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了一次位于城隍庙的新藏宝楼。那里的一楼已经变成小商品市场。二楼依然是古玩市场，隔成一间间小店铺，坐镇其中的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爷叔，偶尔可见老阿姨。市面非常萧条，极少有客人走过。

到三楼一间店铺坐下，一位一直坚守在此的老店主泡了一杯浓茶给我，然后指指对面人去楼空的一整排铺面，说：“现在外地老板都回去了，因为赚不到钱，我们这些老上海，有退休工资，不图赚钱，就在这里坐坐，有人说说话。”

这句轻描淡写的话，像一把钝刀，割开了一个时代的幕布。

  曾经人声鼎沸的藏宝楼 

十多年前，藏宝楼完全不是这样的光景。

2008年前后，每到节假日，藏宝楼三楼的地摊上，印石、钱币、旧书、瓷器、玉器，摆得满满当当。客人络绎不绝，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客人因为对价格不满意，刚刚把东西放下，下一个客人就可能蹲下来拿起这件东西，准备付钱。摊主常常来不及下楼吃饭。一到饭点，楼下饭摊老板娘便会端着一碗碗香喷喷的面条、盒饭上来，送到摊主手上。摊主们则是手捧一碗大排面，边吃边和客人讲价。

这次重访，三楼一片寂静。几位上海店主索性在走廊上摆了一张桌子，开一瓶白酒，几瓶啤酒，打开几盒肉菜，悠悠地边吃边聊。在他们的身边，是几家店铺撤走后露出的水泥楼板。头顶上的灯一闪一闪，接触不良的样子。一位店主告诉我，今年，新藏宝楼开始频繁断电，三楼的水也停了好一阵了。我到三楼的时候，电才刚来。

这不仅是藏宝楼的命运，恐怕也是上海中心城区实体古玩市场的缩影。中福古玩城、云州古玩城、藏宝楼，无一幸免于一场漫长的退潮。10年前，曾经名震中外的东台路古玩市场正式关闭。今年重新登场的东台路市集，已经换了一个业态。

“老客人现在都不门了，不买也不卖，年轻人不喜欢这些，他们去买别的艺术品去了，不太喜欢古董的”，这位店主说。

 清末民国，从城隍庙到广东路 

上海的古玩江湖，不是凭空而起的。

“上海是民间收藏的半壁江山”——这句流行于本地的话，根植于两次声势浩大的移民潮：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江南士绅、政商巨贾、知识分子涌入租界避难。随他们而来的，不仅有资金，还有世代收藏的文玩字画。

文玩的汇聚，催生了此后延绵不断的上海古玩市场。

最早的古玩交易中心不在“声、光、热、力”集中的公共租界，那里属于现代上海。古玩商们则属于传统中国，他们相聚在老县城的心脏，城隍庙。清末民初，翡翠商人和古玩商在“四美轩”交易，后来，顾松记、松古斋、崇古斋等老字号相继挂牌。

后来，租界催生了更现代的交易空间。广东路299弄2号的怡园茶社，成了古董商和藏家们的据点。到了1932年，随着交易规模扩大，原来的怡园茶社已经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了。古玩商们集资建起了广东路218-226号的室内市场，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古玩集散地。直到今天，上海市文物商店依然坐落在广东路上，像是为这段上海最初的收藏历史做见证。

那也是一个古玩行里水大鱼大，人才辈出的时代。与庞莱臣、张静江颇有渊源的民国第一古董商卢芹斋远赴巴黎，开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文物出口公司。仇焱之在欧美藏家中也颇有影响力，叶叔重则是本地的文玩大手。在他们的客户名单上，有大英博物馆的策展人，也有杜月笙、银行家胡惠春这样的本土大亨。

当时的上海古玩市场，其实也是东方文物流向西方的闸门。

 1980年代末的鬼市微光：会稽路

虽然仅仅存在了2、3年的时间，会稽路在老一代上海古董商和爱好者心里，留下了极为独特的、抹不去的印记。会稽路市场的存在，是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古玩市场的萌芽，也是古玩市场逐渐从“非法的地下状态”转为“地上”的过渡期。

1980年代，民间古玩交易依然是“非法”的。所以，会稽路还有另一个名字——“鬼市”。周末凌晨四、五点，摊主们便打着手电筒，带着古董悄悄出摊了。前来买东西的古董发烧友们也有着同一个生物钟，一到周末，他们也会举着手电筒，到会稽路与摊主们“接头”。城管一来，摊主们就会立刻卷起铺盖，纷纷逃开。但即便如此，这个市场的买卖依旧十分兴盛。

在短短的2年多里，半地下状态的会稽路古玩市场虽几经取缔，又死灰复燃。这片市场打不散的热情，也反映出，在1980年代，上海人压抑已久的收藏热情，一旦找到了一丝释放的缝隙，会如何汹涌地喷薄而出。

 1990年代，属于东台路的高光时刻

一旦这股外部的抑制力量被撤走，古玩市场便迎来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时刻。东台路上的古玩商们，正是这一时刻的见证者。1988年，在政府部门的主办下，会稽路上的古玩摊主们卷起行囊，集体跨过西藏南路，到东台路集结。东台路上的“浏河路旧工艺品市场”成为被上海市文管会批准的第一个合法的旧工艺品市场。在这次古玩市场的制度性开放中，东台路承接了这一转折带来的、史无前例的财富洪流。

作家沈嘉禄曾回忆当年的热闹：“我亲眼看到港台人士在此扫货，影星们出手尤其凶猛，比如刘德华、罗大佑等人由上海这边的‘带路党’引导冲进一家古玩店，叫老板将一百多只旧手表统统拿出来，略作打量，便在柜台上分作四堆，每人拿下一堆。罗大佑春风得意地说：老货就是好！他们买明清鸟食缸也是这套路数，兜底抄起，坐地分‘赃’。“

当时去东台路“淘宝”的名人有许多。这条路上的古董商曾经向我回忆，1990年代，贝克汉姆、施瓦辛格、成龙、费翔等等许多明星，还有许多国家的领事馆工作人员，甚至国家元首都光顾过东台路古玩市场。一到周末，那里摩肩接踵，讨价还价的人里，曾有一大半是外国人，以及来自港澳台的商人、旅客。

藏家的热情不是没来由的。在市场刚刚开放的阶段，从国际横向对比看，中国文物艺术品的价格处于绝对“洼地”；上海东台路名声外在，“好货”从四面八方涌入这里。还需要注明的一个关键背景是，1990年代初期的市场上，赝品尚未大批出现。当时大手笔买入的人们，后来被证明是做了个无比划算的买卖。

“好货”的来源大致有三个:一是古玩商人“铲地皮”所得,二是从同行处收购，此外，则来自文物盗掘。所谓“铲地皮”，就是从拥有古董的家庭低价收购。厉害的古玩商人们都有四通八达的信息网，也有一付好脚力。他们会第一时间了解到上海本地老家族里发生的变故，然后上门求购文物，也会经常去往外地，甚至到田间地头收罗文物。1990年代初，因为各地基建的加快，文物盗掘的情况频繁发生。一位古玩商人曾经提到他亲眼所见的景象：一批来自杭州郊外的农民就挑着担子到东台路来，担子里装的都是良渚文化的玉器。他也曾听说，一些盗掘自陵墓的珍贵文物，甚至整个棺椁都会在夜晚潜入东台路市场。

这个带着奇幻色彩的市场孕育了很多出色的古玩商人。摸爬滚打中，许多古玩商积累了眼力和实力。他们虽然不是理论专家，却有着实实在在的好眼力和广博的人脉，正是凭借这样的资本，其中的一些人成为艺术品市场的持续参与者。但也有一些古玩商，经历了一夜暴富后，难以自持，败给了赌博和吸毒。

东台路古玩市场的诞生，恰好撞上了中国文物价值重估期的开端，又没有来自拍卖行的竞争，使其风光一时无二。但真正的繁荣只持续到1998年。那一年，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欧美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客人大幅减少。雪上加霜的是，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赝品开始大量流入市场。加之当时发展起来的拍卖市场，集聚了高端艺术品，古玩店的主导地位逐渐被稀释。东台路古玩市场的兴盛一去不返。

2015年，东台路开始整体改造，这个曾经中国最重要的古玩市场之一正式消失。事实上，在关闭前的10年里，东台路市场上，真正的古玩已经十分稀少了，这个在外国人圈子里赫赫有名的地方已经成为“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天下。纪录片《上海100》留下了东台路古玩市场关闭前最后一天的景象。在一家古玩店里，一位店主向一位进店来的外国人笑着说：“市场明天就要关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这位外国人面目严肃地地说：“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不是我的”。

这一幕，与1990年代初期，外国人一出手就是“买走店里全部好货”的情形已是天壤之别。前后的20多年里，这一热一冷的场景背后，是大周期套着小周期的巨大变迁

  2000年商场时代，繁华过后的余绪

2005年末开始，东台路上的许多古董商进驻福州路上的中福古玩城。1997年，原本在太原路邮币卡市场做生意的古玩商人们则整体进驻大木桥路上的云州古玩城。不少在福佑路地摊经营古玩生意的商人，则有许多搬入位于城隍庙的藏宝楼（非现在的新藏宝楼）。

一座座古玩城拔地而起，古玩生意从露天小店模式切换到大商场模式，硬件升级，管理规范，却再也难现当年在街头巷尾的野性与活力。

事实上，2005年以后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不再属于这些古玩商，而是属于大型拍卖公司的。作为一种新业态的艺术品拍卖自1992年以后的快速发展。到了2005年以后，拍卖公司已经成为艺术品市场中的主要力量。拍卖公司成了高价艺术品的销售渠道，古玩商店成了配角，成了一种日常性的补充。

2008年-2010年，上海的古玩商店有过最后一波繁荣。但这终究抵不过大环境的寒流和代际审美的断裂。和拆房子相比，收藏的断层，发生地悄无声息，却更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