他逐渐转变观点，认为这种抵制实属误导。事实上，他最终提出，即便只是了解这份食谱的基本构成，也并非解放政治理论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其核心组成部分（参见科恩，2000b，第75-77页及各处）。

本章旨在整合科恩的若干论点，探讨社会主义的应然性与可行性。社会主义或许是唯一能统合科恩哲学中各类分散的思想探索与政治主张的主题。这些探索与主张，本质上都是试图重构社会主义信念的核心要义、剥离其非本质附加内容。因此，任何试图完整梳理科恩哲学的研究，都必须将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理想内涵置于核心位置。与此同时，科恩的论证具有碎片化、内在性的特点，难以精准提炼出一套明确的理想图景。正因如此，本章相较前文，将带有更多思辨色彩。

本章行文安排如下：第一节梳理科恩早期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该批判包含正义维度与共同体维度两个层面。简要阐述正义维度后，我将深入剖析科恩基于共同体立场的反市场论点，并试图佐证其核心观点——“任何市场，即便是社会主义市场，本质上都是掠夺体系”（科恩，2009a，第82页）。最后，本章将探讨科恩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矛盾态度，并基于共同体视角，阐释他为何始终坚定、甚至执着地信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一、市场社会主义及其批判

科恩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构想，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大卫·米勒论市场社会主义与分配正义》（科恩，1989b）中体现得最为清晰。这篇论文孕育了科恩日后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思想，也初步勾勒出他心中解放社会的轮廓。科恩所指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实行工人自治的去中心化模式，其核心特征为：（1）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或归工人，或归国家）；（2）企业由工人或国家民主管控¹，工人可参与利润分配；（3）生产面向市场，产品价值由生产成本或边际成本决定。

在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下，生产均衡通过（人均）利润最大化实现。因此，在长期竞争均衡中，存续企业的经济利润必须大于或等于零。由此，不同企业会因资本积累能力的差异，形成资产差距。毕竟，允许逐利企业存在的初衷，正是利用市场提供的信息信号，实现资本积累与资源协调。随之而来的是，个人境遇会因所在企业、工作岗位的不同而分化。这种不平等，终将消解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平等主义与共同体精神。部分左翼人士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追捧，实在令人费解：

“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既有理性的探索，也存在盲目跟风、追逐潮流的倾向，纷纷投向非计划或弱计划的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被冠以‘社会主义’之名，是因为它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不存在占有资本的资本家阶级，工人直接拥有企业。但它与传统社会主义构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工人所有的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仍以竞争性市场契约关系联结；与之相关的是，市场社会主义弱化了传统社会主义对经济平等的强调，尽管并未完全摒弃。”（科恩，1995a，第255-256页）

科恩认为，左翼群体盲目追捧市场社会主义，根源在于适应性偏好形成——即“一种非理性过程：人们仅仅因为A可得、B不可得，便偏好A甚于B”（科恩，1995a，第253页）。大卫·米勒并非陷入适应性偏好的误区，他明确为市场辩护（参见米勒，1990）。科恩指出，米勒的辩护基于两大前提：其一，市场匹配应得；其二，应得匹配正义。米勒由此推导出“市场匹配正义”的结论。科恩对两大前提均提出质疑，但本章仅聚焦第一个前提²：

“市场收入等于销售额减去成本，而这一数值又取决于生产者的产出量。但产出量与生产者的付出程度并非线性对应关系，也无法作为付出的有效衡量标准——天赋差异、社会机遇、市场偶然因素，都会影响最终产出。”（科恩，1989b，第13页）

科恩此处的论述略显疏漏——他十分清楚，市场衡量的范畴远小于“生产者的实际产出”。市场只认可能创造剩余价值的产出，即能转化为利润的生产活动。因此，市场无法匹配应得、米勒观点有误的关键原因在于：“市场只能衡量客观成就或成功，而努力只是成功的原因之一，市场本身并不衡量努力”（科恩，1989b，第13页）。

“需求的偶然波动”、初始资源分配不均，以及背景条件的其他缺陷，共同导致市场无法同等回报同等努力。市场仅奖励客观成就，即已实现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科恩由此反转米勒的论证：若正义要求回报努力，那么市场必然违背正义。这一反市场论点，与更广泛的批判体系相关，但并不等同于后者。科恩将市场批判分为两类：平等/正义批判与共同体批判。前者认为，“市场导致分配不平等，违背正义”（科恩，1989b，第26a页）；后者则认为，“市场激励贡献的动力，并非源于对他人的关怀、‘服务他人、亦被他人服务’的信念，而是源于非人格化的金钱回报”（科恩，1989b，第26a页）。本节剩余部分将聚焦平等批判，后续章节再展开共同体批判。

科恩的平等批判包含两大核心主张。第一，资本主义市场具有非正义剥削性，因为它不断再生产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平等格局³。科恩引述约翰·罗默的观点，对此表示认同：

“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使命，是消除资本主义剥削，代之以社会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源于社会中因天赋差异产生的不平等，而该社会已废除资本占有差异。”（科恩，1989b，第1-2页）

具体而言，资本主义剥削成立的条件为：任意群体A及其补集群体B，满足以下三点：

（i）若B脱离社会，带走其人均份额的可转让财产（包括生产资料与非生产资料），并保留自身劳动力与技能，其收入与闲暇水平将优于当前分配状态；

（ii）若A在同等条件下脱离社会，其收入与闲暇水平将劣于当前分配状态；

（iii）若B仅带走自身禀赋（而非人均份额）脱离社会，A的境遇将劣于当前状态。（罗默，1996，第40页）

社会主义剥削则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后残留的剥削形式，源于天赋、知识等不可转让资源的差异，只需将条件（i）中的“可转让”替换为“不可转让”即可界定。真正解放的社会，既不容忍因生产资料占有等任意社会差异导致的不平等，也不容忍因天赋、组织知识等任意自然差异导致的不平等。由此引出科恩的第二大主张：真正的平等——科恩（2009a）称之为激进机会平等——要求可转让资源与不可转让资源的分配均实现平等。1990年后，科恩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核心均为构建这一制度体系，他认为约瑟夫·卡伦斯的理论完美契合这一构想。

卡伦斯（1981）提出一种市场导向企业（可为合作社）模式：企业以利润为导向开展生产，利润在生产结束后重新分配，最终税后分配结果实现完全平等、责任约束下的平等（参见第三章“运气问题”一节），或符合其他正义、可取的分配模式⁴。卡伦斯式社会主义依托道德激励驱动生产，结合再分配机制，实现预期的结果平等。

科恩将卡伦斯模式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柏拉图式理想”（科恩，1995a，第264页），并作出如下阐释：

“卡伦斯构想了这样一个社会：看似标准资本主义市场主导经济活动，但税收制度通过收入再分配，消除市场导致的不平等，实现完全平等。社会中存在（税前）逐利的‘资本家’与无资本的工人，但所有人都认同服务他人的义务，履行义务的程度，取决于其税前收入与可从事的最高收益活动（标准假设下，此类活动对社会贡献最大）的差距；税收制度最终实现完全平等的税后收入分配。在这一模式下，生产者的直接目标是获取金钱收益，但无法留存或享受收益，逐利的动机源于服务社会的信念：市场机制被用于解决社会技术难题，服务于平等与共同体的目标。”（科恩，2009a，第63-64页）

卡伦斯理想之所以是“柏拉图式”的，是因为它区别于其他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能够充分消除因可转让、不可转让资源差异导致的不合理不平等⁵。但要实现这一点，卡伦斯式社会主义必须赋予市场核心地位。正因如此，科恩对其始终心存疑虑——核心原因在于，他始终坚定、执着地信奉非市场、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接下来两节，将探讨科恩矛盾态度的根源。

二、共同体对抗市场

在第五章“共同体互惠”一节中，我梳理了科恩（2009a）倡导的第二种共同体模式——共同体互惠。在以共同体互惠为准则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相互依存、彼此成就，社会关注的不仅是个体境遇，更是人与人的相处方式。恐惧与贪婪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主导动机（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典型特征），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对话共识的相互关怀。部分自由主义者反对将市场动机等同于恐惧与贪婪，例如杰里米·谢默尔在探讨血液市场时，提出“混合动机”体系，并称“没有理由要求市场动机必须是纯粹利他的”（谢默尔，2003，第264-265页）。希勒尔·施泰纳也以安德鲁·卡内基的人生为例，主张恐惧与贪婪并非市场行为的必要动机（施泰纳，2014，第140-150页）。

自由主义者的反驳，混淆了“市场”的不同内涵。在我看来，市场可分为两类：无害市场与有害市场。无害市场即小规模商品生产：以市场网络为载体，人们交易私有物品，不存在劳动力市场⁶。小规模商品生产可能滋生不正义或共同体缺失，但这种社会形态本质上并非不正义、非友爱的，可通过规制实现正义与共同体。

有害市场即马克思主义所指的普遍商品生产：以市场网络为载体，人们交易私有物品，包含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渗透生产领域，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⁷。

这种商品化形式的区分，能够清晰解读科恩关于共同体的论述，也能解释他为何反对各类市场（无论是否受规制）带来的人际疏离：

“资本主义市场并不必然要求人们粗暴对待他人，但……它要求人们以特定方式‘对待’‘管理’他人。商业的本质，就是人与人遵循市场准则相处——若某人无法按市场需求创造价值，便会被抛弃……商业将生产者异化为商品。”（科恩，2000b，第181页）

由此可见，自由主义者“混合动机”的反驳，实属荒谬。资本主义市场作为普遍商品生产，本质上必然将人商品化，而商品化必然固化恐惧与贪婪——否则便无法发挥其经济功能。商品化固化恐惧，是因为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力所有者，始终面临失业、贫困、异化、痛苦的威胁⁸；商品化固化贪婪，是因为生产资料所有者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就必须最大限度剥削工人（既包括中性意义上的剥削，也包括道德贬义上的剥削）⁹。当然，小规模商品关系（如我与本地杂货店主的交易）表明，并非所有市场关系都体现对他人的工具化对待；同理，若我支付零花钱请富裕邻居的孩子帮忙搬沙发，此类商品化行为也不存在道德争议。只有当商品化体现或隐含支配关系——即通过权力将他人工具化时，才具有可谴责性¹⁰。

自由主义者的常见反驳是：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必然贪婪；工人作为工人，必然恐惧——这是资本主义结构约束的结果。但市场社会主义（如卡伦斯模式）几乎消除了此类不良动机，或使其道德影响可忽略不计，因此市场本身并无过错。科恩对此观点态度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卡伦斯模式中的市场交换“仅为表面上的市场交换”（科恩，2009a，第69页）；另一方面，他始终认为，相较于“计划性互助共享”，所有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包括卡伦斯模式）都因缺乏友爱精神而存在缺陷（科恩，2009a，第6页）。究其原因，即便是卡伦斯式市场社会主义，也无法满足科恩的共同体互惠标准。不妨设想卡伦斯模式下典型资本家与工人的日常：清晨，资本家全身心投入逐利，将他人视为获利工具，随意解雇、雇佣工人；工人则将资本家与同行视为威胁自身自主与尊严的存在¹¹。傍晚，资本家与工人携手归家，共享富足且平等的物质生活。白日“逐利为恶”，夜晚“回归平等”，这无疑是一种资产阶级式的精神分裂。

这种精神分裂有何不妥？¹²我无意泛泛探讨精神分裂，仅聚焦市场社会主义者所推崇的资产阶级式精神分裂——它既违背心理现实，也存在道德缺陷，至少对于秉持共同体价值的科恩而言如此。从心理层面看，正常人很难做到白天将他人纯粹视为获利工具，夜晚又将其视为完全平等的个体；从道德层面看，卡伦斯模式下的昼夜反差，无异于“清晨绑架他人孩子、傍晚归还并给予补偿”（科恩曾用绑架类比批判自由主义，参见第五章“反自由主义”一节）。市场社会主义（包括卡伦斯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普遍化、自我复制的绑架：市场受害者（有害市场意义上）始终处于支配关系中，这种关系滋生恐惧与贪婪，塑造其生活并不断再生产；只有极少数工人能摆脱此类制度性关系¹³。

诚然，卡伦斯式社会主义中，市场支配为税后再分配的受益者带来巨大净收益（绑架则只会给父母与孩子带来净伤害），但这并不能掩盖市场关系本身的固有缺陷——尤其在工作场景中，这种关系极易滋生奴性、贪婪等不良品格¹⁴。共同体互惠从定义上便杜绝此类不良品格及其滋生结构，因此卡伦斯式社会主义与共同体互惠本质上相互冲突。

本节核心论点总结如下：科恩认为共同体互惠具有至高价值，且该价值与资本主义市场主导动机（恐惧、贪婪）相冲突。自由主义者反驳称，市场可兼容“混合动机”，无需依赖恐惧与贪婪（或其道德不良形式）。我以科恩视角回应：厘清“市场”内涵后便会发现，资本主义市场天然滋生恐惧与贪婪，与个体主观动机无关¹⁵。自由主义者进一步反驳：市场社会主义（如卡伦斯模式）可消除或弱化恐惧与贪婪。我再次回应：即便此类模式，也难以满足科恩的共同体互惠标准——因其仍保留广泛的劳动力市场，将社会割裂为“功利的工作场”与“平等的生活场”，固化结构性支配关系。结论：共同体互惠的完全实现，必须废除此类关系；简言之，劳动力去商品化是共同体的必要前提¹⁶。接下来两节，将进一步阐释科恩思想中的去商品化核心主张。

三、商品化与个人自主

批判劳动力商品化，是科恩著作中反复出现的核心主题。在探讨肾脏交易与性交易市场时，科恩写道：

“谴责强奸，可仅因强奸属于暴力侵害。此时，对强奸的谴责与对卖淫的容忍并不矛盾。若仅因强奸侵犯自我所有权而谴责它，且将自我所有权原则视为唯一道德准则……那么，谴责强奸的依据，恰恰为卖淫提供了无限正当性。但倘若谴责强奸，是因为它强迫他人将仅应源于爱的行为商品化……那么，这一理由同样适用于谴责卖淫。”（科恩，2008，第224页）

他进一步补充：

“多数人看待劳动力的态度，与看待卖淫者劳动的态度截然不同……普遍观点认为，出卖劳动力无可厚非，只是不应漫天要价。但我属于少数派，认同共产主义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认为，劳动与爱一样，若要付出，便应无偿奉献。”（科恩，2008，第225页）

科恩此处引述马克思的观点表示认同：“卖淫只是工人普遍卖淫的特殊表现”（马克思，1963，第156页）。那么，出卖劳动力为何与卖淫具有本质相似性？科恩的答案是：卖淫的核心问题，在于“以错误动机付出本应无偿给予的东西”（科恩，2008，第224页）。这一观点该如何解读？

部分答案已在上一节阐明：科恩所倡导的共同体互惠，核心是“服务他人、亦被他人服务”，必然反对固化恐惧、贪婪关系的社会制度；而市场正是此类关系的普遍化制度，因此与共同体互惠相冲突。由此可知，错误动机，即资本主义所滋养、以买卖关系为载体、混杂恐惧与贪婪的动机。

这一观点贯穿科恩所有著作（参见科恩，1988，第243-244页；1995a，第199页；2008，第223-225页），可进一步阐释如下：假设我理性且确切地相信，当且仅当我实施行为φ时会遭受殴打，同时我理性地渴望不被殴打，那么我必然会理性地决定不实施φ。这种理性决定源于恐惧，属于错误动机。“错误动机”的核心内涵，是消除迫使个体出于恐惧、顺从、贪婪、占有欲对待他人的制度环境。这一观点可从目的论与义务论两个维度解读：目的论视角认为，摒弃错误动机是人类繁荣的必要条件——长期出于恐惧行事、或将他人视为获利工具，将无法实现美好生活；义务论视角认为，出于错误动机行事，违背个人自主的必要条件。科恩虽未明确支持任一视角，但在探讨“自由行为”与“自主行事”的区别时，提出了个人自主理论：

“通常情况下，被迫行事属于不自主行为，但并非绝对——我认同杰拉尔德·德沃金的观点：‘个体A自主实施行为X，当且仅当A出于不排斥的动机实施X’。据此，部分被迫行为仍可自主实施……但此类情况极为罕见。通常而言，被迫行事属于不自主行为——尽管个体本可选择不做此事。个体可做之事，取决于其所处境遇；个体行事是否自主，取决于其心理状态。”（科恩，1988，第243页）

这段论述，为科恩（2008）对卖淫的批判提供了理论雏形——卖淫语境下的“自主行事”，正是基于上述个人自主模型¹⁷。需说明的是，科恩模型中，以下四种情况均有可能发生：

（1）被迫实施φ，且自主实施φ；

（2）被迫实施φ，且不自主实施φ；

（3）未被迫实施φ，且自主实施φ；

（4）未被迫实施φ，且不自主实施φ。

仅以强奸是暴力或侵犯权利（如自我所有权）为由谴责强奸者，无法以“性交易不自主”为由谴责卖淫——他们无法区分情况（3）与（4）、（1）与（2）的道德差异。基于科恩模型解读，卖淫之所以“可鄙”（科恩，2008，第224页），正是因为它属于情况（1）、（2）或（4）。这一点至关重要：假设史密斯有其他就业选择，并非被迫出卖劳动力做教师，但她担心离职后失去社会地位、失业后遭受歧视、无力偿还房贷而面临银行追责，这些恐惧使她处于情况（4）——未被迫，但不自主，与非被迫卖淫者处境相似。即便未被强迫，个体仍可能不自主、受他人支配¹⁸。

从科恩对卖淫的批判延伸可知：市场的核心特征，是制度性阻碍个体自主行事。一部分人（市场弱势方）被迫出于恐惧、顺从对待他人；另一部分人（市场强势方）被迫出于贪婪、占有欲对待他人——资本主义社会如此，市场社会主义下的工人所有者之间，亦是如此。这进一步印证了科恩的核心论断：任何市场，即便是社会主义市场，本质上都是掠夺体系（科恩，2009a，第82页）。

四、计划与市场

对自主价值的强调，是科恩批判市场、进而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依据。但科恩并未明确提出替代市场的具体方案，也未在论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主张集体自主。他认为，平等、自由、共同体、民主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核心价值，同时批判黑格尔主义遗毒——马克思主义者将计划经济视为天然正义，因其能赋予社会“自我认知”¹⁹或“自觉社会目标”：

“与集体自主不同，民主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对于坚定的民主主义者而言，民主的价值并非仅在于能带来更好结果——即便决策A不如决策B，但只要A是民主决策，便具有正当性。反之，我不会说：计划导致了恶果，但至少它是计划出来的。”（科恩，1995a，第261页）

简言之，社会资源配置存在两种模式：非民主的市场配置、民主的非市场计划配置，二者之间无合理折中方案。由此可推导出穷尽性主张：计划经济若具有正当性，仅因其符合民主原则。这一主张对支持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者构成严峻挑战，而他们极少正视、更遑论回应这一挑战。最常见的回应是：计划经济是真正、完全民主的必要条件，这便是他们一贯主张。但这一回应，实则向科恩的挑战妥协——暗示马克思、恩格斯及众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者，皆因疏忽未在著作中提及“民主”（例如《资本论》全文未出现一次“民主”），或根本不懂自己的理论²⁰。但科恩的挑战并非不可回应，甚至可从其自身理论出发予以反驳。为此，我需先引入性欲望的交互认知理论作为类比。

托马斯·内格尔认为，性关系成功的核心，是具备“相互间性欲望的交互认知”（内格尔，1991，第49页），反之则为“性倒错”。何为交互认知？假设A、B坐在火车过道两侧，可从车窗倒影中看到彼此。A看到B的倒影，产生性欲望；B独立看到A的倒影，也产生性欲望——此时，A、B均未察觉对方的欲望。随后，A意识到B在注视自己、且对自己有欲望，内格尔指出：“这是关键转折——A不仅通过自身感受，更通过B的目光与反应，感知到自身的性魅力”（内格尔，1991，第45页）；紧接着，B也意识到A对自己有欲望，双方达成性欲望的交互认知。交互认知并非终点：A进一步意识到B已感知到自己的欲望，这会加剧A的兴奋——“A通过B对自己欲望的反应、以及B知晓这份欲望源于A本身，确认自身的性魅力”（内格尔，1991，第46页）。简化表述如下：

（5）A对B产生欲望；

（6）B对A产生欲望；

（7）A感知并认同（6）；

（8）B感知并认同（5）；

（9）A感知并认同（8）；

（10）B感知并认同（7）。

当（5）-（8）均成立时，达成交互认知；当（5）-（10）均成立时，关系达到理想状态²¹。理想性关系，本质上是共同体互惠的微观体现——双方彼此服务、亦被彼此服务，“在付出与获得中获得双重满足”（科恩，2009a，第41页）。反之，卖淫则是失败的性关系：无论是否存在性倒错，通常无法达成交互认知，（5）-（8）至少有一项不成立，这是对共同体价值的直接破坏，甚至危害更甚：

“卖淫者往往遭受男性的仇恨与愤怒——纯粹的欲望会被卑劣情绪污染。现实中，嫖客会意识到，自己真正渴望的（交互认知）无法用金钱购买、也并未得到，随之产生失落感；叠加文化偏见、自我厌恶、羞耻与愧疚，极易引发危险行为。”（布莱克本，2004，第110页）

这一切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何关联？反驳科恩穷尽性主张的关键，在于挖掘计划经济独立于民主的固有价值。我提出两大核心观点：其一，计划经济的核心优势，是普遍化、制度化的友爱交互认知；其二，科恩本人认同这一价值。先论证第二点：

第五章（尤其“马克思与科恩论共同体”一节）中，我梳理了科恩的爵士乐队模型——将共产主义社会生活比作“相互成就、共同实现自我价值的协作合奏”（科恩，1995a，第122-123页）。钢琴家演奏时，既满足自身音乐爱好，也成就萨克斯管手、愉悦观众；萨克斯管手同理。成功的音乐合奏与理想的亲密关系，结构高度相似，均依赖交互认知。反之，当友爱交互认知存在时，个体行为动机不再是恐惧、顺从、羞耻、贪婪、占有欲，而是正当动机。科恩对共同体的定义，正契合这一逻辑：

“共同体的核心要求，是人们彼此关怀、彼此照料（必要时），且彼此知晓、珍视这份关怀。”（科恩，2009a，第34-35页）

“彼此知晓、珍视关怀”可解读为：A知晓并珍视（A关怀B、B关怀A），B同理。简言之：真正的友谊，必然包含双方对彼此关怀的认知与珍视——这正是前文（7）、（8）的普遍化表述。由此可见，科恩必然认同普遍化友爱交互认知的价值（参见科恩，2008，第43页）²²。有读者可能反驳：科恩并未明确支持爵士乐队共同体模型，因其认为该模型依赖马克思过于乐观的“技术解决方案”——即“富足的物质条件”是实现普遍协作合奏的前提（第五章详述）。但无论前提是否成立²³，科恩并未否定爵士乐队模型所蕴含的价值。

事实上，共同体定义中“二阶关怀”（彼此知晓、珍视关怀），恰恰证明科恩认同友爱交互认知——这是科恩所倡导的露营旅行共同体的必要条件（科恩，2009a，第44-45页）。

以上论述虽未完全证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正当性，也未彻底反驳科恩“计划经济价值仅源于民主”的主张，但已为反驳该主张提供基础。科恩认为，所有市场（包括社会主义市场）均存在道德缺陷，本质是“人类普遍卖淫”。从共同体视角解读：市场使人们无法因行为本身、或正当价值而参与共同活动；市场社会中，个体对彼此的关怀必然缺失，取而代之的是恐惧与贪婪的混杂（科恩，2009a，第40页），即便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柏拉图式理想”也无法幸免。这与布莱克本对卖淫的分析高度相似：市场社会滋生失落、空虚，个体无法在共同体中实现真实自我（马克思、恩格斯，1956，第176页）²⁴。

科恩（2009a）的露营旅行模型中，参与者在生产活动中彼此无对抗、且清晰知晓这一点——共识体现在集体制定、按需调整的待办清单（计划）中，清单会根据需求与环境变化灵活调整。若引入金钱作为交易媒介、建立市场，不仅会导致效率低下（科恩，2009a，第6-7页），更会消解友爱交互认知——市场固化对抗关系，破坏共同体核心价值²⁵。科恩虽未明确表述这一观点，但它源于其共同体理论，且能合理解释他为何毕生信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模式下，财产公有、计划互助共享——这难道不是露营旅行的最佳组织方式吗？无论你是否喜欢露营，答案显而易见。”（科恩，2009a，第10页，原文加粗）

科恩所追求的平等，无需计划经济即可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便是实现平等）；而民主也并非上述“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由此可见，共同体互惠所要求的互助共享，与计划之间存在内在逻辑关联，这正是计划经济独立于民主的正当性来源——而友爱交互认知，正是共同体互惠的必要条件²⁶。这是科恩理论体系中，唯一能解释他为何独立于民主、坚定信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由。

可能有人反驳：露营旅行类比强制要求人们形成紧密共同体，本质是压迫；市场允许个体根据自身偏好（消费、工作、休闲）调整人生规划，而计划经济剥夺了这一自由。但这一反驳，过度解读了露营旅行类比的内涵。科恩并非主张内向者必须强行融入集体、被迫参与集体活动——而是强调：只要人类仍需通过劳动获取生存必需品（对应露营者的捕鱼、做饭、建造），分工便将人们在生产领域联结在一起——马克思（1981，第959页）称之为必然王国。在必然王国中，相较于资本主义血汗工厂，平等露营模式下的生产组织方式，难道不更具人性吗？当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人类便进入自由王国——开展自由、自主、自发的活动。从这一角度解读，露营旅行类比仅为必然王国提供更人性化的组织方案，而非对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全面构想²⁷。

结语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82年版《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写道：

“我认为，我们的核心使命是：构建现有政策的替代方案，使其存续可行，直至政治上不可能之事，变为政治上必然之事。”（弗里德曼，2002，第xiv页）

弗里德曼口中的“我们”，指代新自由主义者——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社会科学基础、以右翼自由意志主义为道德哲学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思想组合极具破坏力：资本市场自由化、激进私有化、工资紧缩、福利国家瓦解——大卫·哈维（2012）称之为“掠夺性积累”，最终引发一系列经济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便是顶峰（参见布伦纳，2006；克鲁格曼，2009；卡林尼科斯，2010）。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达到历史新高：美国10%人口占有全国一半收入，1%人口占有超过五分之一；英国、德国、法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较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升约25%（参见经合组织，2012）。这一切，严重破坏公平、削弱自由²⁸、瓦解共同体。

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者肩负着弗里德曼1982年为右翼设定、却适用于左翼的使命。英国社会主义长期陷入停滞，科恩（1995a）对左翼提出严厉批评：左翼为迎合所谓现实，不断在理论上妥协——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局部改良，但坚决反对“仅致力于消除现有制度的负面影响，而不尝试改变制度本身”（科恩，2000b，第72页）。科恩呼应弗里德曼，指出20世纪80年代右翼意识形态的成功，核心源于诺齐克、哈耶克等理论家坚守根本、毫不妥协：

“右翼政客与活动家能坚定推行看似温和的右翼政策，源于其背后深刻、根本的理论信念——信念越深，立场越坚定；而深刻信念，源于那些根本、短期内难以实践的理论。”（科恩，2011，第212-213页）

由此可见，科恩对（脱离现实的）根本原则的坚守，并非空想——相较于那些为迎合现实、稀释根本原则的“务实派”，他的理论更具现实意义。科恩认为，左翼思想要重获感召力，必须回归核心信念：

“那些看似遥远、短期内难以实现的社会主义根本价值，恰恰是我们捍卫现有成果、夺回失地的思想武器。”（科恩，2011，第213页）

科恩的规范政治哲学，正是对这一遥远理想的真诚构想——不再确信理想必然实现，而是坚定捍卫其应然性，依托严谨的方法论与伦理承诺构建理论。在历史不再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者的使命，是捍卫每一份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成果、夺回每一寸失去的阵地；而科恩的社会主义理论、政治思想与实践主张，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了思想、论据与灵感²⁹。更重要的是，他毕生坚信人类完全解放既是值得追求、也是可实现的，这份信念，为社会主义者带来信心与审慎乐观：

“如今的不平等程度，远低于一百年前。彼时，仅有少数激进分子主张普选权，多数人认为这一想法危险、不切实际；如今，普选权已成现实——我们实现了政治民主，却尚未实现经济民主。我们尚未共享物质资源，多数人认为这一想法不切实际，但我坚信，经济民主的时代终将到来。社会不会永远分裂为资源掌控者与仅能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实现经济民主，需要深入思考制度设计，更需要不懈斗争——反抗特权、反抗权力。道路艰难，但正如如今无人为奴隶制辩护，终有一天，无人能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社会模式辩护。”（科恩，1986）

脚注

1  例如，相关组织形式是否为“一人一票”制，仍是一个开放问题。

2  科恩对第二个前提的反驳，指责米勒在应得的比较性与非比较性维度之间偷换概念（参见第三章“正义的结构”一节）。

3  关于科恩剥削观的发展脉络概述，参见第四章。

4  关于“正义的”与“可取”这两个谓词的区分讨论，参见科恩（2011），第225-236页。

5  罗默（1994）与施韦卡特（1996, 2002）近期构建了详尽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罗默式社会主义实现了个人对生产资料份额的平等分配，施韦卡特式社会主义则赋予工人合作社所有成员对生产资料管理的平等话语权，二者都（或多或少）实现了可转让资源的平等化。但假设，例如，合作社中更有天赋的成员在发展过程中系统性地比他人赚更多钱，会发生什么？与科恩不同，也与罗默不同，施韦卡特认为这种不平等并非不正义。但由此产生的资源与权力差异，几乎无法与施韦卡特式经济民主相容。卡伦斯式市场社会主义则解决了这一不平等形式，在这一点上更具吸引力。

6  这大致就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而非马克思本人）所称的“简单商品生产”。

7  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区别，既不在于私有财产，也不在于利润动机：以上所有要素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存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只有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才补足了充分条件的集合。

8  关于商品化之恶的更生动描述，参见马克思（1976），第799页。

9  正如科恩所言：“只要人们不再一心逐利，就会扰乱市场的配置功能”（科恩1989b，第26a页）。

10  我已在第四章讨论过这一点，并在弗鲁萨利斯（2013）中进行了更详尽的阐述。

11  她行事谨慎、胆怯、畏缩不前，如同一个将自己的皮囊拿到市场上售卖、除了被鞣制之外别无期待的人（马克思1976，第280页）。即便工人被保证能和他人赚得一样多，甚至确实活得和他人一样好，其自尊仍会受到威胁。任何仅关注分配的观点，都必然会忽视这一关系性的关切维度。

12  这个问题是希勒尔·施泰纳在我介绍这一反驳时提出的。

13  “可以说，市场是一个难以逃脱的赌场……”（科恩2009a，第33页）。可以补充的是，这个赌场建在一艘大船上，并严格奉行恐惧与贪婪的准则。那些在赌博中脸上未流露出恐惧与贪婪的人，会被直接抛入大海。

14  我在这里转述密尔（1869，第66页）的观点，他描述的是父权制家庭背景下“上位者与依附者”的关系。但他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古代奴隶制，也适用于当代雇佣关系。

15  具有这种倾向的体系之所以糟糕，可能是因为这种倾向本身是坏的，也可能是因为其背后的依据本身就是坏的。我认为科恩同时主张这两点：这种倾向本身是坏的，而它的存在也证明了其背后存在某种坏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倾向的依据是客观的依赖关系，而这些关系本身是由劳动力的商品化所构成的。

16  科恩否认去商品化是共同体互惠的充分条件。科恩（2009a）的第四节专门探讨了是否有可能使用一种道德上优于市场的社会技术，在共同体互惠的基础上，产生一个合理高效且平等的经济。他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这种技术是否会出现——这带来了（只是略微令人鼓舞的）结果：我们现在知道，这种技术永远不会出现，这是错误的。而且，因为“任何市场，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也是一种掠夺体系”，所以我们不应该放弃“超越掠夺的尝试”（科恩2009a，第82页）。

17  自由行动与自主行动之间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真信念与知识之间的区别。只有当你出于正确的理由相信p时，你才真正知道p；同样，只有当你出于正确的理由做φ时，你才是自主地做φ。

18  科恩（1988）并未为（4）的概念完整性辩护。他所关心的只是表明，不被强迫做φ与（1）和（2）是相容的，甚至是（1）和（2）所要求的。但（4）为真的可能性，似乎可以从自主行动的条件中推导出来（参见上两段引述的科恩语录的最后一句）。

19  关于马克思思想中自我知识主题的讨论，参见科恩关于马克思的讲座，该讲座重印为科恩（2000b）的第3章和第5章。

20  有些人甚至声称，这种遗漏使这些理论及其含义变得不民主、毫无根据，是一个与孕育它的制度一样古老的反动童话。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要进行广泛的驳斥，参见巴利巴尔（1977）、德雷珀（1987）和吉尔伯特（1981）。

21  内格尔认为，当从（6）开始的上升过程未能实现时，就会出现“性倒错”。例如，自恋和窥淫癖发生在A阻碍或对（6）及之后的上升过程无动于衷时：窥淫癖者不希望成为他人欲望的对象，更不希望成为该欲望的化身。施虐狂和受虐狂则发生在（7）或（8）未能实现时，依此类推。

22  这与成功的性关系或音乐关系中纯粹局部的互惠认知形成对比。

23  这一点可能是错误的。蓬勃发展的性关系并不预设性工具的丰富（即使如弗洛伊德所说，人是“多形态反常的”）。类似的情况也普遍适用于社会关系。

24  当你知道一项共同活动的发生是出于“错误的理由”时，你很难真正享受它。回到卖淫的例子，妓女的行为不受约束，通常会对客户的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事实上也会影响客户与她发生性行为的自由（而不向自己隐瞒这一基本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妓女的不自由使客户也不自由。当然，有些人确实会和妓女发生性关系，而且其中一些人无疑会享受。但这种享受通常只能通过调动大量的自我欺骗来实现。如果科恩是对的，那么资本主义制度既普遍化了卖淫的一般形式，也普遍化了再生产它所需的自我欺骗（参见，例如，杰弗里斯2009）。

25  这表明了一系列与民主不同的关切，这些关切使计划成为可取的。当然，民主计划有可能是实现互惠认知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任何为反对市场而提出的、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合理论证，似乎都要求民主，因为这是使友谊纽带透明的唯一方式。但目标本身不是民主本身。相反，它是个体在与他人的共同体中蓬勃发展的实现。

26  值得注意的是，交互认知与罗尔斯（1971）对“良序社会”的一种解释有很强的家族相似性。

27  科恩（1978）认为，仅靠经济计划就有可能为绝大多数人显著扩大自由王国的范围。它通过消除“资本主义特有的矛盾”，即偏向工具、反对闲暇的倾向来实现这一点。参见第一章“对首要性的论证”一节。

28  事实上，它们似乎证实了弗里德曼著作的标题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说法这一观点。关于科恩认为它是矛盾说法的论证，参见第二章“不自由与私有财产”一节。

29  科恩并未积极参与政党政治。但他确实撰写了几份小册子，包括1995年的《社会主义更新》。在其中，他反对删除工党章程第四条中的公有制条款（科恩1995b）。布莱尔修订第四条后，他退出了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