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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Южные ворота”市场-中国街-中国店铺

一张张告示何以刺痛万人

小红书平台“A海外一罗斯”发布

2026年，几个中文提示语在莫斯科“Южные ворога”市场悄然出现——“拒绝中国人进入参观”、“中国同行禁止入内”、“互留体面”。这些文字并非出自当地管理者之手，而是由市场内的中国商铺店主自行张贴。发布者在小红书以“避雷中国人的店铺拒绝中国人参观”为题公开了现场照片及投票，截至数据统计时，该笔记已获得1154次点赞、77条评论和210次收藏，而投票页面的参与人数更是高达10987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逾万名投票者中，选择“愤怒，丢人丢到国外了”的票数达到5473票，占全部票数的近一半，远远超过“理解，可能被逼无奈”（2780票）与“心寒，都是同胞何必如此”（2236票）这两个选项。这一数据分布清晰地表明，绝大多数参与者对这一行为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其中批判性的情绪表达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这一组数字背后所折射的，远不止一次舆情波动。它撕开了一道海外华商群体中长期潜藏却鲜少被公开讨论的裂痕：当同胞成为最需要戒备的人，当一纸禁令将内部竞争的暗流推向公众视野的聚光灯下，这究竟是极致的商业理性，还是群体性的法律无知与道德失守？

法律定性：从行政处罚到刑事追诉的递进风险

（一）宪法层面的平等权保障

（二）行政责任：《行政违法法典》第5.62条的适用

在具体处罚层面，该行为首先受《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典》（КоАП РФ）第5.62条的规制。该条款明确规定，“歧视”，即因性别、种族、肤色、民族、语言、出身、财产状况、家庭状况、社会地位、职务地位、年龄、居住地、对宗教的态度、信念、是否属于社会团体或任何社会群体等理由，侵犯人和公民的权利、自由与合法利益的行为，须承担行政责任。

对于张贴公告的店铺，无论是作为个体经营者还是法人实体，均可依据该条款处以行政罚款。根据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发布的权威解释，针对公民的罚款为1000至3000卢布，而针对法人的罚款可达50000至100000卢布。这意味着，仅凭这则告示，该商铺就已面临最高10万卢布的行政处罚。

以上为个别商家行为，以下内容可作为参考：

（三）刑事责任的触发条件：刑法典第136条

如果进一步调查能够证明，该标语是由商铺的负责人或管理人员利用其职务之便张贴的，则行为性质将从行政违法升级为刑事犯罪。《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36条专门规定了“侵犯人和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平等”——由个人“利用其职务地位”实施的，基于性别、种族、民族、语言、出身等原因的歧视行为，须追究刑事责任。一旦定罪，最高刑罚可达五年监禁。

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的官方解释更明确地指出了这一递进关系：“以利用职务地位的方式实施的相同行为，构成《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36条规定的刑事可罚行为”。换言之，当一个店主不只是口头表达歧视性偏好，而是以店铺管理者的身份正式张贴排斥性告示，他就已经跨过了从“民事纠纷”到“行政违法”、再到“刑事犯罪”的那道门槛。

（四）煽动仇恨的维度：刑法典第282条及其2025年修订

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审视，“拒绝中国人”的公开标牌还可能涉及《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82条关于“煽动仇恨或敌视以及侮辱人格尊严”的规定。公开张贴针对某一民族群体的排斥性标语，在客观上具有将该群体置于不平等乃至受辱地位的效果，有可能被认定为煽动对该群体的仇恨或敌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6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第173-FZ号联邦法律，对刑法典第282条进行了重要修订。此次修订的核心方向是强化刑事责任，将“有组织团伙”之外更广泛的集体行为模式也纳入加重处罚的范围。执法机构在适用该条款打击仇恨言论和歧视行为时获得了更充分的法律工具。尽管近年来俄罗斯法院对第282条的定罪标准趋于严格和审慎，但对于公开、明确的基于民族的排斥行为，司法实践仍然保留了启动刑事追诉的可能性。

何以至此：“向下竞争”中的华商困局

法律分析回答了“违法”的问题，却无法回答“何以至此”的追问——为什么中国店主会在异国市场里竖起针对自己同胞的禁令？

答案需要到一种被称为“内卷”的经济社会现象中寻找。

“内卷”（involution）概念源于1963年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对印度尼西亚农业生态的研究，其核心描述一种困境：人们向同一领域不断追加劳动力投入以追求产出增长，却不得不承受边际效益的持续递减。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剧锦文进一步指出，“向下竞争模式”是指大多数市场参与者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不断降低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安全等重要指标，以维持参与者的生存，这必然导致整个市场或行业水平的下降。

莫斯科批发市场的情境，正是这一模式在海外华人商业生态中的具象化——有企业通过抄袭复制、压价争抢等“向下竞争”手段获取回报，大量模仿者随即蜂拥而至，且必然出现部分参与者采取更为极端的行为，从而推动一波又一波的内卷式竞争。

当规则和信任无法提供有效保护时，人们退回到最原始的防御姿态——用身份划界，用国籍筛选。一位莫斯科华商的感慨足以点睛：“我前脚刚设计出来的新款，后脚隔壁就挂上了，价格还比我低三成。”当“被抄袭”的恐惧压倒了对“歧视同胞”的羞耻感，那句“拒绝中国人”便在商业焦虑中找到了它的心理出口。

然而，这种防御策略在法律上无异于饮鸩止渴。个体看似“精明”的自保行为，在放大到整个族群形象和法律天平之后，付出的可能是远高于短期商业利益保护的社会代价——既包括群体声誉的折损，也包括一次刑事定罪即可终结整个海外事业的法律风险。

告别“互害”，才能赢得真正的体面

“拒绝中国人”这五个字，最终划伤的，是所有漂泊在外的中国人的面庞。

从法律层面看，这一行为的违法性质是清晰的，不存在所谓的“灰色地带”——行政违法指控和罚款是显性的、即时的法律风险；在利用职务之便的情形下，刑事追诉更是不可逆的灾难。从社会层面看，逾万人参与投票、近半数直指“丢人丢到国外了”的舆情表达，已充分说明了公众对这一行为的基本判断。

真正的体面，不是用一纸禁令将同胞挡在门外，以维系那点微薄而脆弱的短期利益。真正的体面，是所有海外中国人以更大的格局、更守规则的竞争方式、更清醒的法律意识，共同为“中国商人”这块招牌赢得来自他人的、发自内心的尊重。

在异国的土地上，当所有人同乘一条船时，任何人在船底凿洞的行为，最终淹沒的都将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