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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大宗现货平台怎么演进?
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大宗现货平台怎么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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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万达集团,想到大连实德,又想到赫赫有名的大商集团,然后怎么的就又联想起大商所,这大商集团和大商所肯定是没有关系啊,但是都发端于国际上看好、国内非常有名气的北方重要港口城市、港口旅游城市、港口发展起来的航运大宗平台聚集之地——大连。
于是,周日,花俩小时写了如下,形成如下有关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大宗现货交易平台的思考:
一、关系
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大宗商品现货平台,说起来都是大,但大宗现货平台本质是小市场,但是全国统一大市场伟大工程中的行业垂直小市场(也有一些区域性或省域综合性大商平台,运营情况不是很好)本质上是“生态土壤”与“核心载体”的共生关系。大市场建设是为了打破地方保护与区域割据,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而大宗现货平台则是这一宏大工程在实体产业中的中观建设模块。没有统一大市场作为蓝图支撑,现货平台只能困于“一地一价”的孤岛;反之,缺乏高效、合规的现货平台,统一大市场在要素流通环节就会面临更大的梗阻。
当前大宗现货平台的生态,呈现出“规模庞大但结构松散”的矛盾特征。从类型上看,市场主要由产业电商平台与各地现货交易中心构成。据权威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产业电商市场规模突破35.72万亿元,其中大宗电商交易额达28.23万亿元,占比高达79%。看来各地现货交易中心有些式微了,可越是市场不投靠政策,越是市场需要政策服务的时候。就比如现在,各地对“交易中心”等字眼,严加审核,抓的死板,叫交易中心也往往不好过,而往往这些交易中心也都是国有属性,在大市场建设中有些偏离“市场”主线。
首当其冲的是监管尺度的缺失与顶层设计尤其是法律规章的滞后。长期以来,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处于“九龙治水”的尴尬境地。尽管商务部等部门多次发文鼓励模式创新,但在实际执行层面,缺乏统一的上位法支撑。地方交易平台往往面临监管模糊的困境:管得太死则丧失流动性,放得太宽则易滋生金融风险。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监管尺度与法律界定,部分平台在“服务实体”与“类期货炒作”的灰色地带游走,导致商务部等相关部委在推动行业规范化时,往往陷入“责权不对等”的被动局面,难以承担起统筹全局的监管重任。
这一点,商务部和各地商务部门得有担当精神,全国大市场建设,核心就是商务主管部门。我提个钩子,比如商务部在一些模糊的地方管的也有优秀的案例或者至少是过关,比如金融租赁和融资租赁。
三、演进
展望未来,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五统一、一开放”的框架下,大宗现货平台必须完成从“交易撮合者”向“产业赋能者”的转变,其发展方向必须聚焦三个维度:
第一,从“区域割据”向“全国统一”整合,构建标准化流通基础设施。未来的整合路径将是“政策引导+市场选择”的双轮驱动。这一点,市场有不同意见,有些唯市场,有些又觉得非政策不可。笔者认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既然是大市场,必然要遵循一定的规律,比如有关产权和交易成本的科斯定理,比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化大生产模式等。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比如欧洲经济共同体模式,比如美国的州际商务条款,甚至于苏联时代的经济体系,只要是有益于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都可以借鉴。
以上海为例,其发布的《大宗商品贸易转型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贸易规模力争突破10万亿元,并致力于深化期现联动,扩大“上海价格”影响力。这预示着,未来将通过“全国一张清单”清理地方保护,推动平台间的数据互通与兼并重组,最终形成3-5个具有全国定价权的枢纽节点。
第二,从“单一交易”向“期现联动”演进,共同做好风险管理。大宗现货市场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性大市场,有现货,也有从现货发展出的期货市场。市场分层,是更加精细管理而不是你落后我先进的关系。当前现货平台不能仅停留在信息展示与撮合,须成为期货市场的“蓄水池”与“压舱石”。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已明确指引“推进期现联动发展”。平台需利用物联网与区块链技术,解决仓单确权难、重复质押等货权管理的痛点,将沉睡的现货资产转化为金融机构认可的标准化数字资产,这才是新经济。
第三,从“国内循环”向“国际定价”演进,并融入世界体系,体现中国的优势和大宗商品领导力。我国虽是大宗商品消费大国,但长期面临“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现货平台应依托港口与数字化能力,编制发布具有国际公信力的价格指数。例如,宁波近期出台18条措施,明确提出建设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心,支持离岸贸易与绿色燃料加注,这正是通过制度型开放,将“中国价格”嵌入全球产业链的关键举措。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大宗现货平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平台唯有摒弃“赚差价”或“赚佣金”的传统路径,通过数字化重构信用体系,通过期现合作管理大宗现货这个共同市场,才能真正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链接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