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营销,什么时候会涉及“帮信罪”?
特邀撰稿人：魏律师，北京执业律师，关注出海，曾就职于最高人民法院
我国目前的出海浪潮中，营销市场的规模巨大。根据全球咨询机构 Frost & Sullivan 预计，到2029年，全球 AI 营销科技市场规模约达2万亿美元。国内的头部玩家如钛动科技，2月份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书，据披露，其年收入可超10亿人民币，毛利高达82.2%。无论是软件、AI、游戏还是短剧的出海，借助营销公司在海外平台来冷启动和增长，都是刚需。
在巨大的市场面前，也暗藏着不少风险，其中就包括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帮信罪”）。由于业务和技术发展太快，相关法律认知与行业实践之间存在滞后，许多从业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离刑事责任有多近。本文就来具体聊聊：什么时候，出海营销会涉及“帮信罪”？
一、真实案例
出海营销有很多术语，如买量、投流、投放、GEO，核心目的都是“转化”。围绕这一目标，营销团队会计算 ROI（投资回报率），做用户行为分析，研究平台的流量分发策略。魏律师曾经就办理过一起信息流广告投放的案件。
涉案的广告投放企业的业务流程大致是这样的：先跟客户签协议，然后审核广告物料，接着在国内平台开户投放，再上线跑量。因为量很大，他们每天的流水都相当可观。
随着业务不断扩张，这家投流公司不久遇到了麻烦。问题出在一个“交友 App”的推广上。这个 App 的前端广告看起来挺正常的，无非就是一些帅哥美女的图片，配上常见的交友文案，直播间里还有一些主播代聊。表面上没啥不对劲的，但大规模推广之后，用户一点击下载，发现里面的内容日渐变得“攒劲”——要么是色情直播页面，要么就被推到博彩链接入口。很快，这个 App 就被公安机关查处，涉及传播淫秽物品、开设赌场等问题。
那家投流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被采取了刑事措施，涉嫌的罪名就是“帮信罪”。最后律师及时介入，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
二、“帮信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可以构成“帮信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号）对此作了进一步细化。
出海营销，对应的是刑法条文里的“广告推广”。这里有几个要点：
第一，他人犯罪。常见的上游犯罪包括：诈骗罪、洗钱罪、开设赌场罪、传播淫秽物品罪和非法经营罪。
第二，帮助行为。司法实践中，行为人究竟被认定为“共犯”还是“帮助犯”，往往取决于其参与程度与利益绑定程度。如果行为人参与分成、参与组织或深度介入业务链条，可能被认定为上游犯罪的共犯；若仅提供推广等外围支持，则偏向“帮信罪”。
第三，明知。这需要客观事实综合推定，而非仅以口供为依据。例如，异常高收益、业务模式明显异常、持续投放已被封禁产品等，可能被用于推定“明知”。CPA（按行为计费）或 CPS（按成交计费）等结算方式也会有区别。最危险的是按充值和按后端收益分成，这时投流方已不只是推广服务，而是在直接分享违法业务的收益。
第四，情节严重。根据司法解释，以下情形通常会被认定为“情节严重”：1）广告投放金额累计达到5万元以上；2）支付结算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3）违法所得达到1万元以上；4）为3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相比于很多公司的流水，这些门槛并不高，业务稍有规模就可能触及。
三、出海与“帮信罪”
出海业务天然具备涉外因素，但只要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中国法院即具有管辖权。司法实践中的“跨境类帮信罪”，典型场景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涉赌涉黄的引流广告。湖北高院曾发布一案例，被告人陈某某购买“开心影视”网站后，通过自动采集程序抓取大量影视资源，并以弹窗、侧飘等方式投放“威尼斯人”等境外赌博平台域名水印视频，同时提供技术支持。2019年至2022年间，该网站采集资源上万部，相关广告包含赌博、色情、棋牌、竞彩等内容。法院以“帮信罪”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万元。
第二，电信网络诈骗。公安部打击电诈推广引流犯罪一典型案例中，李某某、彭某某与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勾结，明知其推广的通信账号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仍组织人员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兼职广告，向不特定人群推广关注该账号，并按新增关注人数获得提成。法院以“帮信罪”分别判处6名被告人有期徒刑6个月至11个月不等。
第三，跨境网络赌博推广。某赌博团伙窝点设在菲律宾马尼拉，利用境外服务器搭建“新葡京”“太阳城”等赌博网站，并通过网络推广吸引赌客参赌。他们买通运营商工作人员劫持流量，也用 QQ 群进行网络推广。2021年，李某南等18人因开设赌场罪、谭某森等8人因“帮信罪”被判刑，全案25名被告人被判处1年至4年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可见，只要涉及中国的受害者，就可能涉及“帮信罪”。
四、出海营销与“帮信罪”
出海营销通常表现为：营销服务提供方协助中国产品在海外平台（如 TikTok、Meta、Google 等）获取流量与用户转化。从开篇的信息流推广案例出发，以下判断在实务中较为关键。
（一）境外合法，但境内违法
不同法域对于同一类业务的规制标准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虚拟货币交易、博彩或成人内容，在部分国家或地区可能属于合法或受限合法业务，但在中国境内则可能构成明确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在此背景下，关键判断标准在于：相关行为是否实质性指向中国境内，或是否对境内用户产生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境内用户的参与、资金流转、损害结果的发生等。
若出海营销活动在人员、服务器及目标市场上均完全位于境外，且相关产品或服务明确不面向中国境内用户，则原则上应优先接受境外法律的评价。
但一旦行为、结果或受害对象与中国境内存在实质性连接点，即可能触发中国刑事法的域外适用。在实践中，由于多数从业人员为中国公民且实际经营活动与境内存在联系，上述“完全境外化”的合规前提往往难以成立，相应法律风险不容忽视。
（二）平台审核通过，但境内违法
平台审核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合规风险的参考信号。主流平台通常要求广告内容、落地页与实际产品保持一致，并禁止误导性投放或规避审核机制。一旦违反，平台可能采取拒审、限流、封禁账户或冻结资金等措施。
但需要明确的是，平台规则本质上属于商业合规标准，其背后反映的是平台自身及其主要运营地的法律与监管环境，而非中国法律的评价标准。
例如，部分平台在完成分级或标识后允许发布成人内容，但在中国法律框架下，该类内容可能被认定为传播淫秽物品相关犯罪。实践中，部分从业者将“平台已审核通过”等同于“业务合法”，属于典型的合规误判。
对于在中国境内居住或实际开展经营活动的主体而言，即使业务面向境外，仍可能同时受到中国法律及业务发生地法律的双重约束。
（三）明知
广告投放中，可能会推定当事人“明知”的典型行为包括：一，是素材与落地页之间的不一致，即前端内容合规，但后端导向高风险业务；二，是多跳转、隐藏页面或斗篷技术（cloaking）行为，用于规避平台审核；三，是账户频繁更换或在被封禁后继续投放；四，是采用按充值、流水分成等结算方式，使投流方与上游业务形成利益绑定；五，是在高收益驱动下，对明显异常业务持续投放。
（四）公司责任还是个人责任？
有个备受关心的问题：我只是打工人，什么情况下会担责？
在（2021）黑0722刑初62号案，王某胜等人明知“客户”系经营虚假贷款网站，为其“套户”（利用他人的正规资质）后提供推广服务，收费235万元，非法获利近50万元。法院认定：如果公司本来就是为了违法推广而设立，或者成立以后主要业务就是为非法软件、虚假贷款、涉赌涉黄产品持续导流，那么即便形式上注册成了公司，也未必按单位犯罪处理，反而更可能被认定为个人共同犯罪。
出海营销也是很多 OPC（一人公司）的创业赛道，带着一堆 AI 员工实现财富自由，听起来令人心动。但组织越小，责任越集中。AI 自动化提效后，如果审核没有跟上，帮助了违法产品的推广，反而会放大刑事风险。
五、若干建议
出海营销在飞速发展，除了信息流广告，已经衍生出很多打法。营销公司如果想避免被意外卷入刑事犯罪，有以下三点建议供参考。
第一，不要心存侥幸。出海营销本身是助推客户产品走向海外，如果客户业务违法，助推者也要承担严厉的责任。客户业务是否违法，同时受海外法律和中国法律评价。平台的审核仅是一部分，更需要对推广风险有综合全面的判断。复杂的判断，也要及时咨询专业人士。
第二，不要忽视审核。出海营销的业务越好，服务的客户和产品越可能鱼龙混杂。要避免卷入刑事犯罪，应建立有效的审核体系，包括对客户进行 KYC。对广告文案、下载页面、注册流程、跳转页面、充值路径，这全链路都要留痕测试。
第三，AI 不会免责，反而会放大责任。现在许多公司借助 AI，做自动化素材生成和投放，打法更强，效率和产能更高，如果涉嫌犯罪，也意味着情节会更严重。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旦把控不到位，负面效果会被放大，需要尤其谨慎。
㊀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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