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忆里的坝上沽源，冬天冷得能冻裂石头，夏天却爽快得像另一个世界。可无论什么季节，只要闭上眼睛，我总能听见那片喧闹，牲畜的嘶鸣此起彼伏，买卖人的低语像潮水一样涨落，还有舅舅袖口间那些无声的秘密。

每年春天，舅舅都会来看母亲，自行车后座上总会驮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我们姊妹几个早早就在院门口张望，远远看见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从土路上颠簸着过来，心就开始扑通扑通跳。舅舅从车上跨下来，总是先喊一声“姐”，然后就蹲下身子，把布包打开，水果糖、江米条、饼干，偶尔还有芝麻糕。那些零食揣在他口袋里，带着他身体的余温，也带着牲畜市场特有的气味。

我们围着他，小手争先恐后地伸过去，他就笑着，一个一个地分，粗糙的手掌抚过我们的头顶，说：“慢点吃，都有。”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舅舅，你怎么总有钱买零食呀？”

舅舅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却不回答。母亲在旁边轻轻拍了拍我的头：“你舅舅辛苦，挣的都是血汗钱。”

我当时不懂。我只知道舅舅口袋里总能变出好吃的，只知道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掌上全是老茧，指关节粗得像老树根。我不知道的是，那些零食的背后，藏着坝上一整个时代的烟火气。

二

舅舅叫王德厚，是沽源有名的“丫纪”。

在坝上，“丫纪”这个词，现在恐怕没几个人知道了。可在那个畜力耕种的年月里，丫纪是牲畜市场里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是中间人，是评判者，是买卖双方之间那座看不见的桥。

沽源县城南街，有一片占地两亩左右的空地，那就是牲畜市场。最早的时候，这里根本算不上“市场”，赶牲口的人牵着牛羊马匹，三三两两散落在南街各处，吆喝声、讨价声混着牲畜的粪便味，乱成一锅粥。后来政府出面，发了正式的交易发票，这片自发形成的聚集地才慢慢有了规矩，渐渐成为坝上乃至周边地区牲畜交易的核心之地。

舅舅就是在这里，凭着一双眼睛和一张嘴，撑起了自己的生计。

做丫纪得有真本事。母亲说，舅舅看牲畜的口齿，一眼就能辨出年岁；摸牲畜的皮毛，一下就知优劣。更重要的是，他得在买家和卖家之间周旋，既不亏了卖家，也能让买家满意，自己才能从中赚得一份辛苦钱。

牲畜市场的院子里有几间正房，那是丫纪们待的地方。买家看上某头牲畜，从不直接和卖家商量，而是悄悄找到舅舅，这是市场里不成文的规矩。接下来就是最神秘的一环：“捅袖筒”。

我小时候偷偷看过一次。舅舅和一个人面对面站着，两人的手都缩在宽大的袖子里，指尖在袖管里悄悄比划。没有一句话，没有一点声音，只有两个人的表情在微妙地变化，皱眉、舒展、点头、摇头。旁观的人伸长了脖子，却什么也看不见。片刻之后，两人同时把手抽出来，相视一笑，一笔交易就这么成了。

那时候我觉得神奇极了，像在看一场无声的戏。后来才知道，那是多少年才练出来的默契，是丫纪们吃饭的本事。

那时候受旧思想影响，没有女人敢做丫纪。税票攥在舅舅们手里，交易的责任也由他们一力承担。一笔交易能赚多少，只有舅舅自己心里清楚，那是他凭经验、凭信誉换来的钱，每一分都来得不轻松。

三

坝上的农民朴实，交易也不全用钱。

有时候，有人牵着自家的牲畜来，还带着自家织的粗布、种的粮食，想跟别人换一头更合适的牲口。就像老话说的“五马换六羊”，各取所需。这样的交易更麻烦，舅舅得公道地评判两边的价值，让双方都觉得不亏。

也有熟人之间交易，不用去市场，直接去家里相看牲畜。但无论怎样，大队的证明都不能少，那是一切交易的前提，证明牲畜来路正当。这是规矩，也是舅舅们坚守的底线。

市场里有旺季，也有淡季。春耕播种前和秋后丰收后，是舅舅最忙的时候。四面八方的牲口贩子赶着牛羊马匹，沿着坝上的土路赶来，有的住到村里，有的就在市场旁搭起临时的棚子。本地的农民也牵着自家的牲畜，把它们拴在市场的大杆上，低着头，不安又期待地等着买家上门。

舅舅的身影就这样穿梭在牲畜和人群之间。他从早到晚不停歇，嘴唇说干了，嗓子说哑了，手掌因为不停地摸牲畜的皮毛，裂开了一道道口子。可他从来不叫苦，晚上回到家，把当天的收入数一数，第二天又精神抖擞地去了。

那时候市场条件简陋，附近的饭馆寥寥无几。赶路人的牲畜没卖出去，路近的就牵着回家，路远的就找一间几毛钱一晚的小店住下，饿了啃自己带的干粮，就着几口凉水。舅舅有时候忙到深夜，也啃着干粮赶回家，身上带着牲畜的味道，却总不忘给我们留几块零食，藏在枕头底下。

第二天早上醒来，小手往枕头底下一摸，一块水果糖，或者几块饼干。那份惊喜，我到现在都记得。

四

后来，牲畜市场慢慢扩大了，从两亩涨到了三亩，运作也越来越规范。“丫纪”这个老称呼，改成了“交易员”。舅舅也跟着时代变了身份，可他看牲畜的眼光依旧敏锐，周旋的本事依旧娴熟。

人民公社时期，牲畜都归生产队所有，买卖也都是代表大队，和外面的生产资料公司交易。这时候，舅舅作为交易员，不再需要“捅袖筒”了，他凭着自己的经验，参考市场价，在大队和生产资料公司之间沟通。上下浮动的价钱不多，只要双方商量妥当，一笔交易就定了。

生产队长把大队证明留给舅舅，生产资料公司开收购票，队长拿着票去开现金支票，最后去银行取钱。那时候，集体的牲畜交易还能免除税费，每到春耕和秋后，市场格外繁忙，日交易量能达到二百多头。舅舅和其他工作人员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常常回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

我也曾问过舅舅：“那么多牲畜进市场，不怕有生病的吗？”

舅舅说，后来畜牧局在市场设了检疫点，牲畜必须经过检疫才能上市。检疫的时候，要给牲畜点眼药水、抽血，一头牲畜的检疫要整整八个小时，检疫费由买家承担，三元或者五元不等。要是查出有病的牲畜，就会被送到病毒区，统一捕杀焚埋，不让疫病扩散。

说这些的时候，舅舅的语气很严肃。他说，做交易，讲究的就是公道，要对买家负责，也要对卖家负责，更要对这片土地上的农民负责。

那时候我不全懂，但我知道，舅舅是个让人敬重的人。

五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长大，舅舅慢慢老去。他的头发里添了越来越多的白丝，手掌上的老茧越来越厚，背也开始微微驼了。

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坝上。人民公社的经济模式完成了使命，耕种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拖拉机、播种机渐渐取代了牲畜。那些曾经离不开牲口的坝上农民，开始学着摆弄机器。

畜力耕种，慢慢退出了坝上的农业生产。

没有了需求，那片曾经喧闹无比的牲畜市场，也渐渐冷落下来。最初是来的牲口贩子少了，后来是拴在大杆上的牲畜少了，再后来，连丫纪们也来得稀了。舅舅有时候还去市场转一圈，院子里空荡荡的，几间正房的门虚掩着，风一吹，吱呀作响。

最后，牲畜市场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没有告别，没有仪式，就像一场演了多年的戏，幕布不知不觉就落下了。

舅舅再也不用去市场忙碌了。他来看母亲的时候，依旧会带零食，只是那些零食不再像以前那样稀罕，我们也不再是围着他叽叽喳喳的小孩了。有时候，他会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给我们讲以前牲畜市场的故事，讲那些赶牲口的贩子，讲那些“捅袖筒”的默契，讲那些忙碌到深夜的日子，讲市场里的喧闹与烟火气。

他的语气很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可我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一丝怀念，怀念那个让他挥洒了大半辈子汗水的地方，怀念那些作为丫纪的岁月。

六

如今，沽源的土地上再也听不到那种此起彼伏的牲畜嘶鸣了，再也看不到那些牵着牲畜、满脸风霜的赶路人了。拖拉机在地里轰隆隆地跑，播种机一趟过去，种子就整整齐齐地埋进了土里。

“丫纪”这个职业，也永远成了历史。

可舅舅的身影，那些他带来的零食香，还有牲畜市场曾经的热闹红火，都永远尘封在我的记忆里。我知道，那片消失的市场，不仅见证了坝上农业从畜力到机械的变迁，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落幕，更藏着舅舅的青春与汗水，藏着他对家人的疼爱，藏着我们一代人最温暖的童年回忆。

舅舅今年八十多岁了。他耳朵有点背了，走路也慢了，可每次我们去看他，他还是会颤巍巍地从柜子里翻出零食来，糖果、饼干、糕点，塞到我们手里，像当年一样。

“吃，吃。”他说，粗糙的手抚过我们的手背。

我握着他的手，那双手已经不像当年那么有力了，老茧还在，却薄了很多。可就是这双手，曾在无数个袖筒里比划过无声的数字，曾摸过成千上万头牲畜的皮毛，曾接过一张又一张的交易税票，也曾在我们小时候，轻轻地把水果糖塞进我们的手心。

舅舅老了，可他依旧是那个疼我们的舅舅，依旧是那个凭着自己的本事撑起一片天的丫纪。

而那片消失的牲畜市场，就像一首老旧的歌谣，偶尔在记忆里响起，诉说着沽源的旧时光，诉说着舅舅和那些烟火岁月里的故事。

温暖，而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