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synergies and conflicts in climate policy mixes

刊物来源：Nature climate change

作者信息：Libo Wu, Guolei Liu, Zhihao Huang, Jing Meng  & Yang Zhou 

通讯机构：School of Data Scienc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38/s41558-026-02574-4

碳定价是最有效的气候减缓工具之一，但其如何与其他气候政策相互作用并影响政策效果仍不明确。本研究整合了涵盖100多个国家、超10000 项气候政策的最全面气候政策数据集，对这类政策交互效应进行量化分析。我们采用合成控制法开展政策效果评估，构建全球气候政策指数以反映不同政策设计，并针对政策交互开展跨国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历史平均价格与覆盖水平下，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与碳税分别使排放强度降低约 15.4% 和 8.5%；这些减排效果显著受政策交互影响，依据市场成熟度与政策强度呈现协同与冲突双重效应。反事实模拟显示，减少此类政策冲突可使碳定价有效性最高提升 22.3%，凸显政策协同性在气候减缓策略中的重要性。

面对全球碳排放持续攀升、气候风险不断加剧的现实，碳定价已被公认为最具成本效益的减碳工具。然而在现实中，碳定价很少单独实施，而是与补贴、监管、信息披露、政府投入等政策叠加运行。政策之间究竟是协同增效，还是相互冲突、削弱效果，长期以来缺乏全球范围内的系统证据。

为此，研究基于全球100多个国家、超10000项气候政策的大规模数据，首次对气候政策组合的协同与冲突效应开展跨国量化评估。研究通过合成控制法、政策指数构建与反事实模拟，系统揭示了碳市场与碳税的真实减排效果，以及不同政策组合如何决定最终成效。研究结论不仅填补了全球气候政策交互研究的空白，更为各国优化政策设计、提升减碳效率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政策互动方面，研究阐释了碳定价与四类配套政策的作用机理：补贴类政策可直接推动低碳转型，但会降低配额需求、压低市场价格，扭曲碳价信号并削弱整体减排激励；监管类政策通过设定强制标准、强化履约约束，弥补碳定价覆盖不足，形成稳定协同；信息类政策通过披露、核查与认证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政策执行效率；政府供给类政策则聚焦低碳研发与公共设施建设，降低转型成本，与碳定价形成互补。不同工具组合会带来增效或抵消的差异化结果。

在市场成熟度方面，研究认为政策互动效果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市场发育阶段动态变化：成熟碳市场（如欧盟ETS）受总量上限约束，与补贴政策冲突更突出；低强度、窄覆盖的初期碳市场，可再生补贴的直接减排效应占优，更易呈现协同。碳税效果则受覆盖范围、收入使用方式影响，多部门低税率碳税与政府供给政策协同更强。这一理论清晰解释了相同政策组合在不同国家效果差异显著的内在原因。

1.采用合成控制法估算碳定价净效应。将实施碳税或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国家作为处理组，从未实施碳定价的国家中筛选合成对照组，精准拟合各国在未实施碳定价情景下的排放强度趋势，从而剥离出碳定价本身的减排效果，有效克服传统计量方法中对照组选择偏误与政策内生性问题。

2.构建全球气候政策指数实现跨国可比。分别设计碳定价政策指数与基础政策指数，综合纳入政策价格、覆盖范围、实施强度、法律效力与管辖层级等关键维度，对补贴、监管、信息、政府供给四类政策进行统一量化，解决各国政策体系差异大、难以横向比较的难题。

3.通过交互效应回归模型识别协同与冲突，并开展反事实模拟。以合成控制法得到的减排效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碳定价与其他政策的交互作用；进一步设置多梯度冲突降低情景，量化政策协调带来的减排提升潜力，并为未实施碳定价的国家模拟最优政策选择，实现从效应识别到决策支撑的完整闭环。

研究通过合成控制法，对比了各国在实施碳定价政策前后的排放路径。多数国家的排放强度在政策实施后显著低于反事实情景，证明了碳定价的有效性。图1展示了回归结果，ETS（b组）整体效果更优，多数国家的减排幅度更大，平均使排放强度降低约15.4%。碳税（a组）效果分化，部分国家（如智利、墨西哥）效果显著，但整体平均减排幅度约为8.5%，低于 ETS。此外，跨国异质性明显，即使是同类型政策，不同国家的效果差异巨大。这正是后续研究 “政策协同/冲突” 效应的动机——碳定价的成败，高度依赖于它与其他配套的政策。

图 1  碳定价政策对各国碳排放强度的净效应（合成控制法结果）

(a) 碳税实施国；(b) 碳排放交易体系（ETS）实施国。纵轴为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的对数值（log [CO₂ emission intensity, tonnes per US$1000 GDP]），数值越低代表排放强度越低；横轴为年份。蓝色实线为真实国家的实际排放强度趋势；红色虚线为合成对照组（反事实情景）的排放强度趋势，代表该国未实施碳定价时的排放路径；灰色竖线为碳定价政策的实施年份；黑色箭头标示政策实施后真实排放强度与合成路径的差值，即碳定价带来的额外减排效应。事前阶段（政策实施前）两条线高度重合，表明合成控制模型拟合良好；事后阶段的线差则直观反映了政策的净减排效果。

图2（a）将气候政策分为碳定价、监管、信息、补贴、政府供给五大类，直观呈现了不同工具的全球实施强度——碳定价（尤其是 ETS）、监管标准和能源审计是应用最广泛的工具，说明各国普遍采用 “碳定价 + 非定价政策” 的混合模式。

图2（b）动态展示了1996-2019年碳定价的扩张趋势：碳税稳步推进，而 ETS 在 2005 年后进入爆发式增长，政策覆盖范围持续扩大；碳税价格稳定上升，ETS 价格则因市场机制呈现剧烈波动。这一背景为后续分析 “碳定价与配套政策的协同/冲突效应” 提供了重要现实依据。

图 2 (c) 展示了1996—2019年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四大区域四类基础气候政策的指数与存量变化趋势。从区域差异来看，欧洲的基础政策强度与累计数量均长期处于全球最高水平，监管政策与政府供给政策占据主导，政策体系最为完善；美洲整体保持平稳增长，各类基础政策发展相对均衡；亚洲在2010年之后呈现明显的加速上升态势，政府供给与监管政策扩张最为突出，表现出典型的后发追赶特征；非洲基础政策整体水平偏低，前期增长缓慢，2010年之后才逐步提升，且以政府供给和信息政策为主。从时间趋势上看，全球各区域基础政策均呈持续上升格局，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特征显著，这种跨国与跨区域的政策基础差异，为解释碳定价实施效果的异质性、分析政策组合的协同与冲突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背景。

图 2  全球气候减缓政策工具分类与碳定价政策时间趋势

(a) 气候政策工具的分类与全球平均标准化强度。政策被划分为碳定价（Carbon pricing，含碳税与 ETS）及四类基础政策工具：监管政策（Regulatory policy）、信息政策（Information policy）、补贴政策（Subsidy policy）和政府供给政策（Government provision）。条形高度代表各类工具的全球平均实施强度。

(b) 1996–2019年全球碳定价政策的动态变化。左图为碳定价政策存量（Policy stock），中图为排放覆盖范围（Coverage），右图为碳价水平（Price）；蓝色线代表碳税（Carbon tax），紫色线代表碳排放交易体系（ETS），指数均基于全球各国政策数据标准化构建。

(c) 展示了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四大区域的基础政策（非碳定价工具）变化。上排为基础政策指数（Basic policy index），下排为基础政策存量（Basic policy stock）。不同颜色线条分别代表四类基础政策工具：监管政策（橙色）、信息政策（蓝绿色）、补贴政策（粉色）和政府供给政策（棕色）。

图3（a-e）通过事件研究法，对比了不同类型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减排效应。结果显示，欧盟 ETS、总量型 ETS 和强度型 ETS 均实现了显著减排，其中强度型 ETS 的额外减排幅度最高，达 15.29%；而高强度 ETS 的效果反而最弱，仅 3.42%，低强度 ETS 则通过与配套政策协同实现了 11.41% 的减排。这说明碳定价的效果并非单纯由碳价高低决定，更关键的是制度设计与政策组合的协同性，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需要适配不同的碳市场模式，而非简单复制高强度市场经验。

图 3 (f-j) 进一步分解了不同类型 ETS 与配套政策工具的交互效应，揭示了政策协同与冲突的内在机制。结果显示：欧盟ETS（f）中，与补贴政策的交互（+5.26%）呈现正向协同效应，而与监管、信息、政府供给政策的交互均表现为负向冲突效应，总效应使减排量减少 3.28%，反映了欧盟 ETS 面临的政策冲突问题；总量型ETS（g）中，与补贴、监管、信息政策的交互均为正向协同，仅政府供给政策的交互带来显著减排增益（-15.62%），总效应为负向冲突（-1.59%）。整体来看，不同类型 ETS 与配套政策的交互效应存在显著差异：补贴政策在高强度ETS中易引发冲突，而在总量型、强度型 ETS 中可发挥协同作用；政府供给政策对多数ETS均表现为正向协同，是提升碳定价效果的关键支撑；监管与信息政策的交互效应则随ETS类型呈现分化特征。

图 3  不同类型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减排效应事件研究与交互效应分解

(a-e)对比了不同设计类型与实施强度的 ETS 实施前后的碳排放强度变化。横轴为政策实施相对年份，纵轴为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红色实线为真实排放强度趋势，蓝色虚线为反事实情景下的排放强度趋势，灰色虚线标示政策实施年份，阴影区域与百分比表示政策实施后真实排放强度相对于反事实情景的额外减排幅度。其中：(a) 欧盟 ETS；(b) 总量型 ETS（不含欧盟 ETS）；(c) 强度型 ETS（不含欧盟 ETS）；(d) 高强度 ETS（不含欧盟 ETS）；(e) 低强度 ETS（不含欧盟 ETS）。

(f-j)分解了碳定价与不同基础政策工具的交互效应对 CO₂减排量的贡献。纵轴为额外 CO₂减排量，正值表示减排效应增强，负值表示减排效应被削弱；条形上方的百分比为相对于基准情景的减排变化率，下方数字为对应的 CO₂减排量变化值。不同颜色条形代表不同政策交互类别：碳税与 ETS 的交互（浅橙色）、与补贴政策的交互（蓝色）、与监管政策的交互（浅橙色）、与信息政策的交互（浅绿色）、与政府供给政策的交互（青绿色），灰色条形为政策交互的总效应。图中分为：(f) 欧盟 ETS；(g) 总量型 ETS（不含欧盟 ETS）；(h) 强度型 ETS（不含欧盟 ETS）；(i) 高强度 ETS（不含欧盟 ETS）；(j) 低强度 ETS（不含欧盟 ETS）。

图 4 通过反事实情景模拟，评估了减少政策冲突对不同类型碳定价政策减排效果的提升潜力。结果显示，所有碳定价政策在减少冲突后均表现出显著的额外减排效应，且减排幅度随冲突减少程度的提高而扩大：低强度 ETS 的提升潜力最大，完全消除冲突后可实现 34.78% 的额外减排，对应减排量达 28.08 GtCO₂；其次是强度型 ETS，额外减排率为 28.03%；低强度碳税的额外减排率为 26.45%，而高强度碳税的提升潜力最小，仅为 15.33%。不同类型政策的提升幅度差异显著，反映出政策冲突对碳定价效果的抑制程度不同：低强度碳定价政策受配套政策冲突的影响更大，消除冲突后能释放出巨大的减排潜力；而高强度碳定价政策的效果提升空间相对有限，说明其减排效果更多受自身制度设计而非政策冲突的限制。

图 4  减少政策冲突情景下的额外减排效应模拟

图中展示了不同类型碳定价政策在减少政策冲突情景下的额外减排潜力。横轴为碳定价政策类型，包括高强度碳税、低强度碳税、欧盟 ETS 实施后的碳税、欧盟 ETS、总量型 ETS、强度型 ETS、高强度 ETS 和低强度 ETS；纵轴为额外减排率，负值越大表示减排幅度越高。不同颜色菱形与误差线代表不同冲突减少情景（-20%、-40%、-60%、-80%、-100%），菱形上方标注的百分比为该情景下的平均额外减排率，括号内数值为对应的额外 CO₂减排量，误差线为 95% 置信区间。

1.碳定价政策整体具有显著减排效应，但效果分化明显

碳税与ETS均能有效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其中ETS平均减排15.4%，碳税平均减排8.5%，但不同国家与政策类型间差异巨大。制度设计特征对减排效果的影响尤为突出：强度型 ETS 的额外减排幅度（15.29%）显著高于总量型ETS，而低强度市场反而通过政策协同实现了比高强度市场更优的减排表现，说明 “碳价高低” 并非决定碳定价效果的唯一因素，政策组合的协同性更为关键。

2.碳定价与配套政策的交互效应是效果分化的核心原因

碳定价并非独立发挥作用，其减排效果高度依赖与非定价政策工具的互动。补贴政策在总量型、强度型ETS中可发挥协同作用，但在高强度碳市场中易引发冲突，削弱减排激励；政府供给政策对各类碳定价均表现为正向协同，是提升碳定价效果的重要支撑；监管与信息政策的效应则随碳定价类型呈现分化，在成熟市场中协同效应显著，在初期市场中易出现执行偏差。这种 “协同-冲突” 机制，正是解释为何相同碳定价政策在不同国家效果迥异的关键。

3.减少政策冲突是提升碳定价减排效率的关键路径

反事实情景模拟结果表明，消除政策冲突可显著提升碳定价的减排潜力，尤其对低强度碳定价政策而言，完全消除冲突后可实现最高34.78% 的额外减排，释放出巨大的政策红利。这说明当前碳定价的减排潜力尚未被充分发挥，政策工具间的冲突是制约其效果的重要瓶颈，通过优化政策组合、消除工具重叠与信号矛盾，是成本效益比极高的减碳途径。

4.碳定价政策的设计需与本国政策基础相适配，避免 “一刀切” 模式

不同区域的政策基础差异巨大：欧洲以 “强监管+高供给” 模式支撑碳定价，亚洲通过 “政府供给+监管” 的后发追赶模式推动转型，非洲则因基础政策薄弱限制了碳定价的实施效果。这表明碳定价政策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治理能力、产业结构与政策基础，工业化阶段的经济体更适合强度型ETS，成熟经济体可采用总量控制模式，而非简单复制发达国家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