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面来风】据说一篇文章吓坏了市场;吉林,一年出生人口只有7.1万;特朗普构想的世界

据说一篇文章吓坏了市场

据说一篇文章吓坏了市场【我觉得不太可能，只是凑巧碰上了】。2026年5月20日发表在纽约联储官网上的文章《人工智能的宏观经济挑战与前景》（AI’s Macroeconomic Challenges and Promises），作者是纽约联储银行研究与统计组的金融研究经济学家Simone Lenzu。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人工智能（AI）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充满了短期阵痛与长期前景之间的深刻矛盾。文章系统分析了AI通过三大传导渠道重塑经济与货币政策，构建了一个分析AI宏观经济影响的框架，并指出了当前“期望与现实脱节”所带来的关键风险。

三大传导渠道：AI重塑宏观经济的路径。文章认为AI主要通过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渠道作用于经济：通胀动态：AI短期内会因巨额投资（如2025年主要AI公司承诺投入约3000亿美元）推高芯片、能源等上游成本，导致短期通胀压力；其长期生产力效益（即“J曲线”效应）需要时间才能显现。

结构性转型：AI是带来一次性的“水平跃升”还是持久的“增长加速”，将长期影响经济的潜在产出和自然利率（r*）。AI效益若集中（赢家通吃），则可能抑制长期增长所需的多样化研究。

金融稳定：科技公司正从依赖留存收益转向大规模融资（如2025年底发行超1000亿美元新债及复杂的表外融资），形成基于尚未实现的AI回报的巨大债务泡沫，一旦预期逆转，风险将迅速传染。面临的挑战：一个“离心式困境”。三大渠道的互动形成了一个“离心式困境”：短期成本推高通胀与未来高增长的预期并存，推高资产估值并刺激当前支出，而金融系统又高度暴露于尚未兑现的回报上。这可能导致高通胀刺破资产泡沫，引发金融压力，而此时供给侧的效益却尚未到来，令政策应对进退两难。文章指出，AI正在动摇货币政策的两个传统基石：

“长期且多变的时滞”失效：AI的采用会重塑货币政策的传导时滞，一些环节（如信息传递）加快，另一些（如供给侧调整）则显著拉长，打乱了历史模型的经验。

“周期与结构”界限模糊：快速的技术变革让决策者难以区分经济波动是源于需求过热还是潜在增速提升，因为二者数据表现一致，容易导致政策失误。文章将当前AI热潮与1990年代互联网繁荣对比，指出潜在风险：即使格林斯潘当时押注技术提升生产力被证明正确，也未能阻止随后的互联网泡沫破裂。这警示，即使AI最终能提升生产力，其发展路径也可能因金融泡沫而充满坎坷（来自夏春财经智识的微博）。

吉林，一年出生人口只有7.1万

4月27日，吉林省统计局发布《吉林省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省总人口为2296.69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1534.8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83％，比上年末提高1.07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7.10万人，出生率为3.08‰；死亡人口21.80万人，死亡率为9.45‰；自然增长率为－6.37‰。人口性别比为99.05（以女性为100）。

而《吉林省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末全省总人口为2317.31万人，比上年减少22.1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70万人，死亡人口21.00万人。人口性别比为99.27（以女性为100）。可见，与2024年相比，2025年吉林省常住人口减少20.62万人；出生人口减少2.6万人，降幅达26.8%。

随着吉林省公布2025年人口数据，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2025年人口数据，在已公布2025年出生人口数据的30个省份中，吉林省出生人口下降幅度才是最大的。

2025年吉林省出生率只有3.08‰，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5.63‰）。

在性别结构方面，吉林省人口性别比只有99.05，意味着每100名女性对应约99名男性，是全国少有的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的几个省份之一。这与吉林省老龄化程度较高有关。2025年吉林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29.69%（全国为23%），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20.50%（全国为15.9%）。由于女性平均寿命高于男性，所以吉林省人口女多男少就不奇怪了。

吉林省人口减少，是长期低生育率和人口外流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2025年为例，吉林省出生人口7.10万人，死亡人口21.80万人，可知自然减少14.7万人。由于常住人口减少20.62万人，可知人口净流出5.92万人。因此，2025年吉林省常住人口减少的第一位原因是自然减少，第二位原因是人口净流出。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30，而吉林省总和生育率只有0.88，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名倒数第四位，仅略高于上海、北京和黑龙江（何亚福《吉林省才是2025年出生人口降幅最大的省份》）。

特朗普构想的世界

战后美国的霸权形态嫁接和传承了世界帝国史上的维京—英国传统。这种霸权根植于广泛散布的军事基地和盟友体系，依托于对金融体系和贸易网络的垄断，壮大于多种族的意识形态共同体的建构。它高度依赖国际制度和文化等“软权力”网络，通过金融权力和市场优势收取隐性贡赋，对其他国家采取形式上平等的间接控制。

二战后，美国依托对欧洲和日本的军事占领和压倒性的工业优势，在西方阵营内建立了一整套国际制度和意识形态霸权体系。冷战结束后，美国又通过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扩张、意识形态输出和一系列政权更迭战争，将这套网状霸权扩展到全球。

特朗普主义放弃了这一传统，转向中后期罗马帝国的传统。它更注重对连续而非点状的势力范围的主权式、绝对排他的控制，对资源和贡赋的强制征收，对附庸国霸凌驱使，对非附庸则打击和交易并举。

特朗普新帝国主义地缘安全战略的形态，是以本土为中心，由近及远、分层控制、控制力度层层递减的同心圆。

在这一战略构想中，西半球是后院。美国在西半球各国扶植亲美政党代理人直接掌控政权，建立新地区军事同盟，建立对西半球战略资源、战略要地、市场的排他控制，排除“非西半球竞争对手”的影响力。

欧洲是亟待改造的附庸。在特朗普政府看来，欧洲基督教文明面临跨国机构、低出生率、非西方移民和“觉醒”政策的威胁，欧洲左翼政府无法自我改革以摆脱危机。美国要支持中东欧的“健康国家”，帮助欧洲“修正发展轨迹”。

在西半球和欧洲以外，对中东、非洲、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美国不再无差别地实施民主推广、意识形态渗透、软实力建设和政权更迭等政策，无意对其建立全面控制，而是采取更为务实的交易型政策。

在特朗普主义的构想中，这些地区处于美国、中国、俄罗斯之间的“中间地带”。美国的利益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利用“中间地带”国家的自主性和多样性，防止“敌对势力”支配这些地区。

对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准同侪国家”（near-peers），特朗普主义承认两国都有“超常影响力”，避免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但对两国态度有明显区别。特朗普在对俄缓和关系、调停乌克兰危机过程中，更倾向于默认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东欧和中亚国家的特殊影响力和“势力范围”，并强调美俄在开发俄国内和欧亚地区资源上的共同利益（唐杰《给特朗普号脉, 我诊出美国三大续命战略的极致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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