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各地市监部门公布了多起“不予行政处罚”的传销案件。

长期以来，“传销”往往与严厉处罚紧密关连，也是全国各地市监部门产生“天价”罚单的重要领域，也成就了一批批名声鹊起“打传英雄”。

本文结合两起教育培训领域相关的案例，对当前涉嫌传销案件的市监执法趋势和“不予处罚”的背后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案例1.西安尘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传案

西安市市监局调查发现，该公司在微信公众号推广“晨光少年分享家”活动，规则明确：分享家A邀请用户B成为分享家后，B自购或邀请用户C下单，A均可获得5%佣金。此规则符合“以下线销售业绩给付上线报酬”的传销行为特征。

但由于实际发展的57名初级分享家之间未形成上下线关系，未产生层级和实际危害后果，市监局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3条，认定其违法行为轻微，不予处罚，同时要求其加强法律学习，规范经营。

案例2.四川亿星数商科技有限公司案

成都市市监局查明，该公司推出“星星Go”平台，用户购买999元AI课程后可成为“城市合伙人”，享有销售佣金，并根据业绩获得一星至五星头衔及额外补贴。

制度设计中设置了头衔和补贴，但调查发现，收益均来源于市场补贴和销售佣金，没有来源于其推荐会员的任何收益，当事人销售AI课程的行为虽有层级划分和补贴机制，但未形成实质性的团队计酬结构，会员收益主要来源于直接销售提成，未发现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主要计酬依据，并不因“拉人头”获取收益，是通过课程的销售获取收益，应认定为一种课程的营销行为。

此外，该案曾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审查后认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退回。市监局补充调查后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其行为构成《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传销行为。据此认定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不予行政处罚。

1.从“形式判断”转向“实质危害评估”

两起案件都遵循了“确认商业模式中是否含有传销的形式特征（团队计酬、层级奖励），然后深入评估这些特征是否实际运行并产生了社会危害”的相同审查路径。西安尘光案是“有形式无实质”，四川亿星案则是“形式相似但本质不同”。

2.“证据为王”与“行刑衔接”的法治原则

四川亿星案中，监管部门并未仅凭商业模式外观定性，而是结合公安机关刑事审查结论，开展补充调查后，最终认定违法事实不成立。充分体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高效衔接，以及对证据标准的高度重视。

3.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态度

两家企业分别从事在线教育、AI课程推广，均属于快速发展的新业态。监管部门没有简单“一刀切”禁止，而是仔细辨析商业模式的核心盈利点，是依靠产品/服务的真实价值，还是依靠不断发展下线的资金沉淀，最终作出决定。

4.处罚的“谦抑性”与教育的“前置性”

不予处罚不等于放任不管。西安尘光案中，监管部门明确要求企业“加强法律法规学习，规范经营行为”。这种“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旨在引导企业主动合规，而非事后惩罚。

在平台经济、社交电商蓬勃发展的今天，许多商业模式都游走在创新与违规的灰色地带。过严可能扼杀创新，过松则可能纵容违法。

与前些年查办传销案的“火爆”相比，今天对传销案件的“冷处理”更是市监人“执法环境”和“生存现状”的写照。诸多地方的“传销案”和“打传人”不同情形出的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作积极性，也给更多一线的执法人带来新的思考！

这些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应简单解读为“传销不再罚款”。更应理解为市场监管正在走向更精细、专业、理性和法治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