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江淮:克服市场失灵、组织失灵,建立新型“举国体制”

2026年5月27日,由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联合主办的“第八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线上播出。
与会嘉宾包括哈佛大学亚当斯讲席教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历史学家、哲学家、《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诺亚·赫拉利;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科学》主编董志勇;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郑江淮;东南大学特聘教授、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邱斌;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涛;内蒙古财经大学副校长张志明;河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杨玉珍;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樊士德;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院长、《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主编李稻葵;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研究所联席所长刘培林。清华大学副校长王宏伟发表致辞,会议由清华大学ACCEPT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

在会议的主旨发言环节,郑江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应用开发为导向过渡到基础研究为导向。但现在投入结构严重失衡,全国研发经费占比非常低。在区域层面,有科技创新的投入产出错配问题,东部研发经费占比下降,发明专利授权占比上升;西部研发经费投入占比上升,发明专利授权反而下降。高校作为创新链上游部门,基础研究与供给脱钩,下游低水平重复竞争,成果转化率非常低。地方政府偏好于在开发研究上投入更多,因为带来了GDP和政绩。
基础研究有双重外部性:一是“非对称的横向空间外部性”,基础研究知识溢出强度与区域间创新差距呈U型关系,中西部实际创新能力比较弱,即使研发投入占比上升,创新产出反而被东部地区虹吸了:二是“纵向环节外部性”,上游环节作为基础研究部门,并不能获得所有的收益。横向外部性和纵向外部性的叠加,导致了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不足,最后导致了关键技术被卡脖子。
他认为,出路在于搞新型“举国体制”。该体制应该是内生性的,能够克服整个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一是纵向整合,把整个环节外部性内生化。增加对现有的基础研究主体研发投入,把基础研究的广度充分覆盖,体制上有制度创新,当基础研究投入足够多,覆盖面主体足够广,就能够在事实上淡化外部性影响;二是横向统筹,把跨区域和跨主体空间外部性内生化,靠利益协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最主要的是跨地区的成长共担和收益共享,这对央地体制关系、差别化补贴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
他指出,在全域全要素整合中,不仅要关注基于地理临近性的“第一自然知识溢出”搞创新共同体,更要打破地域临近限制,跨更远的区域,实现基于技术联系的“第二自然知识溢出”。正如总书记特别强调长三角科技创新中心是全域的、不是单一城市的一样,必须把中国分布在东南西北中所有技术研究的力量和团队充分整合起来,打破区域市场壁垒,真正形成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