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牲畜市场，大而无当，松散异常，整个北门之外，县河之滨的石盖上、土滩上都是。不逢集时这里不要说人了，连狗也没有一条，鸟也不来一只，只在刚散集的那天下午或第二天早上，附近村里的拾粪老汉挽着筐儿，提着铲儿转悠着拾一会粪。

（说起来也可怜，这里的粪也不是什么好粪，牛马骡驴都是粗肠子牲灵，吃进去是草，拉下的只能是草渣，雨水一淋，太阳一晒，就什么也不是了，肥力连三伏天路上的熟化土也不如。除了压个冬菠菜，护个韭黄畦，再没多大用处。）

    但一到遇集，这里就红盛起来了，全县以至周围邻县要出售的大牲畜都在这里云集。总是牛一摊子，马和毛驴一摊子，骡子单另一摊子。摊子的分类倒不是人们的刻意安排，而是牲畜的自觉选择；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畜以类聚”而已。

　　几乎每一个集头，牲畜们都会在这里进行一场生命的深呼吸。不论是公畜还是母畜，不管是龄高还是齿嫩，在这干河滩里，都能找到相对的最爱和有限的愉悦。这愉悦限度不依牲畜的愿望而转移，而依它们主人的意志作边界。

　　人们，特别是母畜的主人们，在干预牲畜的交往范围和程度方面，采用一种赤祼祼的利已主义政策：有利于他们的就允许，不利于他们的就禁止，和他们关系不大的就听之任之。

他们允许甚至希望受过专业培养的公马或者公驴和自己的母驴或母马以任何方式相处，并乐意接受其相处的后果。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出的知性和豁达，可以和任何鼓吹本能自由的人们媲美。原因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可能给他们带来一头骡驹子的礼物，仅有的区别只在是驴骡还是马骡。与之同时，他们却坚决禁止那些非专职的公驴或公马和自己的母畜交配，这时，他们又像秦腔戏《三滴血》中的县官晋信书那样，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职称至上论”者了。他们虽然不懂得更多的遗传理论，但却有太多“老母猪下儿子——一茬不如一茬”体验。　　

当然他们也有放手的时候，例如无论毛驴还是马，相互变工啃脖子的事他们就不管，聚在小土滩上打滚的事他们也不管，甚至在石盖上相互追逐，相互嗅了对方的尿液，呲开厚厚的嘴唇，露出黄拉拉的牙齿，朝着高天和白云作怪相，他们竟然也不管。完全是一副与畜同乐的开通面孔。

至于牛和骡子，本身的事情就不多。牛是一种看上去达观，骨子里愚蠢，看起来好像对什么也无所谓，实际上却是什么也不追求的低智商牲畜。它们一辈子除过干活外，其余的时间都“猫吃糖瓜——只在嘴上搔”。此时，它们正安静地卧在那里，半闭着眼睛反刍。除了溢着白沫的嘴巴外，身体的其它部位基本上不大动弹，只有耳朵尖儿和尾巴稍儿，隔半天扬一下，半是在驱逐蚊蝇，半是在向这个世界证明它们是个活物，不是个尸体！

倒是骡子摊上有时会有点动静，有的用前蹄刨土，有的用后蹄尥蹶，有的甚至在众目睽睽下，“克叉马也”地作出些刺激性强烈的动作来。但所有的人对它们都采取宽容的态度，会说：可怜的牲灵，活成这样了心还不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