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素芳:我们四代人和义乌的六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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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拿生姜糖换鸡毛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的孙女会在第六代国际商贸城里开出一间有白孔雀的店,做自己的银饰品牌。我父亲办下当时义乌最后一家电镀厂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他的外孙女会从互联网大厂辞职回来,用一个晚上设计出上了春晚的义乌文旅爆款。
我是朱素芳,做饰品生意快三十年了。往前数,在义乌市场做生意,我爷爷是第一代,我父亲是第二代,我是第三代,我女儿是第四代。很巧,四代人,刚好串起义乌市场从无到有、发展至今的整部历史。有时候我自己想想,都觉得这缘分挺奇妙的。

我对爷爷的记忆其实很模糊,只有朦胧几个片段。大概五六岁的时候,隐隐约约知道他总时不时要去福建、去安徽,挑着担子出门,个把月才能回来。后来,听父母多次说起,我才慢慢拼凑出这个故事的全貌:爷爷在家里熬好生姜糖,挑出去走街串巷,用糖换农民家里的鸡毛,再把收来的鸡毛转卖掉,赚的就是这点差价。这就是义乌人说的“鸡毛换糖”——义乌市场最原始的起点。
我读小学的时候,父母就到县城做生意了。最早是去广州进铜戒指的配件,回来在上面粘猫眼、粘钻,加工成成品,拿到新马路菜场去卖。那个菜场的摊位我到现在还记得,是水泥浇的台面,铺一块木板,再盖一层布,货就摆在上面。那时候还没有国际商贸城,没有篁园市场,新马路市场是那时义乌最早的“市场”。
我父亲还卖过袜子、摩托车牌照、领带夹,宗旨就是什么赚钱卖什么。后来想开电镀厂,是因为我们的领带夹总要运到温州、广州去电镀,实在麻烦,成本也高。刚好,他在温州认识一个懂技术的朋友,两人一合计,干脆在义乌办了一个电镀厂。那年,我19岁。
我父亲很开明,说这个厂是他与我姐姐、我一起办的,我们都有股份。我也“不得不”到店里帮忙,当时主要负责在前台点数,耳环、戒指、发卡……我们三四个小姑娘一天要点十几万二十万件货,我都练出了一把抓十个的本事。
干了大半年,天天摸着这些珠宝首饰,越看越喜欢。女孩子嘛,对这些东西天然着迷。我和父亲说,我不想在厂里继续点数了,我要出去自己开店创业。
我父亲还是很开明的,说“让我自己去闯”。那时候,父亲在篁园市场还有个摊位,但我不想摆摊,坚持想开个店面。十九岁的姑娘,野心不小,父亲也宽和,给了我6000多(元),让我去市场路租了一间店面。
起步其实很顺。毕竟家里本来就在做饰品,既有资源、也有货源。
义乌是一个“有鱼的地方”,有大量的客户群体,只要产品合适、价格合适,总有生意。在义乌市场这些年,我没有亏过钱。再加上我这个人性格特别倔,“明天要交货,我今天做到天亮也会给你做出来”,只要给我一条缝,我就能走出一条阳光大道来。凭着这股劲,我的生意是越做越好。

2007年到2015年,我做外贸链条,主要出口巴西、巴基斯坦、土耳其。链条生意利润很薄,一条赚几分钱,但走量极大,工厂养了几百个工人。有自己的电镀厂,成本控制得比别人好,生意自然非常好。
但是,那时候太顺了,也太年轻,对管理完全没有概念。我特别信任我们当时的厂长,把客户资源、收款账号、交货流程全交给他管,自己只负责在店里接单,谁料到,2013年的一天,他忽然背叛了我,挖走了所有工人、带走了所有客户。
那时候,我几乎是绝望的,甚至想以后再也不做生意了。但缓过来之后,我告诉自己,这件事是老天在给我上课。
痛定思痛,我决定把链条生意全部砍掉,转型做银饰。其实,也不是说我在链条上没办法赚钱了,只是我需要一次重新洗牌。
银饰投资门槛高,必须全现金流,当时义乌做的人很少。我手上是有钱,但一个客户都没有,等于从零开始。我告诉自己,心态放平,一天进账十几二十万已经是过去,现在一天进账一两千也是好的趋势。慢慢来。没曾想,半年就做起量来了。
银饰的市场需求一直在那里,我只要扎进去,很快就能接住。

只是,刚开始做银饰时,也还是老思路,总觉得把货做好、价格公道、客人认我就够了,也没有品牌意识。这个反而是我女儿教给我的。
我们在2018年就开始尝试接触直播带货,但因为没有品牌,没有议价权,我们被压榨得很狠。那时候,女儿在读大学,但已经给我们传授了不少新知识,我也慢慢有了品牌意识。
不过,我们真正做品牌,也是在我女儿回到义乌市场之后。她从前在上海的互联网大厂做实习设计师,但生活成本高、工资低,入不敷出,我慢慢劝她,“你在那里学本事是好的,但最终还是要回来。义乌是一个能给你面包,也能让你的理想落地的地方”。
她被我说服了。
但是,回来的第一年,她其实很不适应,也很痛苦。我们理念完全不一样,她是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东西很前卫,很另类,我是觉得好看的,但市场上没有几个客人能接受。我要养工厂,几百个工人等着开工,她的货一个月卖不了几个,怎么办?她说,“妈妈我要做品牌,我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光她自己喜欢没有用,我要的是在一二三线城市都能卖的货,中部腰部客户都要接,外贸单也要做。
吵得最凶的时候,我也怕她又跑回上海去。我想,让她单独开一个店,自己去闯闯,账目独立,亏一点也没关系。
刚开始,确实也还是不好卖,但我把她的货放在我店里慢慢带,一点一点养客户的审美。就像养花一样,让客人先看习惯了好东西,他们才会愿意为好设计买单。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两三年,客户的审美提上来了,她设计的产品也越来越受到欢迎。
2022年前后,她设计的一款AB款耳环,上下结合、里外嵌套的那种,被我们的一个主播在直播间里带火了。那是她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爆款。
今年,春晚义乌分会场筹备期间,导演团队到六区市场调研,走进我们店,问能不能设计一款义乌文旅产品,一天半就要出稿。我说,“行”。那天晚上我们连夜开会,女儿带着设计师一起想方案,第二天拿出来两款,拿去给导演组看,直接通过。

他们说,怪不得义乌做得这么好,原来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在这里。
这个系列销量特别好。年后开市那天,黑马吊坠甚至直接售罄。
女儿这些年的坚持,终于被看见了。

这几年我越来越感受到,自己老了。不是身体上的老,是一种“市场也在跟着你一起老”的感觉。我们这一辈人再干几年就要退休了,如果下一代不接上来,义乌市场就会出现断档。外地商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真正能让市场持续繁荣的,是我们义乌自己的年轻人。
我现在是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饰品行业商会副会长。其实,我曾经一度也担心时间分配不过来,不想当这个会长。但我又想,我十九岁进市场,在这里赚到了钱,这座城市给了我太多。如果我把头一埋只顾自己赚钱,等我退了市场怎么办?我不能让祖辈、父辈打下的“江山”,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断了。
现在我的核心工作就是“培养二代”。六区市场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商户是二代经营者。这些孩子大多从国外留学回来,见过世界,也带着海外资源和全新理念。他们不想像父母那样坐在从前9平方的摊位里守店,他们要做外贸、做电商、做IP授权、做品牌、做上市。

像是今年6月世界杯的IP授权,已经被一个从英国回来的年轻人拿下了。他跑来跟我说,“素芳姐,你家的项链也可以做啊”。我说“可以啊,我去打版”。
我儿子现在在美国,在全美排名第一的设计学院学珠宝设计。他的同学都是给香奈儿、迪奥做打样设计的人。他跟我说,“妈妈,我毕业回来要从零开始做品牌,把你现在的东西全部清空”。我说,“好,你来”。他说他随便在小红书、抖音发个视频就几十万流量,我说那你有本事。他要赚外国人的钱,说把外国人的钱赚回来才算本事。
我很欣慰。这些孩子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会用两只手做,他们是用脑子在做。他们对未来,对要的东西,比我们更明确,也更敢要。
如果让我大胆猜一下第七代义乌市场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一定是面向全球更加开放的跨境市场。毕竟,我们这里100个二代里,有80个是海归,他们的目光从一开始就盯着海外。
我想,未来,一定会有更多中国品牌从义乌出圈卖到全世界,义乌也会生长出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
今年,是义乌发展经验提出20周年,“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我一开始也不理解,但想了想,觉得“莫名其妙”这个词特别准确。外人看义乌,是莫名其妙地发展起来的——不靠海、不靠边、没有特区政策,凭什么?但只有我们义乌人自己知道,那是从我爷爷那一代人开始,挑着扁担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我父亲那一代人,跑到广州进配件、跑到温州学电镀,一点一点攒出来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被坑过、被骗过、从头再来过,硬扛过来的。外人看见的是“无中生有”,我们凭借的是“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爷爷的使命是走出去,父亲的使命是扎下根,我的使命是把品牌立起来。而下一代人的使命,是让义乌产品变成中国品牌,卖到全世界。
我很期待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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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浙商》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艳霄
编辑|施晓艳
审核|崔妍
监制|冯永明 黄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