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市场遇上宏大叙事及其答复
当市场遇上宏大叙事
六月最后几天,几件事在手机里轮番刷屏。央媒喊话流量明星,韩红为一句“走个面儿”道歉,几位大学老师的毕业致辞意外出圈。三条新闻在信息流里翻滚了一周,然后沉了下去。
我翻来覆去,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没理清。
韩红让人“走个面儿”,这是人情面子。人情面子在中国从来都是硬通货,办事托关系,合作看交情,这大约也是市场的一部分。流量明星同样如此,粉丝买单,数据飙高,资本追捧,怎么看都是纯粹的市场行为。先说清楚,我对那位流量明星毫无好感,也认为她的流量配不上实力。但个人好恶归个人好恶,市场归市场,制度归制度。就好比前两年爆红的某些网络小说,文笔烂得惊人,照样有人掏钱买账,甚至极少数作者因此进入了作协领导层。
有人说,这是因为市场失灵了。流量造假,劣币驱逐良币;人情绑架,让观众为面子买单。公权力是裁判,该吹哨吹哨,该纠偏纠偏,保护消费者。
这个说法,我基本认同。但我回想到去年电影《731》上映时的情景,豆瓣4.9的评分,满屏的骂声,又有些糊涂了。
这难道不是市场失灵?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拍出一部逻辑崩坏、消费苦难的商业烂片,票房却一度冲高。公权力去哪儿了?如果监管流量明星是保护消费者,是维护公平交易,那么面对一部品质崩塌却披着正确外衣的电影,为什么换成了另一种态度?
其实不是没介入。后来我才看到,官方发了评论,肯定了它“铭记历史”的立意,也批评了它“故事讲得差”。但恰恰是这种介入方式,让我更困惑了。同样是对市场的干预,对流量明星是“喊停”,对韩红是“纠正”,对《731》却是“引导”。区别在哪里?标准是什么?
有人说,前者属于“市场秩序”,后者属于“意识形态引导”,两套逻辑,工具不同。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我看不到逻辑,只看到结果:有一种烂片,你可以尽情骂,甚至可以骂到它票房崩盘;还有一种烂片,你在骂之前,得先承认它的动机是好的,立意是正的,否则批评就可能站不稳脚跟。更何况,这部烂片,极有可能对青少年形成“历史污染”——漂亮洁净的监牢环境,极度丰富(在上世纪40年代)的囚犯食物、以及片中的电影、歌舞、运动会……
我从来不认为官方应该禁掉《731》。让市场去检验它,让观众用脚投票,这才是最正当的结局。事实上,市场确实惩罚了它。但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在上映之初,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公权力给出的第一反应是为它的“初衷”辩护,而不是像对待流量明星那样,直接承认这是一次“德不配位”的市场事故?
答案或许在于:题材特殊,因为它触碰了历史叙事,因为它事关“我们是谁”的集体记忆。
这个逻辑,我理解。但我仍然想问:当一种叙事足够宏大,大到既能为一流制作加持,也能为三流甚至美化侵略的制作挡箭,消费者手里的那张电影票,还算不算数?
毕业致辞爆红,是因为老师们说了一句朴素的话:真诚就好,不必表演。这话放在电影市场,似乎也成立。让有诚意的作品被看见,让没诚意的作品被骂死,不管它穿着什么外衣。
我想,观众想要的从来不是特殊保护,也不是谁替我们做选择。我们只是希望在掏钱的那一刻,面对的所有作品,无论它打着流量的旗号、人情的旗号,还是别的什么旗号,都能被同一把尺子量一量。质量过关,我们自然会买单;不过关,就让它被市场遗忘。
仅此而已。
我们选择不看一部电影,或者看完后给出差评,本身就是对市场最诚实的回应。一个健康的市场,恰恰需要这些真实的信号,无论它指向流量明星、人情面子,还是别的什么。让市场听见观众真实的声音,也许比任何来自上方的保护都更管用。
答《当市场遇上宏大叙事》
拜读《当市场遇上宏大叙事》,文中所呈现的困惑,我相信是许多人的共同感受。六月的几桩事件,看似并行不悖,却因为监管尺度的参差,让人忍不住追问:我们到底在用什么样的逻辑来管理这个庞大的文化市场?
以下是我的一些思考,算作答复,也算作延伸讨论。
一、关于《731》,这是市场与历史叙事的双重在场。
文章对《731》的质疑是最能引起共鸣的。一部打着历史教育旗号的电影,内容质量崩坏,甚至可能对青少年产生“历史污染”,却并未像流量明星那样被直接叫停。作者问:公权力去哪里了?
这里必须区分“市场行为”与“历史叙事”的两个维度。从市场角度,《731》确实是一部失败的作品。逻辑崩坏,细节失实,消费苦难,市场也最终用低分和票房下滑惩罚了它。但从历史叙事的角度,这部电影的主题是揭露731部队的罪行,这个立意本身就是官方需要肯定的。官方评论既肯定主题,又批评故事,这并非不作为,而是“引导式监管”:由评论定调,由市场惩罚。
为什么不能叫停?原因很简单:叫停一部主题正确的电影,在国内、国际舆论场会付出极高的政治成本。相比行政禁映,任由公众批评、市场淘汰,反而是代价最小的处理方式。观众用脚投票、用嘴骂街,本身就是在完成对它的终极审判。所以文章中所说的“历史污染”确实存在,但因为“艺术表现失当”而叫停一部立意正确的电影,在法律和伦理上都难以操作。这不是在保护烂片,而是在保护“表达历史”的权利不被轻易剥夺。
二、关于流量明星,实质是治理逻辑的边界问题。
文章的另一个困惑在于对流量明星的态度。作者清楚地说,自己对那位流量明星毫无好感,也认为她的流量配不上实力。但作者追问的是:如果流量明星是市场行为,如果她的问题主要是“德不配位”而非违法违规,为什么监管手段如此凌厉?
这个追问是成立的。流量明星的治理,早已超出了“违法违规”的边界,进入了“行业生态重塑”的范畴。叫停一个流量明星,实际上是在敲打她背后的制作方和平台,告诉他们:靠数据造假、粉丝运营、黑红炒作赚流量的模式到此为止了。这种“杀一儆百”的治理逻辑,在行政效率上很高,但在法理上确实存在一个模糊地带:一个艺人业务能力差、路人缘崩坏,应该被市场冷落,还是应该被行政力量“连根拔起”?
两者之间的界限,恰恰是文章想要追问的。作者没有给出答案,只是把困惑摆了出来:如果市场失灵要管,那管到什么程度算合适?如果“德不配位”要罚,那罚到什么力度算公平?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值得被认真对待。
三、关于网文作家进作协,其实是当代文学双重属性的表现。
文章提到“文笔烂得惊人,照样有人掏钱买账,甚至极少数作者因此进入了作协领导层”,这指向了一个被许多人回避的事实:在当代,文学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商品。
说是艺术形式,因为它依然承载着审美表达、思想探索和人文关怀。这一点从未改变,也不必改变。但说它同时也是一种商品,是因为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早已深度嵌入市场逻辑之中。读者付费阅读,平台按点击分成,版权交易定价,这些都是公开透明的市场行为。一部小说卖出千万册,首先意味着它在市场上成功了,至于它在艺术上是否成功,那是另一个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圈内部也存在着大量与市场深度绑定的非审美行为。人情稿就是其中之一。某个知名刊物约稿,编辑碍于情面发了某位领导的旧体诗,读者看得尴尬,但版面已经占了。某个奖项评选,评委之间互相“走个面儿”,你投我一票,我投你一票,跟韩红那句“走个面儿”性质一模一样。文学界的“面子”和娱乐圈的“面子”,流通的是同一种人情货币。文章说韩红让人“走个面儿”是市场的一部分,那么文学圈的人情稿、人情奖,同样也是市场的一部分。它们不是审美行为,而是人情交换,是社交资本在市场中的变现。
还有另一种更直接的商业化。某些诗歌网站、诗歌刊物在推广诗人作品,明码标价“首页推荐位”“专题专访套餐”“订刊户专用投稿通道”“地方诗歌小辑”等等,与其说是推广诗歌,不如说是贩卖诗歌。一些诗人在抖音、视频号上直播读诗,边读边挂小黄车卖自己的诗集或文创周边。这跟卖货主播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卖的是“文学”这个标签。还有作家入驻直播平台,一边写稿一边和粉丝互动,打赏收入甚至超过版税。
这些现象说明,文学的商品属性早已渗透到行业的最深处。它不再只是“作品卖出去了才是商品”那么简单,而是从创作动机、传播渠道到评价体系,都已经和市场逻辑交织在一起。作协让畅销网文作者进入领导层,表面看是“拉拢市场头部玩家”,本质上是承认一个已经发生的现实:文学不再是件纯粹的事业,文学的评价权也已经从批评家部分转移到了消费者手中,而文学的行业生态也已经从“创作中心”滑向了“流量中心”。那些写“文笔烂”小说的人之所以能进入作协,不是因为他们写得好,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庞大的、用钱投票的读者群体。作协需要这个群体的代表,就像商会需要邀请成功的商贩加入,不是因为商贩懂商业伦理,而是因为他能带来影响力和话语权。
从这个角度看,网文作者进作协与流量明星被叫停,遵循的其实是同一条逻辑:官方在根据“风险”和“收益”来分配管理资源。网文出海带来文化影响力,收益大,风险小,所以鼓励。流量明星背后是资本无序扩张和粉丝组织化,收益归资本,风险归社会,所以打压。这不是同一把尺子量万物,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效应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四、同一把尺子的不可得与可求,社会治理的正面和反面。
文章最后呼吁“同一把尺子”,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坦率地说,在文化治理领域,同一把尺子几乎不可能存在。因为文学、电影、艺人、粉丝组织,它们的社会属性、风险系数、管理成本完全不同。用统一的尺度去衡量,反而会导致新的不公平。
但“同一把尺子”不可得,不代表“尺度模糊”就合理。作者真正的诉求,其实不是尺子完全一样,而是希望尺子足够透明、足够可预期。当《731》被引导而不是叫停,当流量明星被重拳出击而不是冷处理,当烂网文作者被捧入作协,公众的困惑不在于“管不管”,而在于“为什么这样管而不那样管”。
这个困惑的背后,是一个更深的期待:希望文化治理从“策略性灵活”走向“规则性稳定”。灵活的治理有其效率优势,但如果灵活性过于依赖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就会导致标准漂移,让市场参与者无所适从。流量明星不知道自己会被罚到什么程度,电影制片方不知道宏大叙事能豁免到什么地步,网文作者不知道畅销能兑换多少体制资源。这种不确定性,才是市场最大的成本。
五、结语,对市场的信号与治理要求的回应。
文章最后说,观众最诚实的回应就是买票或不买票,好评或差评。这个判断是对的。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信号系统,它比任何行政力量都更灵敏,也更残酷。
但市场信号需要被听见,也需要被回应。流量明星的数据造假,是市场信号被污染,所以需要治理。《731》的质量崩塌,是市场信号已经发出,所以不必再补一刀。网文作者的畅销,是市场信号清晰,所以可以接纳。
真正的问题不是管不管,而是怎么管、依据什么标准管。当治理逻辑从“依法依规”向“因时因势”滑动时,公众的困惑就成了必然的副产品。《当市场遇上宏大叙事》这篇文章的价值,恰恰在于把这种困惑摊开来讲清楚了。困惑本身,就是最真实的市场信号。它时刻提醒我们:在效率之外,公平和可预期性同样值得被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