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过去，一个普通人只要还能把自己的时间、体力、技能和经验卖出去，就能在市场里换回工资，也换回一种被社会承认的身份。

但 AI 正在让这个前提变得不再稳固。

真正的问题不是某个岗位会不会消失，而是当越来越多人无法再以“有效劳动”的形式参与市场分配时，他们是否仍然拥有体面活下去的权利。

一、一个“数字同事”，为什么让人不寒而栗？

最近引发很多讨论的“同事.md”事件，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技术玩具。

按照大家的理解，它大概是把一个离职同事过去的工作资料、任务流程、思维习惯、表达方式，整理成一份可以被 AI Agent 加载的 skill 文件。AI 读取之后，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模仿这个人的工作方式，继续处理类似任务。

这件事听起来像科幻小说里的“摄灵术”。一个人离开了公司，但他的工作痕迹被留下来了；他的经验、判断、流程、风格，被压缩成一份文档，继续在组织里运转。它当然还远远谈不上真正复制一个人，但它让许多人第一次清晰地看见了一种未来：公司需要的，可能不再是那个活生生的人，而是这个人身上可被拆解、可被沉淀、可被复用的能力结构。

这就是它真正刺痛人的地方。

过去我们说工作，通常是在说工资、岗位、职业发展。但这件事提醒我们，工作其实还包含另一层东西：一个人通过长期劳动积累起来的经验，到底属于谁？是属于公司，还是属于个人？如果一个人的工作流可以被提取出来，变成公司内部可调用的资产，那这个人离开之后，他过去积累的那部分“自己”，是否也被留在了原地？其实在AI之前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各种竞业协议都是为了防止打工人带走积累的“自己”，这在过去当然是可行的，可以形成良性竞争，对整个商业社会的运转有利，政府之所以允许了这种轻微程度的侵占和不公是对效率妥协的结果。但是，在AI浪潮冲击下的今天，AI可以帮公司把这种侵占做到极致，不再是一点经验，一些专利，而是你作为打工人身份的近乎全部存在，都不再属于你，或者说都不再只属于你，你想要继续通过肉身存在参与到分配环节的计划行不通了，因为肉身存在不再是刚需了，只要公司愿意，他们对你打工人身份的100%侵占也不再有技术门槛。

所以，大家害怕的并不只是“AI 会不会抢饭碗”。这个说法太浅了。真正让人不安的是，AI 正在改变劳动和分配之间的关系。

过去，一个人只要还拥有某种可出售的劳动能力，就能在市场中占据一个位置。你会写代码，你能做设计，你懂运营，你会销售，你能开车，你能照顾老人，你能处理客户情绪，你就可以把自己的能力卖出去，换回工资，换回生活。可是当这些能力越来越多地被拆成流程、模型、数据和工具之后，问题就变了：如果市场不再那么需要你的劳动，不再需要你肉身工作，你还凭什么参与分配？

这才是 AI 时代最尖锐的问题。

二、饭碗从来不只是饭碗

我们习惯把工作理解成谋生工具，好像一个人上班，就是为了挣一份工资。但如果再往深处看，工作其实是现代社会给普通人安排的一张分配门票。

你有工作，所以你有收入；你有收入，所以你有消费能力；你有职业身份，所以你更容易被社会承认；你能挣钱，所以你被默认是“有用的人”“正常的人”“对家庭负责的人”。很多时候，工作给人的不只是钱，还有秩序感、尊严感和社会位置。

这也是为什么失业会如此痛苦。

失业当然意味着收入减少，但它造成的伤害远远不止于此。一个人一旦失去工作，他会发现自己的时间结构被打乱了，社会身份被悬空了，家庭关系里的位置可能也会发生变化。更深层的是，他很容易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有价值。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太习惯用市场价格衡量人的价值了。

一个人年薪高，就会被认为能力强；一个行业利润高，就会被认为更先进；一个城市 GDP 高，就会被认为更有活力。久而久之，生产能力和市场收入几乎成了判断人的主要尺度。

这套体系当然有它的效率。它能激励人学习、工作、竞争、创业，也能让资源不断流向更高产出的地方。过去几十年，整个社会的高速运转，某种意义上正是建立在这套逻辑之上：你想过得更好，就去提升能力；你想获得更多，就去创造更高的市场价值；你想改变命运，就去找更好的岗位，进入更好的公司，拿到更高的收入。

可是，这套逻辑有一个隐藏前提：市场必须持续需要大多数人的劳动。

只要这个前提还在，普通人就还有一条可以理解的道路。哪怕这条路不公平，哪怕有人出生就在更高处，哪怕有人付出很多也只能勉强生活，但至少社会还会告诉你：只要你愿意工作，愿意学习，愿意出卖自己的时间和能力，你就可以参与分配。

AI 真正动摇的，正是这个前提。

三、AI 放大的不是效率，而是资本的力量

很多人谈 AI，喜欢谈效率。一个人用 AI 可以写更多文章，可以处理更多表格，可以写更多代码，可以同时管理更多账号。这个角度当然没有错，但它只看到了技术的一面，没有看到权力的一面。

在现实经济中，效率提高之后，收益并不会自动平均分给所有人。它会先流向拥有生产资料、组织能力和分配入口的人。

谁拥有算力，谁拥有模型，谁拥有数据，谁拥有平台，谁拥有用户入口，谁就更容易拿走 AI 带来的红利。普通人也可以用 AI，但普通人多数时候只是工具使用者，而不是基础设施拥有者；是平台里的参与者，而不是平台规则的制定者；是公司系统中的执行者，而不是组织资产的所有者。

这就是为什么 AI 会天然放大资本的力量。

过去公司雇佣员工，是因为很多事情必须由人来完成。人的经验、判断、沟通、写作、分析、执行，是公司运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是 AI 出现之后，公司会越来越有动力把这些能力流程化、文档化、数据化，然后沉淀成组织资产。

这不是阴谋论，而是企业理性。

如果一个客服的经验可以变成话术库，如果一个运营的选题判断可以变成流程，如果一个程序员的修 bug 习惯可以变成内部工具，如果一个销售的客户跟进方式可以被 AI 学习，那么公司当然会希望这些经验留在系统里，而不是只留在某个员工身上。

从企业角度看，这是降本增效，是组织能力建设，是知识资产沉淀。可从劳动者角度看，这也意味着一件事：你过去靠经验形成的不可替代性，正在被逐渐拆开。

以前，一个老员工离职，公司会损失一部分经验。后来，公司用 SOP 留住经验。现在，AI 可能试图留住更多东西，包括人的判断方式、表达风格和工作节奏。

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人的劳动成果被公司购买，这当然可以理解；但人的工作方式、思考习惯、职业风格，是否也可以被公司无限制地提取和复用？如果一个人的经验被做成 skill，继续为组织创造收益，那么这个人是否拥有某种知情权、拒绝权，甚至收益权？

这些问题今天看起来还很新，甚至有些模糊。但它们迟早会进入劳动法、知识产权和公司治理的讨论。因为 AI 不只是提高了效率，它还在重新划定“什么属于公司，什么属于个人”的边界。

四、自由市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这里必须说清楚一件事：AI 带来的分配问题，不能主要依靠自由市场自己解决。

市场擅长配置资源，却不擅长回答人权问题。市场可以判断某种劳动值多少钱，却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配活着；市场可以奖励更高效率，却不能天然照顾那些被效率排除在外的人；市场可以让资本流向利润更高的地方，却不会自动为失去市场价值的人建立生活保障。

如果一个人能在市场里出售自己的劳动，他就能获得工资。这个逻辑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支撑了现代社会的分配秩序。但如果 AI 让越来越多人的劳动变得不再稀缺，甚至不再被需要，那么继续把生存权完全绑定在劳动收入上，就会变得越来越危险。

这不是懒惰者要不要被奖励的问题，也不是某些人愿不愿意努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根本的社会契约问题：当技术进步让社会总体生产力提高时，那些被技术排挤出去的人，是否仍然应该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

答案当然应该是肯定的。

因为一个人活着，不应该只是市场交易成功之后的奖品。生存不是绩效奖金，尊严也不该完全由工资单发放。只要一个社会仍然承认每个人是公民，而不是单纯的劳动力商品，它就必须承认人的基本生存权、基本福利权和基本发展权。

过去，我们用工作把这些权利包装起来。一个人通过工作获得收入，再用收入购买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和体面的生活。这个系统运行了很久，以至于我们忘了它只是历史中的一种安排，并不是永恒真理。

AI 的出现，会迫使我们重新看见这个事实。

如果未来生产越来越不依赖普通劳动者，那么分配就不能继续只依赖劳动市场。否则社会会出现一种荒诞局面：机器和资本共同创造了更高的产出，但大量普通人因为无法参与生产而无法分享成果。社会变得更富有，个人却变得更无助；技术变得更先进，生活却变得更没有保障。

这不是进步，而是制度失灵。

五、政府责任会重新回到中心

过去很多年，我们都习惯用市场语言理解社会问题。一个人收入低，是不是能力不够？一个行业不景气，是不是效率不高？一个岗位被淘汰，是不是应该重新学习？这种思路有一部分道理，但它很容易把结构性问题推给个体。

AI 时代尤其不能这样。

如果只是少数人被替代，我们可以说这是职业转型问题；如果一个行业被重塑，我们可以说这是产业升级问题；但如果越来越多普通人的劳动议价能力都被系统性削弱，那就不再是个人努力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而是分配制度必须调整的问题。

这时候，政府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政府不是站在市场之外的旁观者。它本来就是现代经济系统的一部分。货币信用、产权保护、公司制度、劳动合同、税收体系、公共教育、社会保险、基础设施，哪一样都离不开政府。只是在市场扩张时期，人们容易低估政府在分配中的作用，好像只要市场足够自由，社会就会自然找到平衡。

但 AI 带来的问题恰恰说明，市场不一定会自动走向公平。它可能走向更高效率，也可能走向更强集中。算力会集中，模型会集中，数据会集中，平台会集中，收益也可能进一步向资本和大公司集中。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承担更明确的再分配责任。

这包括更合理地对资本收益、平台租金、自动化红利和高集中度行业进行税收调节，也包括把 AI 带来的生产力增长转化为更普遍的公共福利，比如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失业保护、职业转型支持，甚至在更长远的未来，讨论某种形式的基本收入或公共数字红利。

这些政策具体怎么设计，可以争论；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也会有不同路径。但大方向不能回避：当劳动收入不再足以稳定支撑多数人的生活，公共制度就必须补上这块缺口。

因为分配不是单纯的经济技术问题，而是社会稳定问题，更是人权问题。

六、工作会变少，还是工作会变形？

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说 AI 会让人类彻底不需要工作。更可能发生的是，工作先发生变形。

大量纯执行型岗位会被压缩，很多任务会被 AI 承担，原本需要多人完成的事情，可能变成少数人借助工具完成。与此同时，也会出现新的岗位，比如 AI 工作流设计师、Agent 指挥者、AI 输出审核者、数字劳动力管理者、垂直行业 AI 顾问、个人知识资产管理师等。

这些新岗位很重要。它们说明人类并不会立刻从生产系统中消失，人仍然可以在目标定义、复杂判断、责任承担、信任关系、审美选择和现实场景中提供价值。

但这不能被用来掩盖另一个事实：新岗位不一定能自动吸收所有被旧岗位挤出的人。

历史上的技术革命常常会创造新工作，但创造新工作的速度、地点、门槛和收益分配，并不一定对所有人友好。一个客服被替代，并不意味着他明天就能成为 AI 工作流设计师；一个初级文案岗位减少，并不意味着所有新人都能直接进入创意总监层级；一个普通程序员被工具压缩，并不意味着他自然就能转型成架构师。

所以，讨论 AI 时代的新岗位当然必要，但它不能成为回避分配问题的理由。

个人需要学习，企业需要转型，教育系统需要改革，但社会也必须承认：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同一时间、以同样速度、用同样资源完成转型。那些转不过来的人，不应该被简单归类为“落后者”，更不应该被市场无声地淘汰。

一个文明社会的底线，不是只奖励跑在最前面的人，而是不能让掉队的人失去活下去的权利。

七、AI 真正逼问的是：人为什么有权利活着？

过去，这个问题被工作掩盖了。

一个人有工作，就好像天然证明了他有资格获得收入，有资格租房买房，有资格养家糊口，有资格在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工作替社会回答了很多问题，也替政府分担了很多责任。

但当工作不再稳定，当劳动市场无法吸收所有人，当 AI 和资本可以用更低成本完成越来越多生产时，这个被掩盖的问题就会重新浮出水面：

如果一个人不能以价值交换的形式参与市场分配，他是否还有权利活着？

答案必须是有。

而且不是勉强活着，不是被羞辱地活着，不是靠偶然的慈善和平台流量活着，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拥有基本生活、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基本养老和基本尊严。

这不是对懒惰的奖励，而是现代社会的底线。因为一个人的生存权不应该完全取决于他在市场中的价格。市场价格反映的是供需关系，不是人的全部价值。

照顾老人、陪伴孩子、维系家庭、参与社区、学习、创造、思考、休息，这些事情未必都能在市场上获得高回报，但它们同样构成人类生活本身。一个社会如果只承认可计价的劳动，最后就会把人压缩成生产单位；而当生产单位被机器替代，人就会被错误地视为多余。

这才是 AI 时代最危险的观念。

不是机器变聪明，而是社会开始误以为，不被市场需要的人就不重要。

八、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有用”

AI 时代的一个深层变化，是“有用”这个词会被重新审视。

过去，一个人有用，往往意味着他能赚钱、能产出、能为公司创造利润、能在岗位上完成任务。这个标准很现实，也很强大。但如果未来机器承担了越来越多产出，人类社会就必须承认，人的价值不能再只用生产效率衡量。

一个老人不再工作，但他仍然是家庭记忆的一部分。一个孩子还不能创造经济价值，但他仍然拥有完整的未来。一个病人暂时不能劳动，但他不因此失去被照顾的权利。一个失业者暂时找不到市场位置，也不该因此被剥夺生活尊严。

这听起来像常识，但在高度市场化的社会里，常识往往会被绩效语言遮蔽。

AI 会让这种遮蔽变得更明显。因为当机器越来越能干，人类如果还坚持用“能不能被市场雇佣”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被保障，就会出现越来越多无法解释的困境。

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为什么普通人更焦虑？工具更先进了，为什么劳动者更没有安全感？效率更高了，为什么生活反而更脆弱？

原因就在于，效率增长没有自动转化为权利保障。

如果 AI 只提高了企业利润，却没有提高普通人的公共福利；如果自动化只降低了用工成本，却没有缩短工时、提高保障、改善生活；如果平台和模型公司拿走了大部分收益，而失去岗位的人只能被要求“继续学习、继续适应、继续卷”，那这种技术进步就会失去它的公共正当性。

九、未来不是不要市场，而是不能只有市场

强调政府调节和公共责任，并不意味着否定市场。市场仍然重要，创新仍然重要，企业家精神仍然重要，个人努力也仍然重要。

真正的问题是，市场不能被神化成唯一答案。

市场可以决定一个产品有没有竞争力，却不能决定一个人生病后是否应该被治疗。市场可以决定一个岗位的工资高低，却不能决定一个失业者是否应该被社会抛弃。市场可以奖励创新者，却不能让技术红利只停留在资本账本里。

一个健康的 AI 时代，应该是市场、政府和社会共同重建分配秩序的过程。

企业负责创新，市场负责发现效率，政府负责公共底线，社会负责重新确认人的价值。只有这样，AI 才不会变成少数人提高利润率的工具，而能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改善生活的基础设施。

这也是为什么未来围绕 AI 的争论，迟早会从技术层面进入政治经济层面。

我们会讨论 AI 税，讨论算力是否具有公共基础设施属性，讨论数据产权，讨论劳动者的工作记录能不能被训练，讨论平台是否应该承担更多责任，讨论社会福利如何覆盖那些被技术挤出的人。

这些讨论不会轻松，也不会很快有标准答案。但有一个方向应该明确：当 AI 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时，不能只问谁拥有模型、谁拥有算力、谁拥有公司股份，也要问谁承担了技术转型的代价，谁被排除在新系统之外，谁需要被重新纳入分配。

十、普通人的自救

当然，落到个人层面，我们仍然需要行动。

普通人不能只是等待制度变化。我们仍然要学习 AI，理解工具，积累新的能力，尽可能把自己从单纯执行者，转向能定义问题、组织流程、判断结果、承担责任的人。我们要尽量拥有自己的作品、账号、客户、方法论、知识库和小型系统，而不是把所有经验都留在别人的组织里。

但这些个人努力，只能是第一层答案，不是最终答案。

如果把 AI 时代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你要努力转型”，那其实是在把结构性风险转嫁给个体。一个人当然应该学习，但一个社会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赢家之后，才承认他们有资格生活。

真正成熟的公共讨论，应该同时容纳两件事：一方面，鼓励个人主动适应新技术；另一方面，明确政府和社会必须承担再分配责任。前者关乎个人机会，后者关乎社会底线。

AI 时代最怕的不是有人转型慢，而是我们把转型慢的人直接视为失败者。更怕的是，当越来越多人被系统性挤压时，我们仍然用个人努力的话术掩盖制度问题。

这就像一艘船正在改变航向。会游泳的人当然应该努力游，但造船的人、掌舵的人、制定航线的人，不能假装那些落水者只是“不够努力”。

结语：市场可以定价，但不应该判人生死

二十年前，我们谈互联网，谈的是连接、效率和机会；今天我们谈 AI，不能只谈工具、模型和生产力。因为这一次，被触动的不只是某个行业，而是现代社会最深处的分配逻辑。

过去的问题是：你能不能通过工作换来生活？

未来的问题可能会变成：如果工作不再稳定地需要你，你是否仍然拥有生活的权利？

这是一个比职业焦虑更大的问题。它关乎税收，关乎福利，关乎劳动法，关乎公共服务，关乎政府责任，也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人”本身。

市场可以给劳动定价，但不能给人的生存权定价。市场可以奖励效率，但不能决定谁配活着。AI 如果真的让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那么它带来的红利就不应该只流向少数拥有资本、平台和模型的人，而应该通过制度设计，转化为更广泛的公共保障和人的自由。

个人当然要努力适应新世界，但社会也必须守住一条底线：技术可以变革岗位，但不能取消人的尊严；市场可以筛选效率，但不能凌驾于生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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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将展开对未来工作岗位形式的预测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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