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以灵活的机制和强大的辐射能力，有效联结了生产和消费两端市场，成为增加劳动就业、促进社会创新、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据统计，全国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超过3000个、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超过4000家，涉及果蔬、粮油、水产海鲜、副食品、肉类批发，市场交易流程高效便捷，极大提高了商品流通效率，畅通了国内国际双循环。为规范市场秩序、构建新发展格局并推动高质量发展，相关部门在非公经济市场的多个领域推出了多部法律和监管措施，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等，内容涉及体制机制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创新环境。由于非公经济市场产权属性私有、投资主体和运营管理市场化，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内部控制成本最小化、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缺乏足够动力去解决市场公共性问题。对此，部分地方政府积极介入非公经济市场的公共秩序问题，比如，浙江平湖设立了联勤执法服务中心、成都濛阳成立“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整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司法局、交通局、公安局、人社局等多个部门，实行常驻、轮驻等形式协同解决非公经济市场的准公共问题。青岛新区甚至将上千家企业直接纳入基层网格进行管理，从中可以看到政府试图打破与企业的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管理边界，发挥卓有成效的“网格化管理”机制，通过治理重心扩大、资源精准投放、响应迅速灵敏等举措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但是，平湖模式和濛阳模式并未广泛推广，多数基层政府仍对介入非公经济市场治理的边界与尺度存疑。

事实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研究的经典话题，如何统筹好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位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既是实践探索的迫切任务，也是理论创新的重大命题。政府有为是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市场有效是以政府的规制保障为基础，社会有位是以权益保障为核心，从而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和计划经济的政府万能神话，在政企双向吸纳中实现基层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从表面来看，政府作为规制设计者和监督者，目的在于为市场主体搭建经营舞台、防范潜在交易风险，营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因此，无需介入市场运营中发生的各种矛盾纠纷，这也是多数基层政府学习平湖经验和濛阳模式后没有作为的主要原因。那么，市场问题到底是不是公共问题？公共部门何时介入比较适合？等等。根据社会燃烧理论，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在谣言或偶然事件触发下就会演变为公共问题、政治问题。比如，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因为企业的不诚信经营导致中国乳制品行业信誉的坍塌。从平湖和濛阳的创新性实践来看，多元主体的入场费、经营区域的调整、公共设施配套等带来的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将市场内部问题外显化，叠加巨大人流、车流带来的公共交通、社会治安、公共服务缺失问题，使得市场经营主体之间及其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激化，若政府继续置身事外，一旦市场内外的个体权益受损或系统性风险显性化且政府监管不及时，市场管理问题就会蔓延、升级，衍化为公共问题。因此，基层政府不能以“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为由而忽视非公经济市场的公共秩序问题，而是需要与企业和市场主体及时沟通，从边界分野到跨界共轭，建立起双向吸纳机制协同治理，从源头上降低市场问题向公共危机转化的概率和烈度，从而维护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濛阳街道的“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彭州市委政法委与濛阳街道办事处、雨润集团联合打造的治理平台，试图通过技术赋能，打破政企社边界，构建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的跨界共轭结构，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负主责、市场经营主体有序参与的协同共治生态系统。因此，本文立足界面治理理论，以“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为研究对象，剖析非公经济市场协同治理何以可能的内在逻辑，在政府与市场治理失灵与悖论中寻找边界共轭的场域、动力与价值，为破解同类公共治理难题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本质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和产权对制度结构和经济运行的影响。治理作为一种“注入秩序、缓解冲突、实现共赢”的手段，其主要功能在于节约交易费用。因此，经济治理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交易”，是产品和服务在技术可分界面之间的转移，不同主体之间的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呈现不同的治理界面。英国学者希克斯针对政府治理的碎片化提出了整体性治理概念，强调通过打破部门壁垒，建立有效的“协同界面”来实现跨部门合作，进而为社会提供无缝隙的公共服务，这是学界最早将企业边界治理的研究拓展到公共部门的应用。陈兴淋是较早将科斯等人的边界概念拓展到国内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随后陆续出现了组织、技术、法律、服务、治理边界及界面的相关研究，将界面治理解剖为内部结构、界面、功能与环境等四个要素，当治理变革时就是界面重构之时，形成了界面治理理论的分析范式，为政企合作界面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工具。胡峰等人将界面治理理论用于部门协同，探讨政府数据协同治理如何从边界分野到跨界共轭。但是，从既有文献来看，还没有学者将边界治理、界面治理的分析范式运用于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的研究。

随着非公经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向基层社会延伸，其公共秩序治理并非企业开展市场治理的“专利”，但凡涉及“公共”问题，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进行制度供给和政策引导，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从市场化向现代化转型、从适应市场经济到匹配国家治理，通过建立更和谐、温和的市场协调机制实现高效率高质量发展，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耦合协调，建设监管和服务相结合的服务型政府；通过诉源治理困局的纾解，提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政治学和管理学均把非公经济市场纳入“两企三新”范畴，强调党建引领和市场自治的必要性，高红波等人通过对非公经济市场党建行为的考察，认为执政党通过拓展治理边界和组织嵌入，保证自身对社会变革的适应性和合法性，以及引领“三新”群体参与基层治理，推动新时代基层韧性治理向更高质量迈进。在政企关系研究中，陈洁琼等人以政企合作园区为例，对双方的组织功能、绩效目标和责任配置上的耦合展开研究，认为政企耦合能有效促进地方政府发展绩效与风险压力的平衡，促进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型升级；李志博等人从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履行公益性职能出发，提出了加大市场监管和公益性补贴的政策建议。从既有文献来看，非公经济市场治理大多在经济学领域进行拓展，重点在于经营效率；管理学则是从市场内生秩序出发，忽略国家建构性；政治学强调党建引领对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的重要性，缺乏对政府介入的正当性进行探讨。

不论是企业间的协同耦合还是政府部门间的整体性治理，不论是基层党建对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的引领还是政府与企业在非公经济领域的跨界合作，均反映出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具有跨界性、共轭性特征，超出了企业主导非公经济市场治理的唯一性。同样地，缺乏企业和经营主体的积极配合，政府在非公经济市场独木难支，治理场域成为政府的独角戏或政府既搭台又唱戏，难以提升公共秩序的治理效能。基于此，研究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对界面治理的理论拓展与完善具有创新性价值。

（二）分析框架

从最早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亚当·斯密到系统研究政府与企业合作的亨利埃兹科维茨，以及威廉姆森对企业边界的研究、希克斯对组织边界的研究，均表明系统内外的不同界面都可以开展合作。即便是新自由主义虽然反对国家对国内社会经济的干预，却与政府干预主义同样重视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否则社会与经济不能协调发展。由于市场不能自发纠正失灵现象，一个有权威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否则，缺乏权威的弱政府是不能履行其职能的，同时它还是一个不道德的政府。因此，对于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的治理需要有权威的基层政府积极介入，促使企业与经营主体之间建立起信息沟通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冲突解决机制，并履行公益性职能，与周边居民达成经营发展共识，维护交通、治安、环境等公共利益，履行公共责任；企业需要通过与政府和社会的公共价值共创，以及数字技术赋能来改变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的治理结构，以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与功能，这就为政企合作提供了治理界面和共轭空间，即多元主体可借助组织边界的跨越，在资源互通的价值通道中实现治理信息共享与利益协同，最终实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和谐稳定（图见原文）。

从图中可知，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当地政府和雨润集团及市场经营主体跨界合作形成的共轭场域，双方在空间场域、功能场域和权责场域中重构公共秩序治理的组织结构与治理职能，通过制度保障和技术赋能实现政企合作治理边界的动态平衡，形成稳定的互动体系。当然，这种平衡源于治理问题、治理压力和数字技术形成的边界共轭动力。西部菜都巨大的人流、物流、车流带来一系列公共治理问题，使得彭州市市委政法委、公安局、市场监管局和濛阳街道办事处等机构面临巨大的治理挑战与考核压力，为了扭转市场运营带来的秩序崩塌，“智慧菜都”应运而生，为矛盾纠纷的前端预防和风险评估提供了技术支撑，为政企跨界合作奠定了基础。从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运行近两年的实际效果来看，政企跨界共轭使得原本具有不同治理逻辑的两个“子系统”通过有效的共轭场域和耦合机制，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促进多元主体的资源、信息、权力和责任顺畅流动与优化配置，共同驱动非公经济市场公共价值的创造。

（三）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单案例研究法和目的性抽样方法，选择彭州市濛阳街道“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笔者长期驻点彭州市各镇街，对该案例掌握有充足的一手资料，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足够的信息量，保证了案例的典型性与稀缺性。

彭州市作为全国基层社会治理百强县，不同镇街拥有各自的创新性特色。濛阳街道是彭州市规划的“城市副中心”和最大的涉农街道，以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货车司机）闻名全国，成立于2012年的四川雨润农产品交易中心（俗称“西部菜都”）是全国最大的果蔬菜集散中心之一。该市场自成立以来，给当地社会治安带来极大挑战，特别是货运纠纷、买卖纠纷、劳资纠纷、交通事故等带来的治安警情发生率长期居高不下，让濛阳街道和彭州市委政法委头痛不已。虽然当地政府于2016年在市场上建立了警务室、成立了民间调解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治安警情急剧攀升势头，但是由于对矛盾纠纷调解的简单粗暴和责任推诿，使得非公市场公共秩序治理出现权责错位和目标偏差。为了避免政企社的形式化合作，2023年彭州市市委政法委牵头召开专项会议，与濛阳街道、综合执法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司法局等多家单位达成共识，在彭州市委市政府支持下成立“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以“常驻+轮驻”的形式形成多中心合一的治理机构，建立四级联调机制，创新民生服务场景，动员成立商会和其他主体的自治组织，使得警情纠纷同比下降19.52%，违法案件下降7.04%，刑事案件下降58%，矛盾纠纷成功调解率达到98%，社会治安案件下降73%。由此可见，该典型案例具有多个主体、多个界面，多元主体跨界合作形成新的治理结构以适应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根据原图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剖析其跨界共轭的运行机理与内在逻辑，为其他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提供经验与启示。

界面治理作为一种分析范式，旨在通过制度创新、流程再造和技术赋能将不同主体接触面发生的摩擦、冲突、障碍变为协同连接的桥梁，使得每个界面的内部结构与其他界面发生交互作用，通过配对、共轭使得边界两边的区域或函数满足界面关系质变的基础性条件。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政府与企业合作的产物，政府与企业（市场）在价值、目标和功能等方面存在清晰的边界，为了破解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难题，双方必须进行共轭操作，将差异化治理弊端转化为协同治理优势，在理解和映射对方需求过程中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正是界面治理路径的充分运用与诠释，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较为精准的映射到对方的需求和约束，在2023年时设计了较为精巧的协作机制，涵盖了政府系统内部的各个界面、政企两大系统的治理界面，避免了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的共轭失灵和镜像失真，促使政企关系从边界分野走向跨界共轭。对此，笔者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地调研和参与式观察，访谈对象涉及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雨润集团管理层、市场经营主体、货车司机、三轮车司机，以及商会、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人员，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通过整理、分析、加工，梳理出本文的研究逻辑。

三、共轭场域：跨边界治理的权责重构与功能整合

“轭”作为一种工具，强调要素间的协调一致以实现主体目标。政府与企业作为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的两个主体或“域”，在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实现同构扩“轭”，相互映射，在相互促进与制约中保持稳定的共轭状态并实现治理的有效性目标。理论上来讲，政府与企业分别在各自领域中开展高效能治理，是社会稳定的最佳状态，但是两者均在一定场域存在一定失灵情形，比如，非公经济市场中的公共服务、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成为双方治理的空白地带，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公共秩序问题。因此，建立跨界的共轭场域是打破政企双方在治理范围、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非对称性悖论，促使两方从各自最优或双方均衡状态向双方协同共治的最优状态转变，只有通过权责场域的重构才能打破传统各自为政的治理范式，解决谁来协同、协同什么的动力与责任；通过功能场域整合才能打破双方功能分立传统，形成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合作双方创新高效协同路径；通过空间场域共生才能共同塑造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复合“场”，回答如何通过协同治理形成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的新形态与公共价值，从而形成一种有序的集体治理行动，使非公经济市场既有秩序又有活力，既讲公平又富有效率，实现公共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有机统一。

（一）权责场域重构

共轭视角下的政企双方突破传统权责边界清晰且固化的特征，通过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立起动态的、基于协同治理能力的权责共享与分担机制，形成政企互嵌的新的“场域”。一是机构共轭。基于雨润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公共秩序治理矛盾，市委政法委以部门优势调动与雨润农产品批发市场监管密切相关的19个职能部门与濛阳街道、雨润集团共同出资建设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形成“市–街道–市场”的三级联动架构，打造“常驻+轮驻+随驻”的三维一体服务矩阵，推行“1+4+N”网格化管理等，由此明确了共轭场域中不同界面主体的权责，即根据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需要而进行的功能性、动态性配置与组合，形成常态与非常态下的“共轭体”，使得治理响应时长从两小时缩短至三十分钟，市场和居民满意度达到90%以上。二是规则共轭。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构建了“分级诊疗与调处”机制，提升经营主体满意度。比如：针对买卖纠纷、货运纠纷、劳资纠纷、社会治安等易激化的市场矛盾，中心创建了“四级联调机制”，由微网格员、专属网格员、专业调解、司法按照争议大小与矛盾程度分别展开或由前往后的顺序实施，及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针对市场内的公共停车场、公共厕所、入门费等公共事务，由行业协会牵头，政府、企业、经营主体代表共同协商解决，避免了该事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再次发生；针对新就业群体服务，心慧社工等社会组织积极补位，有效弥补政企缺失的人文关怀和司法救助服务，提升其参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的主动性。同时，中心还根据市场矛盾纠纷多为信用纠纷的特点，着力打造“守信受益、失信受惩”的市场生态，建立了涵盖“约束–激励–应用”三个维度的市场主体信用管理体系，通过“失信黑名单”的定期公布机制，形成了较强的震慑效应，有效维护了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和商户的合法权益；根据市场内部交易记录和投诉举报等多源数据，形成覆盖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的“全息画像”，为实施精准化服务和差异化监管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

（二）功能场域整合

政府与企业在非公共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中承担着截然不同的功能。政府出于公平、安全等公共价值考量更加偏向于市场规则制定、指导与监管，遵循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原则，将市场的公共秩序治理责任划分到企业和市场主体身上；企业基于经济目标而倾向于利润、效率最大化，市场中的公共空间、公共问题全部以价格来衡量，从而激化市场经营主体与企业的矛盾，并延伸至周边区域，影响城乡基层社会和谐稳定。为了实现政企治理效能的“最大公约数”，通过机构共轭重新划分权责，以形成共轭场域中新的治理功能。一是服务功能整合。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创新“三维一体”的入驻机制，打造横向到边的服务矩阵。其中，全日常驻的高频需求部门、轮驻的中频需求部门和纳入随驻体系的低频需求部门共同响应“中心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既能在有限的行政资源中提供“一窗受理、分类处置”的公共服务，也能通过“收集—分派—处置—反馈—评价”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平台实现服务效能的可追溯、质量可评估。二是数据管理与风险防范功能整合。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研发了“西部菜都”智慧平台，打通14个部门的数据壁垒，集成在线预约、进度查询、电子证照等15项功能的“掌上办”“随时办”，为精准服务和社会治理风险防范提供数据支撑，激活数据的公共价值与经济价值，为政府的宏观决策、食品安全溯源提供支持。三是纠纷调解功能整合。政企双方将各自的矛盾纠纷调解人员和组织整合为涉农纠纷调解委员会、专属网格管理体系，赋予企业治理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的公共权威，降低了濛阳街道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出警率，共同实现快速定纷止争，减少了非公经济市场治理的社会总成本。四是党建引领功能整合。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构建起“党工委+市场党委+商户党组织”三方共建机制，成立雨润农产品批发市场综合党委，然后按照“行业相近、地域相邻”原则，在市场4个专属网格建立党支部，在48个微网格设立党小组，定期走访收集公共秩序治理诉求和公共矛盾纠纷。

（三）空间场域共生

传统认知中，政府是从办公楼里发号施令，相关政策作用于社会各个领域；企业管理的物理空间一般为其边界范围内的人和事，即使政府在企业设立党组织或在企业管理的市场上设立了办公室，但两者仅是物理空间的叠加而非治理的有机融合。共轭视角下的空间场域共生则超越了传统的物理空间范围，更加强调共轭主体是一种全新的关系性和社会性的空间建构。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将公共性基因植入非公经济市场的公共秩序治理中，塑造了一个既充满公共秩序与人文关怀又有利于市场经营主体商业活动的“场”。一是物理空间的共生设计。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三层L形建筑由雨润集团提供，常驻、轮驻和随驻部门在一楼设立一窗办理大厅，在两个入户大门处设立多个公共事务查询机并提供合同等模板打印；小微法院、民间调解、商户会客厅、社会组织和专职管理人员办公室分别设置在相应楼层。同时，办公大楼周边的小型汽车停车区域与市镇公共交通微循环方案共轭，政府对公共厕所的免费开放与政府的公共服务采购或补贴相结合，使得雨润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从经营性资产转向承载公共功能的共生空间。二是社会与心理空间共生。政府与企业合作，通过微网格员及时将相关政策、优惠信息传递给经营主体，或联合举办商户联谊活动，增强了商户对政府和市场的归属感、认同感，自觉遵守公共政策和市场公约，并维护市场公共秩序，降低了非公经济市场的社会治理成本。三是制度空间的共生。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属于地方政府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努力营造公正透明的制度环境和政务环境，企业及时将这些政策法规内化到企业的日常管理与文化建设中，以提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西部菜都社会治理中心自2023年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党员示范岗”创建活动，评选“诚信经营示范店”，先进典型同时享有政府的荣誉称号和企业的租金优惠，正是制度权威与经济激励的有效结合，政府、企业、市场经营主体形成紧密共同体，使得非公经济市场的空间场域赋予了公共价值共创和治理新形态建构的共轭内涵。

四、共轭动力：任务驱动与技术重塑的螺旋互构

虽然共轭是物理学和数学等学科的常用概念，但是随着交叉学科的发展，共轭动力学逐渐引入管理学中，体现为不同界面之间相互制约与竞争、相互促进与妥协的关系，从而形成新的组织结构、利益结构与空间结构，推动共轭界面的形成。对于雨润农产品批发市场公共秩序的治理，政府有税收基础稳定和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治理目标，职能部门有社会矛盾减少和公共安全压力下降的行政考核；企业有稳定商户和客流的需求，通过强大的品牌声誉和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利润，因此，政企跨界共轭有助于破解非公经济市场公共池塘资源的公地悲剧，将公共秩序的外部性内在化，共同创造并分享“公共秩序租金”。行政压力、公共秩序治理在技术赋能下螺旋互构、共轭，形成协同治理的核心动力。

（一）压力导向：任务驱动的“转译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比如加强党建引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机制和常态化推进机制、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等内容。这表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镇街、村社，同样包括屹立于基层土壤的非公经济市场，特别是对于巨大人流、车流、物流的雨润农产品批发市场来说，共建共治共享、高效办成一件事的公共服务窗口、行业协会商会、自治组织等都是急需的。只有完善的非公经济市场公共治理体系，才能将政策目标、企业利润、经营主体收益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耦合，形成公共秩序治理共同体，达成市场公共秩序稳定的共同目标。一是营商环境建设压力。近年来，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配套的政策文件，强调优服务和强监管同步推进。雨润农产品批发市场涉及众多中小商户、货车司机、三轮车驾驶员、农民工等群体，在职能部门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城市保供和社会稳定的同时，需要为这些人群提供“一窗办理”的优质公共服务，提升他们对企业、市场和当地政府的认同度。二是绩效考核压力。从当地派出所、司法局、信访局的深度访谈来看，市场的矛盾纠纷成为各个职能部门绩效考核的“拦路虎”，年均六七千的警情量和大量的信访件使得涉及市场管理的职能部门年年考核排名倒数，如何通过治理创新来改善考核压力就显得尤为迫切。三是科层体系的竞争压力。成立于2022年的浙江长兴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社会治理中心应当是全国较早针对专业市场建立的跨界共轭中心，集成政务服务、监管执法、矛盾调解、应急处理等于一体，形成了较大的示范效应。彭州市作为全国基层社会治理百强县，对于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也不甘落于人后，在模仿学习中创新，把市场的公共空间、公共事务也纳入到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力图继续打造本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亮点和名片。显然，政企双方从十多年前初建市场时的治理排斥到目前的双向吸纳，为跨界共轭的协同治理提供了政治势能和合法性，将行政任务压力“转译”为切实的治理效能。

（二）问题导向：迭代演进的“可持续性”生产

非公经济市场在自身运转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负外部性问题和公共秩序危机，不仅威胁到市场的生存与发展，也影响到当地的社会治安、公共环境等。一是核心利益受损带来秩序失范。调研中发现，市场区划调整、车辆进入市场的费用变化、买卖纠纷、货运纠纷都成为市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诱因，企业作为当事一方，态度强硬，市场主体要么期望政府协调，要么各自承担损失。但是，这些冲突带来的结果是企业和市场的声誉受损，周边区域的社会治安、交通状况恶化，市场的公共秩序失范带来更大范围的社会治理问题。二是传统治理模式下的政府和市场双失灵。虽然当地政府于七年前在市场建立了警务室，但两名人员根本处理不了月均近千的警情；市街的市场监管人员也无法24小时值守市场，但运动式执法和突击检查又容易遭到商户抵制和投诉。对于企业来说，市场内的公共设施、公共空间均属于企业所有，任何人使用都将付费；对于众多市场主体来说，“搭便车”心理导致公共空间治理低效或无效。这也是促进政企合作迭代的直接动因。三是公共服务短缺带来的发展瓶颈。上千车流、数万人流的长期滞留，对当地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安形成巨大挑战。虽然，市场旁边有彭州市交通局2023年投资兴建并由“心慧”社工组织运营，且专向货车司机提供住宿和生活服务的“暖心之家”，却并未解决货车司机和其他市场主体需要的法律服务、社保服务、教育服务等，这就倒逼政企双方坐下来协商谈判，进行权责重构和功能整合，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应运而生。实践表明，底层的公共秩序治理失衡问题单靠政府或企业的任何一方来破解是不现实的，这就为跨界共轭创造了非改不可的紧迫性。当地政府与企业从最初的双向排斥到双向吸纳的迭代演进表明，跨界共轭能够不断调适与改进两个系统的界面，实现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的“可持续”。

（三）数字导向：技术理性的“重塑”路径

近年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解决复杂公共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治理工具，比如深圳的“治理挖矿”、天津社区治理的AI智能系统等。彭州市是成都市较早建立智慧治理的地区，包括“网格化+政务服务”机制、“1+4”智慧乡村体系，这就为数字赋能政企跨界共轭提供了技术支持。但是，濛阳街道长期处于数据纵向传递链条的末端，深受传递完整性逐级递减的影响，对雨润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治理数据获取难度较大。同时，雨润集团与公安、交通等部门的数据互不共通，各自形成“数据孤岛”，难以实现矛盾纠纷的前端预防和风险评估。为破解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的真空困境，彭州市市级职能部门、濛阳街道和雨润集团跨界共轭，建立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重塑政企交互界面上的价值共识，整合涉农企业交易数据、市场监管信息、基层治理数据库，通过动态数据共享机制，形成公共服务和矛盾纠纷化解合力。一是重构业务流程和协同治理模式。“一窗通办”打通了部门壁垒、信息壁垒，方便市场主体就近办理相关业务；线上解纷平台打破了时空限制，极大提升了纠纷解决的效率；“蔬香法庭”“巧姐党员法官工作室”提高了法律服务质量，降低了警情量和信访量。二是数字技术赋能精准监管。在多部门联动下，“智慧菜都”信息平台应运而生，两年时间里从数字1.0向3.0迈进，将市场内的交易行为和公共秩序问题纳入非现场、全天候、精准化监管，通过大数据分析异常交易行为、潜在的社会风险，既降低了政府的监管成本又为企业提供了客流分析和物流优化数据，解决了政企跨界共轭中的信息不对称与能力不足的两大难题。同时，“智慧菜都”的技术治理过程具有可追溯性，极大提升了政府公信力和商户的公平感，降低了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的摩擦成本。

五、共轭价值：破解治理失灵困境与公共性再生产

界面治理的本意是要通过精准的制度设计来管理、重塑和激活不同系统边界上的公共问题，因此需要不同界面主体从服务供给者与使用者、监管主体与被监管对象之间进行角色转变，平等的协同合作、资源互补，以最小投入与最大产出为目标在共轭场域识别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当地政府与雨润集团在非公经济市场开展政企合作治理的产物，是在给定的条件和约束的限度内适合于实现给定目标的行为方式。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是两个界面协同合作的共轭轴，双方通过组织结构重塑、治理流程再造、职能重组等形式，将充满活力的“非公经济”力量有机纳入到公共秩序治理的供给体系中，破解了长期困扰政企合作困境中的如何共存、如何长久等问题，实现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有位社会的有机统一，促进非公经济市场公共性的再生产。

（一）公共利益的动态平衡

理论上来讲，农产品批发市场属于雨润集团，应由企业对市场进行全面管理。但是，市场内的矛盾纠纷、环境卫生、交通、安全问题具有极强负外部性，并影响当地社会秩序，从而上升为典型的“公共问题”。此时的政府就不能置身事外放任不管，也不能过度监管，需要与有强烈保持市场口碑、追求最大化商户和客流的企业达成合作共识，在不断调适公共利益与经济利益冲突中找到平衡点，这就是趋向和谐、最优的共轭状态。一是公益与营利的平衡。企业在市场上设置公共服务代办点、公共设施均要通过收费创造经济价值，难以满足市场经营主体对公平、普惠的期待，特别是不得不使用付费却脏乱差的公共设施（厕所、停车场等）。对此，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以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经营主体出一点的方式创设市场公共资金，实现公益与营利的共轭平衡。同时，交通部门在市场旁边建立了货车司机“暖心之家”的“蔬心驿站”，集成“饱食”“安住”“理政”等八大功能，完善了诉求直通机制、绿码畅通机制、资源共通机制，使得货运纠纷急剧下降，货车司机、三轮车司机等群体积极参与“蔬和义警队”、行业协会和志愿服务，主动协助解决市场的公共秩序治理问题，提高了治理效率。二是秩序与效率的平衡。从当地政府与雨润集团的合作历程来看，当市场繁荣表象下频现治理危机，导致公共秩序失衡时，双方有了跨界合作意愿，但是“政府管面子、企业保里子”的权责分工和治理目标错位，使得初期合作成效甚微。为了扭转职能部门的“程序性参与”和企业通过附加性收费、数据资源垄断等方式向经营主体转嫁治理成本的做法，在彭州市委政法委牵头召开的专项整治会议上，市综合执法局、市场监管局和濛阳街道等达成共识，成立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通过空间场域共生、政企跨界共轭、功能重组，改变了政府或企业单向驱动的效能瓶颈，既保证了企业的经营效率与利润目标又稳定了公共秩序。

（二）公共价值的共振效应

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同样要以“人”（市场主体）为中心，既要体现个体的价值诉求，也要通过政治系统赋予其合法性与公共性，促进自发的合作，使“如何共同创造最大的公共价值”成为政企协同治理的共同目标。因此，非公共经济市场中的政企双方对效率的追求要基于对创造公共价值的贡献度来衡量，即政府不仅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者，更要通过服务供给来牵引、整合企业和市场多元主体的公共精神、公共意识；企业也不能单纯从经济目标来考量市场公共秩序，需要“牺牲”部分利润并与政府紧密合作，以期获得长期的品牌收益和稳定的经济收益，因此政企双方为公共价值的贡献度是维持跨界共轭的基本前提。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成立以后，率先建立起了“四级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即简单纠纷现场调、一般纠纷专职调、复杂纠纷联合调、疑难纠纷专案调的分层化解的闭环链条，切实化解了市场单方调解成功率低和政府不堪重负的两难境地，多元主体跨界共轭，调解成本较低，调解结果的合法性较高，更容易形成公平和秩序的公共价值。同期建立的“智慧菜都”打造了政企共享的信息平台，双方均能及时了解产品信息、交易信息、风险信息，无形中强化了各界面主体间的信任度；以及一窗办理的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法律服务，向经营主体传递出政企合作为民的信任符号，从而使其更加愿意为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贡献自己的力量，发挥了公共价值建构的共振效应，提升治理效能。

（三）公共精神的韧性进化

公共精神是维系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当地政府与企业的跨界共轭不仅是组织、制度、技术的耦合，更是双方文化的融合、升华、韧性进化。一是从猜疑到信任。雨润农产品批发市场公共秩序治理的初期，当地政府头疼于居高不下的警情和派出所长期垫底的考核排名，因此，单纯地期望通过设立警务室协助企业来化解，但是经营主体并不认为警务室的两位轮班人员可以处理这么多事务，仍然通过110、信访、集群行为来处理矛盾纠纷，当地社会治安未能好转。当政企双方意识到公共秩序失衡带来的诸多弊端后，开始主动吸纳对方，即政府整合部门人力、信息、物质资源，在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提供一窗式公共服务、矛盾纠纷调解、司法援助等；企业提供跨界共轭的合作场地（一栋六千平的三层办公大楼）和专属网格中的84个微网格员，承担场地和人员使用费用，相关人员参与四级联调中的前两种调解。经过两年的运转和公共事务上的反复磨合，逐渐积累起互信资本，提升了政府和企业的公信力，市场主体也能心平气和解决矛盾纠纷，积极参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显然，不同界面主体的关系韧性增强后，进一步提高了公共责任精神。比如，入住过“暖心之家”的货车司机不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将用于打牌的闲暇时间调整为志愿服务，协助中心调解货运纠纷，为市场公共秩序治理出谋划策，角色从被管理者向责任共担者转化。这种公共精神的养成反过来又强化了关系信任和责任意识，提升了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访谈中，货车司机认为传统的货运纠纷大多依靠老乡群体打一架来解决，实在找不到人帮忙的就只有默默承担损失。但是，自从不同类型的“蔬心驿站”成立以来，缺乏熟人关系的个体除了能在中心寻求帮助以外，还能获得同类群体的主动帮助，以维护共同利益，这本身体现的也是公共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共同进化。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在非公经济领域，良好的公共秩序依赖于政企之间的跨界共轭思想来共同生产，否则单纯依靠一个主体来破解“放任–自治”的失灵困境是不现实的。虽然，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但是非公经济市场的公共秩序治理不仅涉及到经济资源配置，还有行政资源、社会资源的整合。因此，只有突破政府单向管理或企业对市场的内部管理思维，建立起政企跨界共轭的场域，既有稳定的共轭结构提升协同治理绩效，也有协商治理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参与激励机制等作为跨界共轭的制度保障，更有数据技术作为政企协同治理的关键利器，从而确保政企协同治理不是运动式而是常态化的共建共治共享，为其他非公经济领域的公共秩序治理提供了可参考的模板。

（一）界面重构是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效能提升的基石

政府和企业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和界面，两者往往基于行政压力、治理问题和技术创新导向而寻求治理界面的跨越，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和新的治理需求。从雨润农产品批发市场公共秩序治理中的政企协同过程来看，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两者跨界共轭的结果，通过组织重构、职能重组、公共利益平衡来重塑政企合作的信息、资源、规则的交互方式，重新建构非公经济市场的公共秩序治理体系。在重构的共轭界面中，政企有着共同的价值理性和利益目标，容易在具体的治理问题中达成共同的规则意识和整合资源，并利用一套信息中枢协同行动，提升治理效能，甚至反过来驱使共轭结构更加稳定，从而避免传统政企合作形式化中的内耗与低效。因此，重构后的有效共轭界面是激发政企协同效应，提升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效能的基石。

（二）资源互补是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

从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来看，法律法规、治理能力、信息技术等都是治理效能提升的影响因素；从政企协同治理角度来看，权责边界、信息透明、文化资本等同样影响治理效能。濛阳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包括物理的、安全的、信息的和交易的秩序，雨润集团单独治理失败，随后开展的初步合作成效也不佳，归根到底在于政府的权威性资源和强制性资源与企业的市场性资源分割，缺乏资源价值的计算标准、资源整合的能力门槛和信息资源交换的信任机制。彭州市委政法委和濛阳街道联合推动，与雨润集团达成共识并形成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政企双方深度共轭的结果。特别是企业将固定资产用于中心运营使用、将市场管理人员融入政府的四级调解网络与微网格，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的让利，为政府的权威性资源、强制性资源、财政资源投入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载体。正是因为本轮合作中，双方均提供了互补的实质性资源，为跨界共轭界面提供了极强的粘合剂，维护了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的治理合力。

（三）韧性进化是政企协同治理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的终极目标

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作为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价值是基本内核，政企协同治理不是口号式的加强合作，而是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和闭环反馈机制凝聚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平衡公共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在协同治理中形成公共价值，从而培养出多元主体将危机能量转化为在同一界面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实现协同进化的最高级形态。西部菜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彰显市场主体性的最终价值，无论是矛盾纠纷化解还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都把商户和直接利益相关方权益作为第一责任；政企双方借力协同治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学习，使得界面耦合协调度越来越良性，在行政任务调整和市场环境变化中的共轭结构更加稳定，动态适应能力逐步提高。这种治理能力的韧性进化，无疑是非公经济市场公共秩序治理的最高境界，也为公共治理的多元协同提供了经验启示，成为衡量跨界共轭场域成熟与否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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