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航天、脑机接口、智能机器人、AI大模型……这些站在科技金字塔尖的前沿技术，让资深前辈们心潮澎湃。长久以来，我们总强调人口红利与庞大市场，但现实是，我们的产业制造能力早已超越了国内市场的消化能力，这解释了为何我们常年保持贸易顺差——市场优势论在全球语境下并不完全适用，否则无法解释出口持续大于进口的现象。

当下，国家战略重心已转向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强调核心技术自主可控，避免被”卡脖子”。为此，国家集中资源，优先在二十个关键高科技领域发力。然而，这一战略转型主要依托国有企业与体制内单位，多数民营企业尚未完成思维转变。于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民间企业仍在为开发一款被市场认可的产品绞尽脑汁，或陷入价格战的泥潭，在有限的市场空间中激烈厮杀。不少企业最终因监管收紧或市场饱和而折戟沉沙，裁员、倒闭成为常态。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手握大量专项基金，热衷于投资那些包装精美的PPT项目。去年，某新兴领域投入高达千亿，实际产出却寥寥无几。但这些由院士或头衔显赫的专家领衔的企业，估值却动辄翻百倍，融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都显得轻而易举。体制内或准体制内企业无需费心论证市场潜力，只需抛出一个宏大的数字即可——毕竟这是国家认定的战略方向，无人敢质疑其市场前景。它们只需证明自己能够”胜出”，产品的展示效果远比市场接受度更重要。企业能否成功，或能否从民间转型为体制内，关键在于领导的认可而非市场的选择。只要产品展示得当，获得领导首肯，资金便会源源不断。这便是当下的核心竞争力。理解了这一逻辑，便不难明白为何市场化企业近年来频繁呼喊”生存艰难”——当时代已不再青睐市场机制，却仍在盲目内卷，失败似乎成了必然。

过去几十年，民营企业凭借对市场的敏锐洞察，通过市场化融资、试错，依托设计、生产或服务的规模化、标准化能力，构建起市场核心竞争力。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当市场被无处不在的监管壁垒逐渐封闭，剩余的空间变得狭小，如同干涸的池塘，众多企业只能通过恶性竞争求生存。

相比之下，体制内的运作模式截然不同。紧跟领导步伐，紧贴政策导向，市场需求变得次要。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于，无需担忧市场问题，只需紧跟政策，市场便可被”创造”出来。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初期成本高昂、性能欠佳，但通过免除养路费、取消摇号、不限行、提供高额补贴等政策组合拳，强制推动运营机构采购，从而”制造”出了市场需求。

因此，近年来我最钦佩的仍是浙江的商人。在市场主导的时代，他们将产业链延伸至乡村，电商、线上商业、金融等领域全面开花。如今，当时代再次转向计划主导，他们依然能够迅速适应，在科技展示、PPT包装等方面同样游刃有余，这种适应能力堪称天下无双。

新时代已然来临，许多企业主和基层管理者仍将学习使用AI、掌握智能问答工具视为新质生产力的体现。然而，他们未能领悟，真正的心智生产力在于准确解读政策导向，紧跟官方媒体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