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卷一

本议第一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皇帝下诏书让丞相（田千秋）、御史（桑弘羊）与所举荐的贤良、文学之士对话，讨论政治得失，询问民间疾苦，展开辩论。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质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què。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文学之士应答道：“在下听闻，治理百姓的关键，在于从源头上杜绝过度享乐之风，大力弘扬道德理念，抑制工商业的逐利行为，倡导仁义之道，切不可向百姓过度宣扬利益，唯有如此，教化才能得以推行，社会风气才能逐步扭转。如今各郡县和诸侯国都设有食盐、铁器专营、酒类专卖、均输官署（好比计划经济时期的物资部、物资局）等部门，这无疑是与民争利之举。如此一来，百姓原本敦厚朴实的品性被破坏，社会上逐渐滋生出贪婪卑鄙的不良风气。结果便是从事农业生产这一本业的百姓日益减少，转而追逐工商业这一末业的人却越来越多。要知道，形式过于繁杂，事物的本质就会受到损害；工商业过度兴盛，农业这个根本就会被削弱。工商业发展过度，百姓就容易变得放纵奢靡；农业发展良好，百姓则会趋于朴实忠厚。百姓朴实忠厚，国家的财物用度才会充足；百姓若是奢侈浪费，饥寒交迫的状况便会随之而来。所以，恳请废除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均输官署，以此促进农业发展，抑制工商业，全力推动农业繁荣，这才是对国家和百姓都大有裨益的良策 。”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chì烽燧，屯戍shù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御史大夫（桑弘羊）发声：“匈奴肆意背叛，拒不臣服于朝廷，屡次在边境地区烧杀抢掠，犯下累累暴行。若全力防备，中原的将士们便要疲于奔命；若不加以防备，匈奴的侵扰掠夺就会变本加厉、无休无止。先帝深切怜悯边疆百姓长久以来深受其害，痛心他们被匈奴掳掠、惨遭奴役，于是下令修筑边防要塞，整饬烽火台，驻扎军队戍守边疆，以此抵御匈奴进犯。可边疆地区的各项开支巨大，财政吃紧，无奈之下，朝廷才推行食盐、铁器专卖，设立酒类专卖制度，实施均输法，以此囤积货物、增加财富，补贴边疆的军费开支。如今有人主张废除这些举措，如此一来，对内，国库储备将迅速空虚，财政捉襟见肘；对外，国防物资严重匮乏，致使那些守卫边塞、登城御敌的将士们在边疆饥寒交迫，朝廷又拿什么去供养他们呢？所以，废除这些政策，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绝非明智之举。”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文学之士进言：“孔夫子曾说：‘凡有邦国封邑者，不患财货匮乏，而患分配不均；不患民户寡少，而患人心不安。’所以，天子当怀天下，不言财货多寡；诸侯守其封疆，不言事功利害；士大夫理其政务，不言财利得丧。当广蓄仁义，以化万民，大行德政，以怀四方。如此，则近处百姓亲附，远方之人亦心悦诚服。因此善于克敌制胜者不必打仗，善于打仗者不必领军，善于领军者不必冲锋陷阵。只需修德政于朝堂之上，便能御敌于千里之外，使敌寇退军。若王者推行仁政，德泽天下，必无敌于四海，又何需耗费巨财以御敌乎？”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赡，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难被坚执锐，有北面复匈奴之志，又欲罢盐、铁、均输，扰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

御史大夫（桑弘羊）进谏道：“匈奴生性凶暴狡黠，肆意妄为地闯入我朝边塞，侵扰中原大地，在郡县烧杀抢掠，连朔方都尉都惨遭毒手，其行径极度悖逆，毫无规矩章法，早就该兴兵讨伐，以正国法、扬国威。陛下心怀苍生，广施大恩，怜悯百姓尚未富足，不忍心让将士们曝尸荒野、血洒疆场，这是陛下的仁厚。可如今，有些人既没有勇气披上战甲、拿起兵器，奔赴北方抗击匈奴，又妄图废除盐铁专卖、均输等政策。一旦废除，边疆的军费开支必定陷入困境，军事战略也会大打折扣，这分明是丝毫不把边疆安危放在心上。从保家卫国、守护百姓的大义来讲，这种做法实在是大错特错，断不可行。”

文学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

文学之士进言：“回溯上古，世人皆以德行感化之道为贵，而视穷兵黩武为耻。孔夫子教诲：‘若远方之人不肯归服，当勤修礼乐教化、推行仁义之道，以感召他们前来归附。待他们来投，便要悉心安顿，使其安居乐业。’可如今，朝廷弃道德教化于不顾，一味依赖武力征伐。兴师动众去讨伐匈奴，又屯驻大军长期防备，致使士兵们风餐露宿，在外艰苦戍守，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维持长久战事，粮草转运无休无止。这不仅让边境的将士饱受饥寒之苦，国内百姓也因繁重劳役、赋税而疲惫不堪。为填补亏空，朝廷设立食盐铁器专卖，增设各种利官，可这终究只是权宜之计，绝非长治久安的良策。依在下之见，废除这些举措，才是当务之急，于国于民皆为有利。”

大夫曰：“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

御史大夫（桑弘羊）说道：“古之立国者，深知治国之道，既重农耕之本，又不废工商之末，开辟多元发展途径，使物资互通有无，各尽其用。于市井、朝堂之中，汇聚万民需求，招徕士农工商，令各类货物在此汇聚流通。如此一来，农民能得农具，商人可获奇货，工匠、手艺人也能寻到用武之地，大家各取所需，完成交易后满意而归。正如《易经》所讲：‘通其变，使民不倦。’意思是顺应事物的变化，合理引导，百姓方能安居乐业，积极奋进。

试想，若手工业者停止劳作，农具供应便会短缺，农民耕种艰难，粮食产量必然受限；商人若不活跃于市场，珍稀货物便无法流通，财富积累也会陷入停滞。长此以往，不仅农业难以为继，国家财政也会因物资匮乏而捉襟见肘。推行盐铁专卖、均输之法，正是为盘活积压物资，灵活调配资源，以解物资供需之急。废除这些政策，国家经济恐会陷入混乱，于国于民，皆非好事。”

文学曰：“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实菽粟货财。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

文学之士进言：“以道德引导民众，民众便会淳朴忠厚；用财利引诱百姓，社会风气就会变得浅薄功利。民风一旦流于浅薄，人们便会背弃道义、只知逐利，大街小巷、集市之中，到处都是追名逐利、忙于交易的身影。老子曾说：‘贫国若有余。’这并非是说国家真的财物丰饶，实则是人们的欲望无穷，内心浮躁不安，才给人一种看似富足的假象。

因此，贤明的君主向来重视农业这个根本，抑制工商业这些末业，用礼义规范来约束民众的欲望，让粮食、物资充实起来。在市场上，商人不应贩卖那些华而不实、毫无用处的物品，工匠也不该制作没有实际价值的器具。商业的本质，在于让积压的货物流通起来；手工业的意义，在于提供实用的器械。但说到底，它们都不是治国理政的核心要务，唯有发展农业、敦厚民风，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所在。”

大夫曰：“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之丹漆旄máo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zhān裘，兖yǎn、豫之漆丝絺chī纻，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

御史大夫（桑弘羊）进谏道：“管子曾言：‘国家坐拥沃野千里，粮食资源丰饶，可百姓却食不果腹，根源在于农耕器械匮乏；坐拥山海无尽宝藏，可百姓却手头拮据，是因商业与手工业发展滞后。’ 就拿各地特产来说，陇西、蜀地盛产丹砂、油漆、牦牛尾与鸟羽；荆州、扬州有优质皮革、兽骨和象牙；江南一带楠木、梓木、制箭良竹资源丰富；燕地、齐地的鱼、盐、毛毡、皮衣闻名遐迩；兖州、豫州则以漆、丝、细葛布、苎麻布见长。这些物品，无论是维系日常生活，还是操办丧葬事宜，都必不可少，可它们得靠商人四处奔波，将其流通起来，还得经工匠精心雕琢、加工制作，才能真正派上用场。

故而，古代圣君贤主制造舟船，借水路贯通山川河谷；驯化牛马，驾车驰骋于丘陵平原，靠着这些交通工具，把货物运往远方，送到偏远之地，促进物资流通，极大地方便了百姓生活。正因如此，先帝（汉武帝）才设立铁官，专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类器械，推行均输法，充盈百姓的钱袋子。盐铁专卖与均输法，是百姓生活的坚实保障，大家的衣食住行、日常所需，都离不开这些政策支持。贸然废除，定会扰乱民生，于国于民，皆为不利之举。”

文学曰：“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故川源不能实漏卮zhī，山海不能赡溪壑。是以盘庚萃居，舜藏黄金，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

文学之士进言：“当今国家坐拥广袤沃野，本应粮谷丰饶，百姓却饱受饥馑之苦，究其根源，在于工商业过度兴盛，致使农业这一国之根本荒废。国家山海资源丰富，可百姓却依旧囊中羞涩，症结就在于不专注于生产百姓日常所需，反倒盛行制作那些奢华奇巧之物。如此一来，即便山川河海的资源再多，也填不满奢靡浪费的无底洞，满足不了贪得无厌的欲壑。

想当年，盘庚率众聚族而居，力求质朴生活；舜帝将黄金深藏，不为财富所累；汉高祖明令禁止商人入朝为官，目的就是为了遏制社会上贪婪卑鄙的不良风气，让真诚淳朴的民风得以弘扬。即便是对商人加以限制，堵塞各种不当获利的渠道，可百姓仍会有人铤而走险、违法乱纪，倘若身居高位者都带头逐利，那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古书《公羊传》上讲：‘诸侯若一心逐利，大夫便会跟着短视鄙陋；大夫鄙陋，士人就会滋生贪婪之心；士人贪婪，普通百姓就会走上偷盗之路。’可见，若是任由逐利之风盛行，这就是打开了求利的门路，给人们提供了犯罪的阶梯，后患无穷。”

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而为民罪梯者也。”

御史大夫（桑弘羊）陈词道：“过去，各郡国与诸侯需将本地特产作为贡物运往京城。彼时运输线路繁杂，往来奔波耗费巨大，且诸多贡物品质欠佳，有的甚至价值还不及运输成本，劳民伤财。鉴于此，朝廷于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专门负责物资的统筹调配与转运，让远方贡物得以高效送达，这便是‘均输’之法。

同时，朝廷在京城设立大型仓库，用来收购和储存各类货物。市场上货物价格低廉时，便大量购入囤积；价格高涨时，就抛售平抑物价。如此一来，官府能保障物资储备充足，商人也难以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此即‘平准’之策。

推行平准，能稳定物价，百姓便能安心从事本业，生活不受物价波动干扰；实施均输，优化物资运输调配，百姓在劳役负担上得以均衡，不至于劳逸不均。所以说，平准与均输之策，旨在稳定物价、便利民生，绝非为了给权贵开方便之门，更不是引导百姓走向犯罪深渊的祸根。”

文学曰：“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hé门擅市，则万物幷bìng收。万物幷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

文学之士进谏道：“回溯上古，朝廷向百姓征收赋税，向来遵循顺势而为的原则，依着百姓擅长的营生，收取对应物品，绝不强求他们拿不出、做不来的东西。农民上交收获的粮食，妇女呈上纺织的成品，这般各取所长，百姓负担轻，缴税也顺畅。

可如今，全然没了往昔的合理。朝廷抛开百姓手头有的物产，偏偏责令他们拿出没有的东西。无奈之下，百姓只能忍痛低价变卖自家货物，换钱去购置官府所需，这其中的折损，全由百姓自己承担。近些日子，听闻有些郡国下令百姓制作布帛丝绵，本是分内之事，可官吏却肆意刁难，借收税之名，行买卖之实，从中捞取好处。他们征收上来的，不单是齐地、东阿的上等细绢，蜀地、汉中的优质好布，还有大量民间粗制的织物。这些官吏，营私舞弊，故意压低收购价格，农民辛苦劳作，却遭盘剥，承受双倍困苦；妇女们纺织成果被低价强收，等于被重复征税，哪还有均输该有的公平公正可言？

再者，官府行事随意，动辄强行征发物资，独揽市场，但凡有点价值的货物，统统收入囊中。货物一被垄断，市面上供不应求，物价自然飞涨。物价一涨，商人趁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官府涉足市场交易，本应维持秩序，却给了官吏与奸商勾结的机会。强横的官吏与富商狼狈为奸，大量囤积货物，专等市场物资紧缺、百姓急需之时，高价抛售；小商贩和奸猾官吏也跟着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大发国难财。说好的平准，本是为了稳定物价，可如今呢，物价飞涨，百姓苦不堪言，平准的作用全然不见。古代施行均输法，本意是均衡百姓劳役负担，让贡物运输更便捷，绝不是为了与民争利，打着均输、平准的幌子，肆意买卖货物，扰乱民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御史大夫（桑弘羊）侃侃而谈：“但凡贤明君主治国，必定牢牢把控自然资源，精心管理关卡与市场，严格遵循物价规律，拿捏好时机，巧用物价调控之法治理百姓。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年，便大量储备粮食与物资，以防不时之需；碰上灾荒歉收之年，便适时发行货币、合理调配物资，将物资充裕之地的资源，运往匮乏之所，让各地物资供需平衡。

想当年，大禹在位时洪水泛滥，商汤当政时大旱成灾，百姓饥寒交迫、困苦不堪，只能相互借粮、互通有无，勉强维持生计。幸得大禹巧用历山金属，商汤善用庄山之铜，铸造成货币，用以解救深陷困境的百姓，这份爱民之举，赢得天下人衷心赞誉，皆称其仁德。

就在前些年，国家财政吃紧，连战士们的俸禄都难以周全，崤山以东又灾祸频发，齐地、赵地百姓更是陷入严重饥荒，饿殍遍野。关键时刻，正是依靠均输法积累下的丰厚物资，以及仓库里储备的粮食，才解了燃眉之急，让战士们的俸禄有着落，让饥肠辘辘的百姓得以赈济，不至于流离失所。所以说，均输法带来的物资，府库中储备的财物，可不单单是为了与百姓交易，给军队提供物资，更重要的是，在百姓遭遇困境、天灾来袭时，能及时伸出援手，帮他们渡过难关。”

文学曰：“古者，十一而税，泽梁以时入而无禁，黎民咸被南亩而不失其务。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汤所以备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赡也。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诗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也。”

文学之士建言：“回溯上古盛世，国家施行什一税，仅从百姓收成里征收十分之一，合乎天理人情，百姓负担不重。山林湖泊、津梁要道，依照时令开放，百姓能按规律获取资源，不被无端禁止。如此一来，百姓得以全身心投入农耕，不误农时，人人安心于田亩劳作。

在这般休养生息的政策下，百姓辛勤耕耘，每耕种三年，便能结余出一年的粮食储备；连续九年不懈劳作，积攒下的粮食足够支撑三年之需。当年大禹治水、商汤抗旱，面临天灾肆虐，正是凭借平日里充足的储备，才得以安抚百姓，帮民众安稳度过难关。

反观当下，若大片荒地无人开垦，农田疏于打理，即便坐拥山海无尽宝藏，打通各类商业、手工业的生财门道，百姓也难以真正富足。所以，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都鼓励百姓深耕土地、重视农业这个根本，民众全力投入农事，农作物自然种类繁多、产量可观。大家亲自下田劳作，紧跟时令，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生活所需的衣食便能丰足无忧。哪怕接连碰上灾年，靠着平日里的积累，百姓也能从容应对，不至于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

所以穿衣吃饭是民之根本，耕种收割是民之任务也。只要把这两件事做好，国家必然仓廪充实、富足强盛，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尽享太平。正如《诗经》所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家家户户粮食满仓，妇女孩子都能生活安稳，这不正是国泰民安的生动写照吗？”

大夫曰：“贤圣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昔管仲以权谲jué霸，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shùn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tuō驼，衔尾入塞，驒騱tuóxí騵马，尽为我畜，鼲hún貂狐貉，采旃zhān文罽jì，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诗曰：‘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御史大夫慷慨陈词：“古往今来，贤能圣明之士治理国家，从不拘泥于单一方式；想要让国家富足强盛，也绝非只有一条路可走。昔日，管仲善用权谋机变，巧妙调控经济，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而纪国却一味坚守农耕，不懂变通，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若说持家、谋生只能靠务农，那舜帝就不会去制作陶器，伊尹也不会下厨掌勺了。事实证明，善于治国者，总能把握时机、灵活应变。天下物价低廉时，便囤货抬价；物价高涨时，又适时抛售压价，以工商业的灵活手段，助力农业成果的流通与增值，让国家财富不断充实。

如今，朝廷掌控着山林湖泽的物产，借助均输法，妥善储备物资，借此操控物价，让各诸侯国也不得不受我们调度。汝水、汉水流域产出的黄金，以及各地进献的珍贵贡品，都是与外邦周旋的‘利器’，用来吸引外国，换取胡、羌等地的奇珍异宝。就拿中原一匹普普通通的丝绸来说，竟能从匈奴那儿换来价值不菲的物品，实实在在地削弱了敌国的财力。正因如此，骡、驴、骆驼成群结队地涌入边塞，各类良马也被我们纳入畜养范围；松鼠皮、貂皮、狐皮、貉皮等珍贵皮毛，彩色毛毡、精美花纹的毛织品，将国家仓库塞得满满当当；美玉、珊瑚、琉璃等奇珍，更是成为国家的宝藏。如此一来，外国的奇货源源不断流入国内，而本国的财富却丝毫不外流。外国物品涌入，充实了国家府库，国家财富不流失，百姓生活也更加富足。这不正应了《诗经》里那句‘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家家户户仓廪充实，妇女孩子都能安稳度日，尽享太平盛世。”

文学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故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窬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jié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亳，而女乐终废其国。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鼲貂旃罽zhān jì，不益锦绨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学说：古时候，商人流通万物而不欺骗顾客，工匠制作坚固的器物而不弄虚作假。所以，君子不论是从事农耕，还是捕鱼打猎，都是一样的诚实。现在，商人擅长欺骗，工匠喜欢作假，心怀鬼胎而不感到羞愧，结果敦厚之人变刻薄，刻薄之人行欺诈。从前夏桀将歌姬充满宫室，她们的衣着华丽，所以伊尹远离夏桀，到亳（商初国都）去活动，结果，歌姬使夏桀亡了国。现在，外来的骡、驴的用途，抵不上我们的牛、马的功用，鼠皮、貂皮、毛毡、花毯，也比不上我们华丽的丝绸的实用。美玉、珊瑚产于昆山，珍珠、犀牛大象产于桂林，这些地方离我们都有一万多里，按照种田养蚕的劳动来计算一下购买这些物品的费用，就等于一件物品要用百倍的价钱，就是一捧东西也需要万钟（古代计量单位，一钟受六斛四斗，一石受十斗）谷子。如果上层人士喜欢珍贵的东西，那么奢侈的习俗就会流行于百姓中间，如果以远方的东西为贵，那么财货就会外流。所以，君王不以无用之物为宝，以使百姓知道节俭，不喜爱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以使国家富裕起来。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让他们节俭重农，用井田制的方法分配土地就行了。

大夫曰：“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qú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跖蹻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桑弘羊说：自京城向东南西北，历山川，经郡国，各殷富大都，无不是道路四通八达，商人云集，万物具备。所以圣人顺应天时，智者善于利用土地生财，上士（古代官阶）取之于人，中士（古代官阶）劳累身体。长沮、桀溺（耕地的农民）没有百金的积蓄，跖蹻（古代传说中的两个大盗）没有猗顿（战国时的富商）的富裕。宛、周、齐、鲁等地的商人遍天下。所以商人的富裕是因为追求财利所致。富国何必用农业，富民何必用井田？

文学曰：“洪水滔天，而有禹yǔ之绩，河水泛滥，而有宣房之功。商纣暴虐，而有孟津之谋，天下烦扰，而有乘羡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虽有凑会之要，陶、宛之术，无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文学人士说：由于洪水泛滥，才有大禹治水的功绩，由于黄河决口，才有宣房宫（汉武帝防水患时所建的行宫）的建造。商纣暴虐，而有孟津之谋（周武王会诸侯于孟津，共谋讨伐商纣王），天下混乱，才使商人乘机谋利发财。远古时代，国家管理得很好，那时百姓淳朴，重视农业，安心愉快且要求不多。那时，路上行人稀少，市场杂草丛生。所以不努力种田就吃不饱肚子，不好好织布就没有衣服穿。虽然那时也有聚集的机会，但即使有陶朱公的经商手段，也无法投机取巧。从古至今，不给人家东西而想得到报酬，不劳动就想有收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的。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zhuō、蓟jì，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yíng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

桑弘羊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并不是靠耕田种地，而是因其处在五大都城之间，占据交通要道。所以，物产丰富的地方百姓就繁衍生息，靠近都市的人家就富裕。富裕在于方法谋略，不在于劳累身体；获利在于处在大势所趋，不在于埋头耕作。

文学曰：“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然民鮆窳jì yǔ偷生，好衣甘食，虽白屋草庐，歌讴鼓琴，日给月单，朝歌暮戚。赵、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末，侈靡chǐ mí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jīn shì，家无斗筲，鸣琴在室。是以楚、赵之民，均贫而寡富。宋、卫、韩、梁，好本稼穑，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故利在自惜，不在势居街衢；富在俭力趣时，不在岁司羽鸠也。”

文学说：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在那里，伐掉树木就能种庄稼，烧掉野草就能播种，简单地火耕水耨就可以长庄稼，可谓是土地广阔，财物丰富；然而那些地方的人很懒惰，穿好的，吃好的，虽然住着简陋的茅草屋，还是整天唱歌弹琴，吃完今日不顾明日，早上还在唱歌，晚上又感到忧愁。此外，赵地中山，靠近黄河，居天下之中，汇合各路交通的要冲，商人和诸侯来往于这条路上；然而那里的百姓奢侈浪费，好逸恶劳，不重视农业，田地不翻整，男女讲究打扮，家里没有第二天的存粮，还在屋里谈琴作乐。因此，楚、赵之民，均贫而寡富。宋、卫、韩、梁等地的百姓重视农业，努力耕种，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无不是家富人足。所以，得利在于自己爱惜财物，不在于居住在商业和交通发达的地方；富裕在于节俭并勤劳耕作，适应时势，不在于每年派官吏从事于羽、鸠等赋税的征收。

大夫曰：“五行：东方木，而丹、章有金铜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陇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积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无而通万物也。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天地之利无不赡，而山海之货无不富也；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多寡不调，而天下财不散也。”

桑弘羊说：根据五行说：东方属木，但丹、章有金铜之山；南方属火，但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属金，但蜀、陇有名材之林；北方属水，但幽都有积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无而通万物也。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用都用不完，而曹、卫、梁、宋，只用简陋的木材做棺材，甚至直接弃尸不予埋葬；江、湖之鱼，莱、黄之鲐（鲭科、鲭属鱼类），吃都吃不完，而邹、鲁、周、韩，百姓只能吃些粗食野菜。自然资源不是不充足，山海的物产不是不丰富，然而有的地方百姓贫困，财用不足，多寡不均，这是天下的财物得不到流通疏散的结果。

文学曰：“古者，采椽chuán不斲zhuó，茅茨máo c不翦jiǎn，衣布褐，饭土硎xíng，铸金为鉏chú，埏埴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宝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乐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远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坏而竞于淫靡，女极纤微，工极技巧，雕素朴而尚珍怪，钻山石而求金银，没深渊求珠玑，设机陷求犀象，张网罗求翡翠，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徙邛qióng、筰zuó之货，致之东海，交万里之财，旷日费功，无益于用。是以褐夫匹妇，劳疲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节漏费。溢利禁则反本，漏费节则民用给。是以生无乏资，死无转尸也。”

文学说：古时候，房屋上的木头不经木匠加工砍削，房上的茅草也不修剪，穿的是粗布衣服，吃饭用的是泥土制的饭碗，用铁铸造锄头，泥土烧制器皿，工匠不制作稀奇古怪的东西，世人不以不可衣食之物为宝。各安其居，乐其俗，甘其食，便其器。因此，不和远方交换物品，而昆山的玉石也不会运到内地。现在世俗败坏，竞相奢靡，女工极尽纺织精细的丝绸，工匠极致追求奇巧的技术，把朴素的东西加以雕刻而且崇尚奇珍怪异，开山凿石寻求金银，下海入水捞取珍珠，设置陷阱捕捉犀牛、大象，张开罗网捕捉翡翠，求得南北方少数民族的物品来迷惑中原人，把西部地区的货物运到东部沿海地带，交换万里之外的财物，既耽误时间，又耗费人力，而且没有什么用处。造成老百姓精疲力竭，缺吃少穿。所以，君王应该禁止追求超额利润，减少不必要的费用。追求超额利润的事情禁止了，人们就会回到农业生产上去；不必要的费用节俭了，百姓就会给用充足。这样，活着的人就不会缺乏资金，死了的人也不会弃尸不葬了。

大夫曰：“古者，宫室有度，舆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管子曰：‘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末利，则本业无所出，无黼黻fǔ fú，则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国之用，器械之备也。自古有之，非独于此。弦高贩牛于周，五羖赁车入秦，公输子以规矩，欧冶以镕铸。语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泽处，蓬蒿尧埆，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若各居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旃罽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

桑弘羊说：古时候，宫室有一定的制度，车子和衣服按功劳大小赐给；用原木做椽子、用茅草盖房子的事并不是先王的制度。君子节制奢侈，但也讽刺俭约，太俭朴就是简陋。过去公孙敖在楚为相时，他的妻子不穿丝绸衣服，不用粮食去喂马。孔子曾说：“不可以过于节俭，太俭朴就流于卑下。”这就是《诗经·蟋蟀》所讽刺的事情。《管子》上说：“要是不装饰宫殿木材就不能充分利用；不使厨房充满肉食，禽兽就不会被杀死。商贩若没有利润，则农产品就卖不出去；衣服不装饰花纹，那么女工就不能施展技巧了。”所以，各种工商工匠，不仅是治国安邦需要，也是为制造各种器具兵械所准备的。自古有之，并不是现在才有。春秋时，郑国的弦高就曾到洛阳去卖牛，百里奚曾经租车到秦国做生意；鲁班发明了圆规和曲尺；欧治子冶铁铸剑。《论语》上说：“各种工匠住在作坊里，尽力把工作做好。”农民和商贩进行交易，是互利共赢的。那些穷山深泽，荒凉贫瘠的地方，更应该流通财物，使之均衡发展。这样就可以使资源多的地方不独自富裕，资源少的地方不独自贫乏。如果都是各自住在自己的地方，吃自己出产的东西，那么桔子、柚子就没有人卖，盐就运不过来，市场上不会有毡子和毯子，吴、唐地区的竹子和木材也就用不上了。

文学曰：“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蚕麻以时，布帛不可胜衣也。斧斤以时，材木不可胜用。田渔以时，鱼肉不可胜食。’若则饰宫室，增台榭，梓匠斲巨为小，以圆为方，上成云气，下成山林，则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为末，雕文刻镂，以象禽兽，穷物究变，则谷不足食也。妇女饰微治细，以成文章，极伎尽巧，则丝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杀胎卵，煎炙齐和，穷极五味，则鱼肉不足食也。当今世，非患禽兽不损，材木不胜，患僭侈之无穷也；非患无旃zhān罽jì橘柚，患无狭庐糠糟也。”

文学说：孟子说过：“不误农时，粮食是吃不完的。按时养蚕种麻，布匹丝绸是穿不完的。在适宜的时节进山伐木，木材就用不完。按照一定的季节捕鱼打猎，鱼和禽兽的肉就吃不完。”如果一味装饰宫室，增建亭台园林，木工把大木料砍小，将圆的变成方的，在房屋上雕刻着和云彩一样的花纹，在下面则堆造着假山林，那么木材就会不够用。男人放弃农业生产，去从事工商业，雕刻各种飞禽走兽，并力求和真的一样，变化万状，那么粮食就会不够吃。妇女刺绣精心细致，做成各种各样花纹图案，用尽技巧，那么丝布都不能满足穿衣的需要。厨师煮杀胎卵，油煎火烤，精心烹饪，力求五味俱全，这样鱼肉就不够吃了。现在，我们不是怕不捕杀禽兽，木材用不完，而是担忧奢侈起来没完没了；不怕没有毡子、毯子和没有桔子、柚子吃，担心的是，最后连草房都住不上，连米糠酒渣也吃不上。

错币第四

大夫曰：“交币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幷也。计本量委，民有饥者，谷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调，民有相万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不厌糟糠也。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齐。故人主积其食，守其用，制其有余，调其不足，禁溢羡，厄利涂，然后百姓可家给人足也。”

桑弘羊说：流通货币，交换有无，但人民的生活必需品给用不足，是因为有人把财物兼并了。根据计量农业收支来分析原委，人民还有挨饿的，是因为有人把粮食囤积起来了。聪明的人有以一当百的能力。愚蠢的人连老本儿也捞不回。政府如果不加以调剂，人民之间就会贫富悬殊。这就是有的人能储藏百年以上的粮食，而有的人穷得吃糟糠都不厌恶的原因。（豪）民太富裕了，国家就不能以俸禄来使用他们；势力太强了，就不能以刑法来威服他们。不分散囤积，平均利益，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能相齐。所以，政府储备粮食，掌握其使用时机，限制有余而调剂不足。禁止、遏制（豪民参与）垄断、暴利的行业，（而依靠国家调剂），这样，百姓就家家户户给用充足了。

文学曰：“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三王之时，迭盛迭衰。衰则扶之，倾则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让之礼，粲然可得而观也。及其后，礼义弛崩，风俗灭息，故自食禄之君子，违于义而竞于财，大小相吞，泪转相倾。此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无以充虚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穑，田者不渔，抱关击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尽物。如此，则愚智同功，不相倾也。诗云：‘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言不尽物也。”

文学说：古时候，人们崇尚道德，而鄙视牟利；重视礼义，而轻视钱财。三王之时（夏禹、商汤、周文王），（人民的道德）时盛时衰。衰落时就扶持它，倾倒时就巩固它。夏商周分别以“忠”、“敬”、“文”治国，因此，便鲜明地看到人民有教养、懂礼义、懂谦让。但从这以后，礼崩乐坏，世风日下，故而做官的人开始违背礼义而去竞相追求财利，大小互相吞并，激烈地互相倾轧。这就是有的人积蓄了百年以上的财富，而有的人却吃不饱、穿不暖的原因。古代做官的人不种庄稼，种田的人不捕鱼，守关巡夜的人都各有各的俸禄，不得（独自）穷尽财物，兼而获利。这样，愚笨的人和有才能的人同样有收获，不会相互倾轧。《诗经》上说：“那里有丢掉的一把稻子，这里有遗漏下来的一些稻穗，寡妇拾起来就够吃了。”说的是不要（独自）穷尽财物。

大夫曰：“汤、文继衰，汉兴乘弊。一质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更法，非务变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与俗改，弊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物极而衰，终始之运也。故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夫臣富则相侈，下专利则相倾也。”

桑弘羊说：商汤、周文王继前代之衰亡，汉朝继承秦朝的疲敝而兴起。一个质朴，一个柔和，都没有随意改变常法。风俗败坏要变革，但并不是为了变法而变法，而是要挽救失败、扶持衰微。因此教育要跟随风俗的变化而变化，钱币跟随世道的变化而变化。夏朝使用黑色的贝壳作钱币，周朝使用紫色的石头作钱币，后来又改用铜钱。物极而衰，这是事物变化、运动的过程。所以，山林川泽，国家若不加以控制，就会使国君和大臣共同得到利益，私铸钱币不加以禁止，就会使真币和假币同时流通。大臣富足，就会互相炫耀奢侈；豪强独占财利，就会互相倾轧。

文学曰：“古者，市朝而无刁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后世即有龟贝金钱，交施之也。币数变而民滋伪。夫救伪以质，防失以礼。汤、文继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兴。汉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变币，欲以反本，是犹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礼则民闇饰，上好货则下死利也。”

文学说：古时候，市场上不用钱币，各自以物易物，比如用布帛去交换蚕丝。后来才有龟板、贝壳、铜钱在市场上使用，钱币屡次改变使人越来越虚伪不老实。禁止假的要采用制度规范，防止放纵要实行礼义。商汤、周文王继衰败以后兴起，变更旧法，改变社会风气，使商周兴盛。汉初继承秦朝旧法不加改变，聚敛财利，改变钱币，想要以此使人民返归农业，这就好像用加热来制止燃烧，用火去防止水的沸腾一样。上面重视礼义，人民就会修饬自己的品行，上面重视财物，下面就会为利而死。

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

桑弘羊说：文帝时，放纵（豪）民铸钱、冶铁、煮盐，吴王刘濞控制了海岸（煮盐），邓通（汉文帝男宠）独占了西山（铸钱），山东奸诈狡猾的人都聚集在吴王手下，秦、雍、汉、蜀的人依附在邓通那里，吴王、邓通的钱遍布天下，所以才有了禁止私人铸钱的禁令。禁令施行了，奸伪的行为就会停息。奸伪的行为停息，则人民就不会妄想得到不义之财，从而各司其职；这样，人们除了返归农业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国家一统，人民就不会有二心；钱币由国家统一发行，老百姓就不会发生怀疑。

文学曰：“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模拟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铸伪金钱以有法，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故。择钱则物稽滞，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蛮、夷则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文学说：早些时候，钱币种类很多，财物流通，人民安居乐业。后来，去掉旧钱，另搞白金龟龙钱，人们纷纷想办法使用新币。钱币经过多次改变，人们就越加怀疑。因此就废除各种钱币，而专门命令水衡（官职）官铸钱。结果官吏和工匠偷工减料，从中谋利，有些钱造得不合规格，有薄、厚、轻、重之不同。农民对新钱不习惯，用熟悉的钱来比较新钱的质量，相信旧钱，不相信新钱，辨别不出钱的真假。商人做买卖用真钱换假钱，用半数真钱就可以换取成倍的假钱。买东西的人得不到应有数量的货物，卖东西的人则失去道义，因而更增加了人们的疑惑。铸假钱已经有法令禁止，但是货币有好有坏的现象还是和过去一样。选择用什么钱会影响货物的流通，而用钱的人尤其苦恼。《春秋》上说：“筹划赶不上蛮夷就不行。”所以政府一方面不垄断煮盐业，以方便百姓使用；另一方面不限制（民间、私人）铸钱，以便利人们的流通使用。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夫不蚤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幷兼之徒奸形成也。”

桑弘羊说：老百姓有宝贵的东西，尚且要收藏在匣子里，更何况是国君的山川湖海呢？权势和财利必然是在深远的山川之中，不是豪民是不能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的。过去，盐铁没有国营时，平民中有朐邴，诸侯中有吴王刘濞，这都是议论盐铁国营时最初的话题。吴王垄断了富饶的山林川泽，通过减轻赋税、救济穷困小民的手段，收买人心，以提高个人的威望。个人威望提高了，叛逆中央之心就产生了。不及早杜绝它的根源，考虑其后果，就好像掘开吕梁山，让大水泛滥，所带来的危害必然很大。姜太公说：“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现在你们把（盐铁）经营权和利润下放给（豪）民，废除盐铁（国营）去资助凶暴强横的人，顺从他们的贪心，各种邪恶的人聚集在一起，以豪强为中心，结成党羽，这样，豪强日益不能被制服，搞兼并的人作奸犯科的形势，就会发展成为现实了。

文学曰：“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故民人以垣墙为藏闭，天子以四海为匣匮。天子适诸侯，升自阼阶，诸侯纳管键，执策而听命，示莫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务民之义；义礼立，则民化上。若是，虽汤、武生存于世，无所容其虑。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之能成？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铁。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而不在朐邴也。”

文学说：人民的财物藏在家里，诸侯的财物藏在封国里，天子把财物藏在四海之内。所以人民把院墙作为藏匿财物的遮蔽物，天子把四海作为收藏东西的箱柜。天子到诸侯那里，登上大堂前东面的台阶，诸侯交出开闭国门的钥匙，手捧写着姓名、官职的竹简策子，站在旁边听候命令，表示不敢以主人自居。所以，天子并不积蓄财富，而是藏富于民；远离工商之利，而是注重用礼义来教导百姓。建立了礼义，百姓就会接受上面的教化。如果这样，就是商汤、周武王现在还活着的话，也用不着有什么忧虑。搞工商业，干欧冶子（战国铸剑大师）那样的事，又怎么会形成奸党呢？三桓掌握鲁国的政权，六卿分掌晋国大权，并不是因为盐铁（私营）才产生的。所以最有权势财富的，不在深山湖海之中，而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于祸起萧墙，而不在朐邴那样的人。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倾；贵贱有平，而民不疑。县官设衡立准，人从所欲，虽使五尺童子适市，莫之能欺。今罢去之，则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端坐而民豪，是以养强抑弱而藏于跖也。强养弱抑，则齐民消；若众秽之盛而害五谷。一家害百家，不在朐邴，如何也？”

桑弘羊说：禁止人民自由开发利用山海的资源，人民就没有相互倾轧的机会；物价虽有涨跌，但有平价制度加以限制，百姓就不会疑虑（国家）。国家规定平准法，人人都能满足欲望，即使让儿童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也不会受到欺骗。现在你们要废除盐铁国营和平准政策，就会使豪强富商独占山海的财富，独得商业的利益。他们在家中遥控市场，决定市场的买卖，物价高低全凭他们的一句话。贵贱没有标准，他们坐收其利而变得越来越强，这是助长了豪强势力，抑制了弱小力量，把财物藏在强盗手中。如果纵容强的，压制弱的，那么百姓间的平等就消失了；这就好比田中杂草茂盛而损害五谷生长一样。一家害百家，不是因为朐邴那样的豪强，又是因为谁呢？

文学曰：“山海者，财用之宝路也。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仇雠灭，则田野辟，田野辟而五谷熟。宝路开，则百姓赡而民用给，民用给则国富。国富而教之以礼，则行道有让，而工商不相豫，人怀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齐，土力不同，刚柔异势，巨小之用，居句之宜，党殊俗易，各有所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故盐冶之处，大傲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郡中卒践更者，多不勘，责取庸代。县吧或以户口赋铁，而贱平其准。良家以道次发僦运盐、铁，烦费，百姓病苦之。愚窃见一官之伤千里，未睹其在朐邴也。”

文学说：深山大海，是财物的宝贵源泉。用铁铸造的农具，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农民使用农具，就能消灭农田中的杂草，消灭了杂草，就能开垦土地，土地开垦了，就能五谷丰收。山、海被利用就使老百姓的吃用得到满足，百姓供给充足，国家就会富裕。国家富裕后再用礼义来教导百姓，人们在路上行走就会相互谦让，做工经商的也不会相互欺骗，人人怀着敦厚朴实的感情相处，而没有人相互争利。秦、楚、燕、齐，土地的生产能力不同，土质的软硬程度不一，因此农具的大小曲直，也要随各地的风俗习惯不一样而有所不同。现在朝廷硬要把农具统一，就不能使农具适应各地的情况，农民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农具使用不方便，农民耕作时就疲惫不堪，不能除掉杂草。杂草不除，庄稼不长，人们生活就会贫困。煮盐冶铁的地方，大都靠着深山大川，附近有铁矿、木炭，地处偏远而工作艰苦。郡县中服役的人，大多不能忍受那种辛苦，责令用钱雇人代服役。郡县铁官有的按户征收生铁，而且还压低收购价格。官员们又按照路途的远近，出钱雇佣车和劳力代为转运盐铁，既麻烦，又费钱，弄得百姓非常痛苦。我们只看见一个官吏伤害千里百姓的事情，没有看到像你说的伤害百姓的朐邴。

复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宁归，言：‘盐、铁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无妨于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幷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下之专利也。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浮食奇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利细民，故沮事议者众。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今者，广进贤之途，练择守尉，不待去盐、铁而安民也。”

桑弘羊说：前任扇水都尉彭祖告假回家办理父母丧事时，汇报说：“政府制订的盐、铁法令条文，内容非常严明。被政府征用去铸造铁器的人民，穿衣吃饭，都由政府供给，政府对他们的待遇很高，因此，（盐铁国营）并不妨害人民的利益。当然也存在一些贪官污吏，不能执行政府的禁令，因此给人民带来烦扰和痛苦。”国家发出法令要把盐、铁国营，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些利润收入，也是为了促进农业，限制豪强的商业版图，分化朋党势力，禁止放纵奢侈，杜绝相互兼并的道路。古时候，不把名山大泽分封给诸侯，因为分封给诸侯他们就会独占这些自然资源。山海的资源，湖泽的物产，都是自然界的宝藏，都应该归少府（为皇室管理私财的部门）管理；但是陛下不把这些当做私有财产，让大司农（国家财政部）去管理，以佐助百姓。那些不事耕种的诸侯们，企图霸占山海的资源，以便发家致富，役使和收买百姓，所以要求阻止这种事的议论很多。铁器和兵器，对国家有很大的用处，不适宜人们私营。过去，豪门大户独占山海的利益，采矿冶铁铸造铁器，煮海为盐，有的豪强大家聚众多达上千人，他们大都聚集那些流放的犯人。这些人背井离乡，丢弃祖坟，依附于豪强，豪强把这些人聚集在深山大泽之中，企图成就奸伪之业，结党营私，为非作歹，祸害无穷啊！现在，政府增加取贤人的途径，慎重选择地方官吏，用不着取消盐、铁国营，而以此使人民心安。

文学曰：“扇水都尉所言，当时之权，一切之术也，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诗云：‘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此诗人刺不通于王道，而善为权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钱，入谷射官，救急赡不给。今陛下继大功之勤，养劳倦之民，此用麋鬻之时；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辅明主以仁义，修润洪业之道。明主即位以来，六年于兹，公卿无请减除不急之官，省罢机利之人。人权县太久，民良望于上。陛下宣圣德，昭明光，令郡国贤良、文学之士，乘传诣公车，议五帝、三王之道，六艺之风，册陈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议，未有所定，此所谓守小节而遗大体，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文学说：扇水都尉所汇报的，是当时的权宜之计，不可以长久实行并传之后世，这不是圣明国君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方法。《诗经》上说：“这种设计实在可悲啊，既不遵循古人的法式，又不经营远大的计划，只是听从亲信之人的言论。”这是诗人讽刺那些不懂王道，而又善于弄权谋利的人。汉武帝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设立屯田官，铸造钱币，让大商人用粮食买官爵，来解决急需的军队供给。现在，皇上继承了汉武帝遗留下来各种巨大事业，供养着疲劳的百姓，正是需要安抚百姓的时候；你们这些大臣们应该考虑如何安定团结百姓，为国家兴利除害，用仁义辅助皇帝，建立宏图大业。明主（汉昭帝）即位以来，至今已有六年，你们这些公卿没有请求裁汰不需要的官吏，减少或罢免取巧谋利的人，人民长久以来寄希望于上层（整顿吏治）。现在皇上宣扬圣德，昭布明光，发文告诉各郡贤良、文学乘官车到京城议论五帝、三王治国之道和《六艺》的教化，讲述安危利害的关系，皇上的用意是很明显的。现在公卿（指桑弘羊）所辩解的还没说到皇上所规定的这些内容，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守小节而丢了大体，只顾小利而忘了大利的人。

大夫曰：“宇栋之内，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坎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穷夫否妇，不知国家之虑；负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先帝计外国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敌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势变以主四夷，地滨山海，以属长城，北略河外，开路匈奴之乡，功未卒。盖文王受命伐崇，作吧于丰；武王继之，载尸以行，破商擒纣，遂成王业。曹沬弃三北之耻，而复侵地；管仲负当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遗小，用权者离俗。有司思师望之计，遂先帝之业，志在绝胡、貉，擒单于，故未遑扣扃之义，而录拘儒之论。”

桑弘羊说：楼宇之内的燕雀不知天地之高，井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不识大体的人，不知道治国的忧虑；肩挑货物的小商贩，不知猗顿之富。先帝（汉武帝）考虑到外族和我们的利害，了解匈奴、百越的兵力情况，感到敌人兵力弱，我们容易取胜，用小的力量可以取得大的胜利，所以根据这种有利的形势，攻打四方侵扰我们的民族，使汉朝的疆域依山临海的地方和长城连接在一起，北过黄河，直到匈奴的老家，但武帝的功业没有完成。过去周文王受天命讨伐崇侯虎，在丰地建立国都，周武王继承文王的事业，载着文王的牌位，灭了商朝，生擒商纣王，完成了帝王大业。鲁国勇士曹沫（挟持齐桓公），夺回被齐国侵占的鲁国土地，洗刷了鲁国三次败给齐国的耻辱；管仲辅助齐公子纠时蒙受当时世俗的批评，后来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主功业。所以志向远大的人要不计较小的得失，执政用权的人要远离世俗的偏见。现在官员们考虑的事情是如何用姜太公的计谋，以完成先帝未完成的事业，志在彻底打败匈奴和东北方的外族，活捉匈奴单于，所以没时间考虑你们这些门外汉的不切实际的空谈，不可能采纳你们这些固执的儒生的言论。

文学曰：“燕雀离巢宇而有鹰隼之忧，坎井之蛙离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祸必大矣！此李斯所以折翼，而赵高没渊也。闻文、武受命，伐不义以安诸侯大夫，未闻弊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举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财以奉其用，然众不能毕；而以百万之师，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闻也。且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忧也。”

文学说：燕雀离巢就有被老鹰伤害的担忧，井底之蛙离其居就有被蛇鼠伤害的忧患，更何况翱翔千里而游四海呢？其祸害必然很大！这就是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赵高坠入深渊的原因。听闻周文王、武王受天命，讨伐不义以安诸侯大夫，不曾听闻（像你们这样）疲敝中原而去征伐夷狄的。昔日秦始皇常举天下之力以征讨胡、越，竭尽天下之财以奉其用，然而终不能完成任务。而百万之师，被秦始皇一人所驱使，此天下共闻也。且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疲，这就是百姓所疾苦，而我们这样的“固执的儒生”所担忧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