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期 Lloyd’s 与 London market 围绕战争险条款的讨论，并不是简单地扩大或收紧战争险承保，而是在重新界定战争风险进入保险合同的方式。传统战争险依赖“war”“hostilities”“acts of foreign enemies”“Five Powers clause”“Automatic Termination Clause”等概念，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足以支持市场运作。但现代冲突已经不再总是以宣战、边境入侵或舰队交战的形式出现。网络攻击、关键基础设施瘫痪、海底设施破坏、代理人冲突、无人系统行动、制裁升级以及国家支持但可否认的行动，正在持续冲击传统条款的边界。对 Lloyd’s 承保人而言，条款重构的真正意义，是把战争风险从一个笼统的危险名称，转化为可识别、可归因、可定价、可聚合管理、可再保追偿的合同机制。

关键词：Lloyd’s；London market；战争险；海上战争险；网络战争；Five Powers clause；Automatic Termination Clause；再保险可收回性；承保纪律

一、战争险市场正在经历的不是“条款更新”，而是风险语言的重写

战争险从来不是普通险种。它表面上写的是船舶、货物、财产、责任或网络系统，实质上承接的是国家行为、军事冲突、政治判断、制裁环境和资本市场信心。也正因为如此，Lloyd’s 市场对战争险的态度一向不是单纯的“能不能保”，而是更接近一个连续问题：风险是否可以被定义，触发是否可以被识别，损失是否可以被归入合同，索赔是否可以被抗辩或支付，再保是否可以收回，资本是否能够承受。

传统战争险条款的优势在于简洁。长期以来，市场使用的战争、敌对行为、外敌行为、内战、叛乱、革命、军事或篡夺权力等表述，足以覆盖大多数可被常识识别的战争场景。战争看起来像战争，承保人、经纪人、被保险人、理赔人和再保人对同一事件大体能够形成相近判断。即便存在争议，争议通常也围绕事实证据，而不是围绕战争本身是否已经变成另一种形态。

但今天的战争风险已经不再服从这种简单逻辑。俄乌冲突、红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NotPetya 类型网络事件、海底电缆和能源基础设施风险，以及大国之间以代理人、网络行动、无人系统和经济制裁展开的对抗，都在说明同一件事：现代战争正在从“可命名的军事事件”变成“跨领域、可否认、可外溢的系统性风险”。

这就是近期 Lloyd’s / London market 重构战争险条款的背景。它不是文字游戏，也不是法律部门对旧条款的修补，而是承保纪律被现实风险倒逼后的调整。

二、为什么旧战争险条款开始显得不够用

旧条款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们写得不专业。恰恰相反，许多传统条款在很长时间内被市场反复使用，已经形成稳定解释和交易习惯。真正的问题是，旧条款假定战争风险具有相对清楚的外观，而现代冲突越来越擅长隐藏自己的外观。

例如，Five Powers clause 和 Automatic Termination Clause 的传统设计，是为了在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中国等主要大国之间爆发战争时，自动保护市场资本。这是非常合理的安排。大国直接战争具有不可预测、不可分散、不可按普通商业费率承保的特征。一旦这种风险发生，承保人不能再靠逐单核保解决问题，必须依赖合同上的自动终止机制。

但难点在于，什么才算“outbreak of war”？正式宣战当然算。两国军队直接交战也大体算。可如果一国对另一国实施网络攻击，造成金融市场、医疗系统、电力供应或通信网络瘫痪，但没有军队越境、没有宣战、没有公开承认责任，这是否构成战争爆发？如果一国无人机进入另一国领空后被击落，是否触发自动终止？如果海底管道或电缆被破坏，但归因并不明确，是否应当视作国家间敌对行为？如果双方都公开表示“并未处于战争状态”，而实际冲突已经持续发生，保险合同该听政治表态，还是看风险事实？

这些问题不能留到索赔之后再讨论。战争险最忌讳的不是风险高，而是合同在最大损失发生时才开始寻找答案。对于 Lloyd’s 市场而言，这种不确定性会同时伤害四件事：理赔确定性、再保可收回性、资本模型可靠性和市场声誉。

三、LMA 近期讨论中最值得注意的词：Clarity

LMA 近期公开讨论的主题使用了 “War, Terrorism and Clarity” 这样的表达。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 war，也不是 terrorism，而是 clarity。

战争险条款的未来，不会只是把除外写得更长，也不会只是把承保写得更窄。真正的方向，是把过去依赖市场默契的判断，尽量前置到合同文本里。哪些事件触发自动终止，哪些事件不触发；哪些网络行动被视为战争相关，哪些仍属于普通网络风险；哪些恐怖主义行为属于政治暴力范围，哪些已经上升为国家支持行为；哪些损失可以进入主险，哪些只能通过专项 affirmative cover 承接。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出单时有答案，而不是在理赔会议上临时解释。

这也是为什么条款重构的主线，会从危险名称转向触发机制。过去承保人问的是：“这是战争险还是恐怖主义险？”以后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损失由什么行为触发？行为主体是谁？是否存在国家支持？损害是否达到关键基础设施或国家功能受损的门槛？损失发生地、系统所在地、被保险人所在地和受影响国家之间是什么关系？再保合同是否按同一逻辑接受这个风险？”

这种变化让条款变复杂了，但复杂并不一定是坏事。对于战争险而言，过度简洁有时只是把风险埋起来。条款越短，索赔时的争议可能越长。

四、Five Powers 条款的再设计：不是机械触发，而是分层触发

Five Powers clause 的承保逻辑仍然成立。五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仍然不应由普通商业战争险无限承接。问题在于，触发条件必须更精细。

更合理的设计，是把事件分为两组：一组足以触发自动终止或重大市场保护机制，另一组本身不足以触发，但应进入持续监控和重新定价。

足以触发的场景，应包括五大国之间正式宣战；因武装攻击引发自卫并导致直接武装冲突；一国部署部队与另一国部队直接交战，即使地点发生在第三国；以及一国对另一国实施足以影响国家运转的敌对行动，包括非物理形式的关键基础设施攻击。

这类触发条件背后的思想，是看实际冲突强度，而不只看外交措辞。现代国家未必愿意承认自己处于战争状态，尤其在网络、太空、海底和代理人冲突领域更是如此。如果条款只等待正式宣战，市场会被迫在事实上的战争中继续承担风险。

与此同时，条款也不能过度敏感。向第三国提供武器、派遣军事顾问、一次未释放武器的领空或领海侵入、拦截无人机、一次尚未造成重大国家功能损害的网络事件，未必都应自动触发 Five Powers 终止机制。否则，市场会在大量灰区事件中频繁终止承保，破坏战争险本身对航运、贸易和金融秩序的支持功能。

真正成熟的条款，应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不能把所有紧张局势都当成战争，也不能把所有未宣战冲突都当成普通政治风险。

五、网络战争：传统战争除外被迫面对最困难的归因问题

如果说海上战争险暴露了传统战争条款在地缘政治升级中的不足，网络战争则几乎彻底改变了市场对“战争”的想象。

NotPetya 是一个分水岭。它最初针对特定地缘政治目标，却迅速外溢至全球企业，造成大量商业损失。对承保人而言，最棘手的问题不是损失是否真实，而是这种损失到底应该被归入普通网络风险、国家支持网络行动，还是战争相关风险。Merck v ACE 之后，市场进一步认识到，泛泛的战争除外未必足以排除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损失。若要排除，必须明确排除；若要承保，也必须明确承保。

这正是 LMA 网络战争除外条款系列的重要意义。LMA5564A 至 LMA5567A 不是简单重复“war excluded”，而是把 war、cyber operation、essential service、impacted state、attribution 等概念写入合同结构。不同版本代表不同的风险偏好：有的几乎排除所有相关网络行动，有的排除战争相关网络行动和对国家关键服务造成重大损害的事件，有的进一步处理地理外溢，有的则为受影响国家之外的旁观者资产保留有限回补。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承保判断：网络战争险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黑客攻击”，而在于攻击是否具有系统性、国家性和不可聚合性。普通商业网络事故可以定价，可以分散，可以通过免赔、限额、共同保险和安全控制条件承保。但如果一个网络行动足以使一国金融、医疗、能源、通信或防务功能遭受重大影响，它就不应被当作普通网络险处理。

然而，归因仍然是最难的部分。国家很少公开承认网络攻击，攻击工具可以外泄，代理组织可以被支持但不被承认，AI 工具又在降低高复杂度攻击的门槛。过去市场有时把攻击复杂度作为国家支持的间接指标，但这个指标正在变弱。复杂度只能说明能力，不必然说明主体。一个非国家行为人也可能使用国家级工具；一个国家行为人也可能故意使用低复杂度手段制造混淆。

因此，未来网络战争条款不应把归因完全押在技术复杂度上。更稳健的做法，是综合公开归因、政府声明、攻击目标、攻击背景、损害规模、受影响服务类型、独立专家报告和情报可得性，同时在合同中明确归因材料的使用方式。归因不能变成承保人口头判断，也不能完全交给事后政治解释。

六、霍尔木兹海峡说明：Lloyd’s 没有退出战争险，但正在改变组织能力的方式

2026 年 6 月 19 日，Lloyd’s 官网发布消息，欢迎一个新的 marine war risk consortium 用于支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和货物。根据 Lloyd’s 官网披露，该安排由 Chubb 担任 lead underwriter，提供 hull/P&I 方向最高 2 亿美元能力，并另设 2 亿美元 cargo 能力，具体承保仍需符合核保标准、制裁筛查和适用监管要求。

这条新闻的意义，不是 Lloyd’s 对霍尔木兹风险作出了简单乐观判断。恰恰相反，它说明伦敦市场仍愿意为重大地缘政治风险提供能力，但这种能力正在变得更集中、更专业、更受控。

战争险不是不能写。海上贸易仍然需要战争险，能源运输仍然需要战争险，全球供应链也需要战争险提供风险转移。但承保方式必须不同于普通航次险或普通货运险。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咽喉航道，承保人不能只看单一船舶或单票货物，而要看同一时间窗口内的累计通过量、同一船队的集中暴露、同一港口和锚地的累积风险、船东和货主的制裁链条、货物性质、航线安排、AIS 行为、安保措施、战争险取消权和再保合同是否背靠背。

Consortium 模式本身也说明，战争险能力越来越需要组织化。单一 syndicate 若孤立部署能力，很容易在极端事件中承担过高净留存。通过 lead underwriting、共同承保、统一入口、统一核保标准和更清楚的 capacity allocation，市场能够在支持贸易的同时保持资本纪律。

这才是 Lloyd’s 市场最典型的反应：不是因为风险高就完全退出，也不是因为有商业需求就盲目承保，而是在高风险和市场功能之间重新设计承保结构。

七、战争、恐怖主义、政治暴力和网络风险之间的边界正在重新划线

战争险条款重构还有一个更深层变化：传统险种边界正在被打散。

过去，war、terrorism、political violence、strikes riots and civil commotion、confiscation、expropriation、piracy、cyber 等风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别讨论。今天这些边界开始互相重叠。一个代理人组织袭击商船，可能同时带有恐怖主义、战争、政治暴力和海盗特征。一次针对港口系统的网络攻击，可能造成船舶延误、货物损失、营业中断、第三方责任和供应链损失。一个国家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非动能攻击，可能既不是传统战争，也不是普通网络事故。

这对承保人提出了更高要求。条款必须说明：如果一个事件同时具有战争和恐怖主义特征，哪一部分优先适用？如果网络行动服务于战争目的，是落入网络险，还是落入战争除外？如果政治暴力升级为国家间冲突，取消权从何时开始？如果被保险人的损失发生在受影响国家之外，是否仍因 impacted state 概念被排除？

这些问题看似法律化，实际上都是承保问题。因为不同归类会对应不同费率、不同限额、不同免赔、不同再保、不同资本占用，也对应不同的理赔预期。一个承保人如果在出单时没有处理这些边界，索赔时就只能靠法律费用买教训。

八、再保险可收回性是这次重构背后的硬约束

从 Lloyd’s 市场角度看，战争险条款重构不能只站在原保合同层面理解。真正的硬约束来自再保险。

战争险大损失发生后，原保人最不愿看到的局面，是前端保单因为措辞含糊而被迫赔付，后端再保却因风险归类、制裁条款、战争除外、网络战争除外或 aggregation language 不一致而拒绝摊回。这样的损失不是简单 underwriting loss，而是 wording failure。

因此，条款重构的目标之一，是使原保、分保、retrocession 和资本模型之间尽可能使用同一套风险语言。原保说这是可承保战争风险，再保也必须知道承接的是什么；原保排除国家级网络战争，再保也应以相同或更严格的方式处理；原保给予 bystander carve-back，再保合同也要接受这一回补，否则承保人实际留存会被低估。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未来战争险承保中最重要的文件未必只有 policy wording，还包括 reinsurance schedule、aggregate reporting requirement、event definition、sanctions clause、claims cooperation clause 和 cancellation notice mechanism。真正专业的战争险承保，不是把一个危险名称写进保单，而是让整个风险转移链条在同一套语言下运行。

九、制裁和合规不是附属问题，而是战争险的承保前提

战争险天然靠近制裁风险。船舶、货物、港口、银行、最终受益人、管理公司、租船人、保险受益人、再保人和理赔支付路径，都可能触及制裁或出口管制问题。战争险条款写得再漂亮，如果制裁筛查无法穿透，承保本身就没有稳固基础。

这也是霍尔木兹海峡 marine war risk consortium 公告中特别提到 sanctions screening 和 applicable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的原因。高风险航道的战争险不能只问“船会不会被打”，还必须问“这艘船、这票货、这条付款路径和这个最终利益链条是否可以被合法承保和赔付”。

在实务中，我会把制裁合规视为战争险承保的第一道门槛，而不是最后一道审批。资料不完整、受益人不清、交易链条复杂且无法解释、涉及受限制实体或高风险货物但经纪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明的业务，即便费率再高，也不应进入正常报价阶段。战争险不缺高费率风险，缺的是高费率且可合法、可理赔、可再保的风险。

十、承保人应如何看待“可保”的边界

战争险不是不可保风险。伦敦市场之所以长期在战争险中扮演重要角色，正是因为市场能够把极端风险拆成可交易、可定价、可管理的合同结构。但可保不等于无条件可保。

传统海上战争险，在明确航次、明确区域、明确船舶、明确货物、明确取消权、明确制裁筛查、明确限额和再保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承保。区域紧张但尚未进入大国直接战争的航道，也可以通过短期费率、逐航次核保、较高免赔、严格通知义务和动态取消机制承保。

但涉及五大国直接军事冲突、关键国家基础设施瘫痪、无法归因但具有国家级特征的网络行动、制裁链条不透明、宽泛 all risks war wording、不可取消长期保障、无 aggregate reporting、再保不背靠背的风险，不应以普通战争险方式承接。这样的业务即便短期看有保费，长期也很难形成可持续 underwriting profit。

对于国家级网络战争风险，我更倾向于专项 affirmative cover，而不是让它沉默地留在 cyber policy 或 property policy 里。专项承保可以设置清楚的触发、较低的分项限额、aggregate cap、等待期、明确归因机制、强制损失缓释义务、较高免赔以及 Lloyd’s 和再保人的事前认可。沉默风险则相反，它通常在最大事件中才出现，出现时已经没有足够保费、限额和资本安排支撑。

十一、条款重构会改变经纪人与客户的谈判方式

对经纪人和客户而言，条款重构可能会被解读为市场收紧。但从承保角度看，更准确的说法是市场正在要求风险说清楚。

未来战争险谈判中，经纪人若只提出“希望维持原有保障范围”，很难获得充足能力。承保人会要求更细的信息：航线、船期、货物、船旗、船东、租船结构、最终受益人、港口、是否进入 listed areas、是否有武装安保、是否关闭 AIS、是否经过受制裁水域、是否存在政府或军方关联、网络系统是否依赖受影响国家的服务商、业务中断是否来自物理损害还是非物理事件。

客户也需要理解，战争险费率不是简单由保额决定，而是由冲突强度、归因难度、损失外溢、聚合暴露、取消权可执行性和再保成本共同决定。一个高保额但路径清楚、合规透明、暴露时间短、可取消、可再保的风险，可能比一个低保额但归因不清、长期承保、制裁链复杂、可能外溢至多险种的风险更可写。

这也是 Lloyd’s 市场一贯的技术优势：不是只卖 capacity，而是用条款、限额、免赔、条件、取消权和再保结构，把原本不可交易的风险改造成可以交易的风险。

十二、一个更现实的判断：战争险会继续存在，但会越来越不像旧战争险

未来几年，战争险不会消失。全球贸易、能源运输、航空、港口、基础设施、政治暴力和网络安全都需要战争风险保障。但战争险会越来越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战争险。

它会更短期。长期固定费率的战争险在高波动地缘政治环境中很难成立。

它会更分层。传统物理战争风险、恐怖主义、政治暴力、国家级网络攻击、没收征用和制裁风险会被分成不同模块。

它会更依赖 aggregate 管理。单保单利润不再足以说明风险质量，承保人必须知道同一事件下全账簿会损失多少。

它会更依赖归因机制。尤其在网络、海底基础设施和代理人冲突中，谁做的、为谁做的、是否达到国家行为门槛，将决定合同是否响应。

它也会更强调再保背靠背。没有再保支持的战争险能力，最终只是 syndicate 自身资本在承担尾部风险。

这并不代表市场失去了承保胆量。恰恰相反，真正有纪律的市场，不是拒绝所有困难风险，而是拒绝那些合同上无法解释、资本上无法承受、索赔上无法防守、再保上无法收回的风险。

结语：战争险条款的重构，是市场对现实的一次承认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近期 Lloyd’s / London market 关于战争险条款的重构，我会说：市场正在承认，战争已经不再总是以战争的样子出现。

这句话对承保人非常重要。因为保险合同不能只承保历史上的战争形态，也不能把未来的灰区冲突全部留给法院解释。条款必须提前回答那些最困难的问题：未宣战的冲突是否构成战争？国家级网络行动如何归因？关键基础设施损害达到什么程度才进入战争风险？五大国之间的有限摩擦是否触发自动终止？海上咽喉航道的能力如何组织？再保人是否会按同一逻辑接受损失？

Lloyd’s 市场的价值，不在于对所有风险都说可以，也不在于在紧张时期完全退出。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能够把复杂、危险、政治化、系统性的风险，用严谨的合同语言和承保结构重新组织起来。近期战争险条款的重构，正是这种市场能力的体现。

从承保立场看，我的判断是清楚的：战争险仍然可以写，但不能再以旧有的宽泛语言、沉默暴露和模糊边界来写。传统海上战争险、特定航线战争险和受控政治暴力风险，在充分信息、清楚条款、严格制裁筛查、可取消机制和再保支持下，仍具备承保空间。涉及五大国直接冲突、国家级网络战争、关键基础设施系统性瘫痪和不可归因灰区行动的风险，则必须通过专项结构、分项限额、明确归因、aggregate cap 和再保认可来处理。

战争险的未来不是更大胆，也不是更保守，而是更精确。对 Lloyd’s 市场来说，这种精确本身就是承保纪律，也是市场继续承担复杂风险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