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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计划经济体是哪个？他八成会回答中国、朝鲜或者古巴。

但他大概率不会想到，在他自己的国家里，

要成为一个理发师、一名花艺师、一个室内装潢设计师，都得先向政府交钱上课、通过考试，

拿到一张执照。否则，你连摸剪刀、插花、给人选沙发布料的资格都没有。

而发放这些执照的委员会里，坐着的往往就是你未来的竞争对手。

他们决定你能否入行，决定你学什么、考什么、交多少钱。

他们手中的权利，丝毫不亚于计划经济时代某个部委里的审批官员。

这就是被美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克莱纳称为职业许可制度的巨大机器。

它覆盖了美国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

涵盖了几百个职业，其扩张速度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远远超过任何一项联邦福利计划的扩张。

而在澳派经济学的视角下，这根本不是保护消费者，

这是最赤裸、最精巧、最被法律包装的市场准入垄断。先用数据建立一个基本概念。

根据克莱纳的研究和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资料，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只有大约百分之五的劳动者需要政府颁发的职业许可，

到两千年，这个比例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到最近几年，这个数字已经逼近百分之三十。

八百多种职业在美国各州被纳入了不同程度的许可体系。

这里面有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争议较小的医生和飞行员，

也有大量在任何一个理性框架下都找不到存在理由的条目。路易斯安。

那州要求花艺师必须有执照。内华达州曾经要求室内设计师持证上岗，

考试内容包括商业空间的人流规划，尽管你只是想给人家的卧室挑个窗帘。

在田纳西州，你编非洲式发辫也必须先拿到一张自然发型师执照。

而这个执照要求你在一所政府认证的学校里修满几百个小时的课程，

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与编辫子毫无关系。

而在绝大多数州，理发师要完成一千到两千小时不等的许可课程，花费上万美元学费，

学习大量实际工作中极少用到的化学消毒理论，

然后才有资格站在椅子后面替你剪头发。这一切的官方叙事，

是保护消费者健康和安全，但这个叙事只要用逻辑一推敲，就立刻崩盘。

任何对职业准入的强制限制，本质上都是在限制人们自愿订立契约的自由。

当一个理发师和一个顾客都愿意以某个价格达成剪头发的交易，

政府跳出来说不行，除非这个理发师有执照。

政府到底在保护谁？那个顾客难道自己没有能力判断理发师的手艺好不好吗？

如果理的不好，顾客下次不去就是了，或者在网上写差评，或者告诉朋友别去。

市场的生育机制、民间的评价体系、个体的自由选择，

这些才是真正保护消费者的力量。强制执照制把这一切推翻。

他说消费者是愚蠢的，他们没有能力自己鉴别服务质量，必须由政府替他们筛选服务提供者。

职业许可的本质，是业内人士利用国家强制力，

设立一道人造的入行门槛。把潜在的竞争者挡在门外

当理发师执照要求你必须完成一千五百小时的课程，这笔时间和金钱的投资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沉没成本，

大量本来想靠这门手艺谋生的人被淘汰了。

留在市场里的人，竞争者少了，他们就可以维持更高的价格。

这根本不是什么消费者保护，这是用政府的大棒为已经在行业里的人建立了一个价格。

卡特尔这个判断不是纸上推论，美国职业许可制度的运行细节处处都在印证。

它最核心的证据是制定许可规则的委员会绝大多数由该行业的资深从业者组成，

周议会将规则制定权委托给这些委员会。

委员会的成员是从业者自己选出来的，他们来决定考什么内容，培训要修多少课时，

新入行者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在某些州，

理发师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被记者挖出来，里面公开讨论的是如何通过调整考试标准来控制拿到执照的人数，

以防止市场过度饱和。

他们连遮掩都懒得遮掩，因为这在他们眼里是合情合理的事。

但如果你把同样的话带入任何一个商业领域的卡特尔协议

几个人坐在房间里商量怎么限制产量、维持高价，那就是反垄断法要严厉打击的行为。

为什么换了职业许可的外衣，就成了合法的政府行为？

区别只有一个，就是有了政府背书，政府授予的垄断，和其他任何垄断一样，

都是对消费者的剥削，只不过他穿上了一件叫公共安全的制服。

职业许可的损害到底有多具体我们从几个层面来解剖。第一，他对就业的直接打击。

克莱纳的研究估算，职业许可制度使美国就业总量减少了约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这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因为没有执照而被法律蒸发。

而最受冲击的，恰恰是最需要低门槛工作的人。

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本来可以靠学习理发、做美甲、搞园艺来谋生，

逐步积累经验和客户，未来甚至开自己的小店。

但执照要求把这第一步的台阶拆掉了你必须先花一年时间、花上万美元去上学、考执照。

这对一个贫困家庭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就是不可逾越的高墙。

结果是什么？这些人被留在了失业或地下经济里。

在一些对执照要求最严格的州，低收入社区的理发店和美甲店大量萎缩，

经营者被迫转入地下。相关研究还发现，在执照要求严苛的州，

退伍军人、随军家属、少数族裔的从业率明显偏低。

这些群体因为流动性大、教育背景不匹配，最难跨过许可的门槛。

政府说是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制造了一道只有中产以上家庭才能跨过的门。

第二，它对消费者价格的影响。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奥巴马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都发布过报告，

一致结论是职业许可显著提高了服务价格，

对质量的提升却几乎没有明确证据。价格到底提高了多少？

对不同职业的研究结果略有不同，但通常都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之间。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牙科诊所里持有执照的洁牙师，做洗牙的价格高于那些允许有限竞争地区的水平。

验光师、房地产经纪人、电工每一个被职业许可保护的行业，

消费者支付的价格都显著高于没有许可或许可要求宽松的地区。

只有一种情况下，

消费者可能得到质量提升，那就是当服务本身确实存在高风险、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时候，

比如脑外科手术。但即便在这些领域，

执照也不是唯一的质量保障手段。医院认证、同行评议、医疗责任险、民事诉讼，

这些都是市场的替代机制。而理发师、花艺师、室内设计师这些行业，

完全不存在执照的逻辑基础，他们的高价只是赤裸裸的垄断溢价。

第三，职业许可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美国是联邦制国家，

各州执照互不承认。一个在加州干了十年的美甲师，搬到德克萨斯还得重新考试交费，

可能还要重新修课时才能继续工作。

这种零碎化的壁垒，把美国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切成了五十个小块。

对那些跟随配偶工作变动的家庭来说，这几乎是惩罚性的。军人配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他们每两三年搬一次家，每一次都可能意味着从头再来一次

职业许可流程。两党政治人物都在公开场合对军人家庭表示过感人的敬意，

但几乎没有哪个州真正愿意在执业许可上对他们开绿灯。

感人的敬意无法替代真实的制度障碍。第四，许可是如何自我扩张的？

一旦一个行业成功获得了政府背书的准入门槛，

这个门槛就会随着时间推移越住越高。上世纪七十年代，

美国大部分州的理发师执照培训要求只在几百小时，现在动辄一千五到两千小时。

为什么？因为在为理发师希望进一步减少新进入者，

培训机构也乐见其成。因为更多的课时意味着更多的学费收入，

教师岗位也依赖更高的课时要求。整个链条上的既得利益者团结起来，

每年在周议会游说旧的标准不够安全，必须增加新的课程内容。

大众对此毫无兴趣，也缺乏组织能力去反对。于是，立法者就在几乎没有任何舆论阻力的情况下，

把门槛一点一点抬高。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自我强化，

就是一种干预主义螺旋。每一次干预，都会创造出一批依赖干预为生的利益集团，

然后这些集团会推动更多的干预。

还有一个极其黑色幽默的细节，是许可考试和培训内容的设计。不少州的理发师执照考试里，

大部分内容根本不是理发技术，而是化学理论、卫生消毒法规，

甚至包含了根本不适用于小型理发店的工业卫生标准。

一位在多个州推动执业许可改革的律师曾经在访谈里说，他看过某周理发师执照考试里有一道提示，

问哪种化学品会与某类清洁剂发生爆炸反应？

答案是两种几乎不可能出现在理发店里的工业化学原料。

这些东西和剪头发有关系吗？没关系。但他们占据了大量培训课时，

制造了一个学徒靠自学无法通过考试的壁垒。

这就是入场券的密码你必。须交钱进来学，没有别的路。

那有没有解决办法？有，那就是废除职业许可，

回归自愿认证。两者有根本性的区别。许可是政府强制性的，

你不拿到就不许入行认证是市场自发或第三方机构提供的，

你可以选择不拿，但拿到会让你更有竞争力。两者都涉及标准和考试，

但一个是法律禁令，一个是市场竞争工具。在自愿认证体系下，

一家理发店可以在门口挂一个本店所有理发师均通过某某协会认证的牌子，

顾客自己决定是否多花钱选择这家店。没有认证的理发师也可以在价格上竞争，

靠口碑和社交媒体评价来证明手艺。

市场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比任何一个公务员委员会都更高效、更灵活，

也更不腐败。还要特别点出一个常见的反驳经常有人说，

你难道愿意让一个没有执照的医生给你做手术吗？其实，医疗服务恰恰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后果极其严重的领域。

自愿认证在这里自然会形成极高的市场标准。

医院和保险公司会对医生进行严格筛选，

医生也会加入各种行业协会来证明自己的权威性。而今天的执照体制并没有杜绝医疗事故，

他在保护消费者方面并不比一个运行良好的认证和保险市场更出色。

最关键的是，用手术医生的执照来为理发师执照辩护，

是一种逻辑上的偷渡。因为理发不涉及致命风险。

这种偷渡是把高风险领域的逻辑强行套在所有职业身上，从而为全面准入垄断提供合法性。

美国职业许可制度给整个世界的启示是巨大的。

在很多人想象中，美国是自由市场的大本营，

是企业家精神的天堂。但现实是，美国底层的劳动市场被一张极其细密的许可证蛛网罩住了。

你想靠双手养活自己，你得先问问政府能不能让你入行，

而那个管你入行的人，可能是你未来的竞争对手。

这种制度安排的本质，和行会时代佛罗伦萨的羊毛业工会、清朝的盐商特许没有根本区别。

经济学家罗斯巴德在人经济与国家中对行会垄断的批评，

几乎可以原封不动的搬到美国今天的职业许可体系上。

生产者联合起来利用政府及其排斥竞争，消费者成为沉没的受害者，

而政客和官僚则从维持这套体系中获取捐款和选票。

最悲哀的是，被这套体系伤害最深的人，

永远是最应该被市场接纳的底层劳动者。他们没有资源去游说周议会，

没有金钱去支付上千小时的培训课程，没有政治关系去获得委员会的豁免，

他们只剩下一样东西靠自己的劳动去换一口饭吃。但职业许可制度恰恰把这样东西也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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