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利与经济学

如果要给这种针对经济学的古老批评勾勒一幅（只是略有点不公道）的漫画，那就是这些批评把经济学理解为与这样的一种社会相关的理论，该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十足地自私冷血，工于计算，在他们的血液中似乎不含丝毫的道德观念或者情感因素。这些批评认为，处于经济学理论中心的是经济人概念，但首先，经济人的意图毫不令人喜欢，他们只关心获取越来越多的财富，其动力纯粹是热衷于享受金钱所能买到的种种快乐。任何利他主义的同情心都不能改变其本性；任何道德规范也都不能约束其满足自己欲念的冲动。经济人的行为受到精密逻辑的控制，从不因情感或者薄弱意志而动摇或软化。从这些批判者的视角来看，只有通过建立完全由这种经济人组成的模型，经济学理论才能够得出确定的结论，特别是将一些良性的品质归因于市场经济。上面提到的三本书，大概就是从主流经济学的这种看法开始的，不过，每本书对这种经济学的批判的出发点稍有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讲，罗伯特·弗朗克的批评，对于主流经济学业内人士而言是最温和、最没有“危险”的。弗朗克教授认为，经济学没有必要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被认为是完全不受其情绪与感性的影响的。这样，经济学的适用性也就不会受到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情绪化行为实例的威胁了。通过精巧的理论建构与新奇的假想例子可以表明，从长远来看，允许个人的选择受制于道德同情心、报复心的冲动、良心的驱使、信任等因素，将是完全有用的，即便在初看起来，较冷静的理性所指向的似乎是不同的行动路径。弗朗克的论述建立在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等人的早期作品之上，比如，他表明，践行道德行为不仅可能对社会有利，而且对践行道德者本人也会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显然，虽然这样会让经济学家的模型包括传统上未被考虑的各种行为，但与经济学有关的总体视角不必进行实质性的改变。弗兰克教授的著述根本没有要求严格限制经济学家模型的范围，事实上，可以说是他在证明这些模型也适用于那些曾被认为是超出了其范围的理性化行为。他的著作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决不能认为只是重新发现了19世纪对经济学的批评而不屑一顾。

不过，两位戴维森当然不是要扩展经济学家的模型的适用范围。他们把经济学解释为赞美纯粹自利行为的社会效用。经济学得出了一些证明纯粹个人主义行为具有社会最优性的定理。经济学不仅显得不赞成公民道德，而且被认为促进技术效率提高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即便追求这种效率是为了便利种族屠杀的目的！），并且只是按照能以美元计价的市场价格来衡量社会价值。对于两位戴维森而言，经济理论所阐释的世界是一个最令人反感的世界；他们认为，一个文明的社会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学。他们感觉到，经济学家们在道德与科学上的盲点，不仅导致了他们推崇这种令人生厌的不文明社会，还妨碍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即便是他们唯一所关注的物质利益，在一个缺乏文明价值观念的世界中也会遭到损害。如果没有了信任和公民道德，那么市场也将不能发挥作用。主流经济学中普遍存在的对道德价值观的不以为然，最终与所追求的繁荣是矛盾的。两位戴维森的批评中的很多观点，都会强烈地让人回想起19世纪中叶曾出现过的对经济学的批判，特别是卡莱尔（Carlyle）与拉斯金（Ruskin）的批判。

埃茨奥尼教授的对经济学的批判是最大胆的。他的批判所关注的核心，是经济学理论对解释真实世界现象的有效性，而不是照经济学家模型的规格所建立的世界中，道德（或其他）方面的可取性。对于埃茨奥尼而言，经济学根本就不是一门好的社会科学；它的假设是错误的，结论是无效的。经济学家假设的错误性，特别与下列情况相关：（a）消费者的本性（经济学家假定消费者的本性只是追求快乐）和（b）经济主体的决策（经济学家错误地认为，经济主体的决策都是完全理性的，没有因情绪与感性而导致的任何扭曲）。虽然本文不可能充分地介绍埃茨奥尼对现代经济学所作的彻底的批判式综述，但应当指出的是，从根本上说，他的批评跟十九世纪末出现的那种要求改造经济学的吁求是完全相似的。如早期的批评家那样，埃茨奥尼呼唤一种新经济学（他称之为“社会~经济学”（socio-economics），而其实是一种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他跟百年前的那些先辈们一样，实际上攻击的是纯经济科学这种概念本身。确实，这种批评的思路一直都认为，只有抛弃经济学的传统界限，才能挽救经济学。因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为了便于分析，从假设一个单独的严格经济行为领域开始，这种做法从一开头就注定有灾难性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