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幼敏丨伪作之力:《石达开日记》之营销及其影响

摘

《石达开日记》兼具商业性与伪作二重性质，故透过此书可观察当时的书籍营销与读者反应、社会影响，兼及近代史学专业化。本文引入受众视角，观察出版商的营销、作者的文本生产；读者对此是否买账，又受到怎样的影响。此书抓住读者搜奇猎艳与怀疑官书的心理，以弁言、广告、封面力证此书为石氏亲笔，并突出所载与官书相异。作者将传统士人作为假想读者，以“血亲复仇情节”等消解石氏杀戮之民间形象，并移用读者所喜英雄形象、情节来重塑石氏英豪圣贤形象。从读者日记可知，书籍内外之营销皆富有成效。镇压太平军的地方团练后人张棡的阅读反应值得注意，即称石氏为时势所困之英雄，对太平军的指称亦从“贼匪”变为“洪军”。张之反应，和他身处民国社会而对清朝态度日渐复杂有关。从《石达开日记》读后文字流变，可知革命叙事日渐深入读者认知。而作为伪作，《石达开日记》之辨伪成为近代中国史学专业化的风向标。史学专业化之前，对私书分类模糊，一般知识人对官私书记载之歧异较为费解。与此不同，燕大史学系学生李崇惠运用所学史学方法辨伪此书，将官私书相互参证，展示了史学专业化的初步成效，亦似透露出古史辨运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扩展。

关

《石达开日记》；书籍营销；受众；历史记忆；史学专业化

作

陈幼敏，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2023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6年第1期。

文章目录

一、弁言、广告、封面：《石达开日记》的营销及其效果

二、“文本”生产与“形象”重塑：《石达开日记》中的“石达开”

三、《石达开日记》的受众反应：论太平天国记忆建构的商业性因素

四、史学专业化的“风向标”：《石达开日记》之“辨伪”

五、结语

1927年冬，燕京大学史学系学生李崇惠在家中偶然翻到《石达开日记》一书，原是其父在北平旧书摊购回。《石达开日记》为许指严所著，于1922年7月由世界书局出版首版，此后多次再版重印，累至第8版，畅销十余年。1929年春，李生又见此书最新版，即第7版，不过内容并无改动。读过此书之后，他对石达开钦羡不已，故想依托《石达开日记》，“详加正补，作石达开传”，却在史料编年的过程中，发现《石达开日记》的诸多错误，因此变作传为辨伪。李崇惠主要从太平新历误用、事件虚构或记载讹误、新名词时代错迁等方面，证伪了《石达开日记》，但未敢断言《石达开日记》与石达开日记完全没有关系。此后，学者似乎没有对《石达开日记》再做探讨，仅见郑逸梅于其掌故作品中提及许指严迫于生计而应世界书局之邀作伪。

罗尔纲先生曾指出，“就中国过去的史料说来，像太平天国史料这样具备了形形色色的伪作是少见的”，有天地会伪造、革命党人伪造、伪造太平人物以托名、伪托太平天国中人、伪造传闻中的太平文件、为牟利起见伪造文书文物等六类伪作。据此，《石达开日记》一书涉及了后三类。作为一部史料伪作，其情况也堪称复杂。

如顾颉刚先生所言，“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到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即作者为表达自身思想而托名的伪作，可展现作伪时代的思想与学术。而许指严“为牟利起见”伪作的《石达开日记》，则兼具商业目的、伪作二重性质。其读者群体不仅包括一般读者，还有史学研究者。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石达开日记》这一伪作曾畅销多年，影响更为广泛而复杂，呈现出其“伪作之力”。

就一般读者方面而言。有论者从意识形态角度，讨论伪作、小说与太平天国历史叙事、形象重塑的关系，认为革命党人以及国民政府对太平天国形象的有意塑造，对民众的太平天国历史记忆造成了冲击。亦有论者关注到商业作品《红羊豪侠传》，以广告为中心来考察其营销情况，提出此书对民众的太平天国认知有较大影响。然而，由于读者方面史料匮乏，所论民众太平天国的历史记忆受到商业作品的影响，多从作者或出版商的视角间接推断。从受众角度来看，商业作品究竟对民众的认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这种认知或记忆如何随社会环境之变而变，亦即个人记忆、商业作品、主流意识之间的关系，仍然有探讨空间。

本文引入受众视角，以《石达开日记》为中心，探讨商业性伪作的影响力如何产生，侧重从营销及其效果来考察这一问题。弁言、广告、封面等“书外”要素如何迎合读者进行设计，相互配合，读者对此是否买账？在“书内”要素层面，则考察《石达开日记》的文本生产，分析此书如何重塑石氏英雄形象，吸引读者？进而，叙述《石达开日记》的阅读史，探讨此书对读者形成太平天国历史记忆的影响，从书籍本身与读者自身两个方面，分析影响产生的原因；并关注不同时段的《石达开日记》之阅读，由此检视社会环境与历史记忆的关系、个体记忆与“主流意识”的互动。

就史学研究者方面而言。罗尔纲先生曾论及太平天国伪书在史学研究中的误用误判问题，并因此将辨伪作为“第一件大任务”。本文的关注点在于，《石达开日记》辨伪对近代史学专业化的映照。《石达开日记》到1929年才证伪，似乎略显迟滞。那么，此书辨伪何以姗姗来迟？何以在1929年由李崇惠完成辨伪？本文拟借《石达开日记》辨伪迟滞之原因分析，略论近代中国史学专业化之前掌故、小说、野史、笔记的关系，兼及官私书问题。而史学系学生李崇惠完成对《石达开日记》的辨伪，则展现了近代中国史学专业化的初步成果。由此，本文也将论及在日趋完善的历史学学科建制之下，所培养学生对所学史学方法之吸收与应用情况。

弁言、广告、封面：

《石达开日记》的营销及其效果

《石达开日记》为何能够“声震一时，销售以千计”？此书出版是一桩生意，能否畅销，主要在于读者（消费者）是否买账。其出版商、作者都深谙此道，其营销皆从此出。

张棡曾在日记中写下购买《太平天国野史》的过程，由此可知其购书标准。1926年4月17日，张棡“过府前中华书局看书，见有《太平天国野史》一厚册，其内容较《太平轶史》《红羊轶闻》两书尤详，其序言是天南遯叟遗稿，不然无此详密也”。张棡从书的序言、作者、内容翔实与否，判断此书是否值得一读，再决定是否购买。张棡读书较多，其判断能力应比大部分读者强，则大多读者购书判断亦不出此标准。

张棡的判断受到序言影响最大，应是当时读者共性。书局和作者深知序言是书籍营销的有效环节，因此对《石达开日记》的弁言精心设计。

《石达开日记》的“作者”为太平天国重要人物石达开，若能让读者相信这点，则此书就已经具备了极强吸引力。为此，许指严在弁言中叙述了一段自己获得石达开日记的故事：

予幼读各家记载太平轶事，俱云贼中惟石达开通翰墨。又云，达开死于大渡河边，某营曾得其手书日记，今存四川藩库中，并无传抄本，亦不许人窥阅。予嗜奇成癖，以为其中必有可观，痴心妄想，遇蜀友必研询，莫之知。嗣于都门邂逅青神吴君，语及先世为藩库吏，曾睹原本，且节录其恢诡奥折可喜者，与官私书夐异，惜亟返藏弆，不逮完帙。予闻之若狂，因重恳借瓻，既而南归，屡函乞一观。吴君笃雅尊气谊，手录副本，珍重付邮，盖宝爱先人手泽也。翻阅之，中多脱略，吴君非骄吝者，当是原抄残缺使然耳。牍尾有短题，谓或言达开不死，入峨眉山为僧，遗迹凿凿，惟此本终于雅山之败云云，不知吴君书，抑系其先世鸿爪也。……中多脱落讹舛，不利览观，因考证各家记载，连缀其事，润色其辞，以便同好涉猎也。

弁言称，校补者许指严自幼所读太平轶事，得知石达开有日记留存，藏于四川藩库。又说，他从藩库吏后人手中辗转抄录此日记，显得顺理成章。此外，弁言特意说明，石达开日记“中多脱落讹舛，不利览观，因考证各家记载，连缀其事，润色其辞”，借此掩盖可能由文字露出的破绽，打消读者疑虑。

世界书局在《申报》上投放广告，来配合弁言营销，着力说明此书为石达开亲笔：

石达开日记出现

石达开这个人，大家都当他大将看，或者武夫看，不知道他的文着实胜过武。只看他上曾文正公的五首律诗，多少豪拓，多少雄伟，真真有不可一世之概。后来三王自相残杀，他也同韦昌辉失和走了，就想袭取成都。进兵的当儿，他单枪匹马，向人迹未通的小道上进发。辎重队在后面迷了路，兵士都饿得不堪，被土司擒了。达开在牢狱里面，将他自己生平的事迹，和洪军同官军战争的始末，统统写下来，编成日记，存在四川藩库中，已历多年。

广告文使用“出现”一词代替出版、发行等词，呼应弁言。而广告着力之处在于说明石达开能文，即其有写作日记的能力，以增强《石达开日记》为石氏亲笔的可信度。《石达开日记》封面所印石达开画像，为右手持卷左手抚剑，也在向读者暗示这点。广告还以“上曾文正公的五首律诗”作为石氏善文之佐证。上曾文正公五首律诗虽为伪作，但在当时的流传较广。广告文主要内容实基于李岳瑞掌故名作《春冰室野乘》的记述而改编：

兼资文武者，洪大全而外，惟翼王石达开，其上曾文正七律五首，已载《新民丛报》中。达开之入蜀也，意欲由川南袭成都。……有一乌道，亘古榛芜，未通人迹，……达开侦得此路，轻骑趋之，会辎重在后，迷路相失，士卒皆饿未能兴，遂坐困，致为土司所获。达开在狱中，述其生平事迹及洪逆作乱以来，与官军相持、始终胜败得失之由，为日记四册，纪载最详。今其书犹存四川臬司库中，藩库亦存副本。

广告文改编《春冰室野乘》记述的做法，与引用上曾文正公五首律诗类似，借时人信赖之名作以自证，这一营销方式符合当时读者的心理。李崇惠在《石达开日记之研究》论文中谓，他见《春冰室野乘》对石达开日记的记载，而对《石达开日记》一书产生兴趣。

弁言与广告还利用了当时读者群体中对官书的怀疑之风。前揭透露出时人在了解太平天国时对掌故作品的依赖，又反映了当时读者“注重私史，屏诸官书不读，甚且援草野之说以正史乘之谬”的取向。然“私家纂述易流于诞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私家纂述虽可参考，然存在失真问题。私家记载之抵牾，让读者殊为困惑。如张棡在读张汶祥刺马案的记载时，因各家言说不一，而感叹“一近时重大之案而记述乖牾如此，又何怪千余年前之不得信史乎”。关于孙旭，裘毓麐《清代轶闻》与萧一山《清代通史》二书记载歧异，让张棡“究不知孰为真相也”。不过，在获知信史的内心驱动下，张棡阅读了更多记载。正因如此，弁言称《石达开日记》所载“与官私书夐异”，以吸引读者。

此外，弁言与广告还抓住了读者的猎奇心理。以编者自叙的方式，看似无意地向读者说明此书的奇异引人之处，“予嗜奇成癖，以为其中必有可观”“且节录其恢诡奥折可喜者，与官私书敻异”。广告词谓“石达开这个人，大家都当他大将看，或者武夫看，不知道他的文着实胜过武”，以反差叙述来制造悬念，吸引读者。

而弁言的营销能否收效，不仅与弁言内容本身有关，还受到作者口碑的影响。从《张棡日记》所记来看，书籍作者的名气，是读者购书标准之一。《石达开日记》的校补者为许指严，也算在作者之列，同样受到读者注意。许指严，江苏武进人，其祖父曾在京为官，尝为之讲述朝中秘闻，指严因作掌故小说。在伪作《石达开日记》之前，渠已因擅写掌故小说而闻名。时为草桥中学生的叶圣陶多次购入《小说月报》，其中多有许氏作品。1914年，叶圣陶正逢失业，闲来读书写作，渐以创作小说为业，对小说掌故更为关注。他批驳“近日稗官之书充塞与书肆，皆类鄙俗恶陋。去《孽海花》出世之期才十年耳，其相叛离已如天壤”，而对许指严较为认可，谓“近小说之传实事者，亦能得传旧辅史之益，指严所著，此类为多，虽不免附会出之，而要有其本事”。可见在民初掌故小说充塞之时，指严脱颖而出，为读者所重。作者的招牌效应，让读者产生消费黏性。如张棡在阅读了许指严所著《石达开日记》之后，还看了作者《畅春园故事》等文。因此，许氏此前作品为之赢得的口碑，有助读者接受《石达开日记》弁言所述。

从受众角度来看，《石达开日记》的弁言、广告等营销效果显著。曾自言“喜阅本朝说部书，取其有资掌故”，并“日以新出小说、杂志为惟一之生命”的徐兆玮，在读《石达开日记》后，在日记中写道：

《石达开日记》系武进许指严编辑，其弁言谓：“达开死于大渡河边，某营曾得其手书日记，今存四川藩库中……（中略，抄录弁言原文）因考订各家记载，联缀其事，润色其辞，将以便同好者之涉猎也。”是此书已经许氏之删润，特非向壁虚造者可比耳。

徐兆玮将弁言叙述许指严如何获取和编辑《石达开日记》的原文录入日记，可见其对此部分内容的认可。又特别提及此书经过许之润色，不是其他凭空捏造的书可以比拟的。按说对原文的润色删减应为读者诟病，但此处许指严的做法反而受到徐氏赞赏。这当是因为许氏在弁言中早已说明抄本是节录，原文多脱略而不便阅读，并且自称删润基于对各家记载的考订。浙江诸暨乐安小学教师詹之亮也对弁言较为看重，并根据其阅读经验判断新书情形，其日记曰，“许指岩［严］修订之《石达开日记》，云原本从四川藩库抄得，想亦如《李秀成供词》，多所删节耳”，对官书的怀疑也让删润变得合理。由此可见，《石达开日记》弁言的这一设计不仅基本成功掩盖了作伪嫌疑，而且还收获了一部分读者的认可，不可不谓营销之成功。

“文本”生产与“形象”重塑：

《石达开日记》中的“石达开”

《石达开日记》文本之外的弁言、封面、广告等经过作者和出版商的精心设计，收效颇佳。不过，最关键之处还是在于《石达开日记》的文本内容是否能够得到读者接受。

《石达开日记》于1922年出版，此时虽因国民政府提倡，太平天国的形象已被建构为革命英雄，但民间叙事与此有所不同。如1915年由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费娥剑》，讲述某妇被石达开劫掠为妾，后伺机刺杀石达开，为夫报仇。书局出版该书，当受市场导向，可见视太平天国为贼匪的取向仍有市场。这类书籍的叙事模式多为，某一和乐之家，在“洪杨之乱”中遭遇不幸，幸福生活被打碎。其故事结局大致有两种，一则无处申冤，如《无锡新报》刊载的《红羊轶闻·阋墙奇冤》；二则报仇献身，多与节烈绑定，如《费娥剑》。由此可知，石达开以及太平军在民间叙事中的形象，是让百姓家破人亡的贼匪，而非国民政府官方叙事中的英雄。《费娥剑》一类报仇故事被收在“义烈小说”丛书中，可见对太平天国抱有贼匪取向的读者群体时常也有节烈等价值取向。这一读者群体是太平天国小说野史的主要消费者之一，出版商与作者对此消费者画像似乎也较为了解。因此，许指严要打开《石达开日记》的市场，就必须先消解民间已有印象的影响，再塑造石氏的英雄形象。

《石达开日记》如何消解民间叙事中石达开的贼匪形象？首先需要对民众记忆中的太平天国杀戮问题进行处理。许指严在伪作日记篇首，就以日记呈现石达开在西征途中的内心感想：

予军中无必欲毁人家室之意，奈良莠难辨，玉石不分，亦情势应尔，但望早日太平耳。

这一自白可谓许氏消解石达开贼匪形象做法的典型。不否认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杀戮事实，而将重点放在对杀戮原因的解释上。若作者在《石达开日记》中直接否认石达开与太平军的杀戮行为，只会挑战读者既有认知，有质疑其苦痛记忆的嫌疑，引来读者的反感，并让作者与读者形成对立关系。因此，许指严先承认杀戮事实，以安抚读者情绪，再说明石达开并非故意“毁人家室”，对已有太平天国小说叙事及读者记忆中关于太平天国蓄意破坏的形象做出回应。以“良莠难辨”来说明存在错杀，又以情势所迫来合理化错杀行为。进一步，又说明杀戮是为了谋求太平，希望以战争结束战争，切中读者心中对安居乐业的渴求，再次合理化杀戮，并赋予百姓所受的战争苦痛以谋求太平之牺牲的价值。此外，这一自白又让读者感到与石达开有相同愿景，似乎为同一阵营。

这种通过“纳入同一阵营”的做法，实为打感情牌，用以缓解石达开与读者之间的冲突，在《石达开日记》中并不少见。途中自白之后，紧接石达开全家被戮惨案，以石氏日记口吻叙述，字字泣血：

予之长妾胞弟，问其所历，泪流满面。嗟乎！予妻妾子女十余人，无辜受屠割，固已可惨，孰知予母以风烛残年，竟罹此危哉！予大恸几晕，恨不能立时反戈，手戮仇雠，以抒冤愤。否则亦当自殊，见老母于重泉。左右均来劝慰，予思苟得庐州、安庆、九江，席卷武汉，再与彼一决雌雄耳。计既定，齧指自誓，哭稍止。乃作诗二首自写：

狐鼠纵横惯噬人，无端冲破一家春。夜阑试向城头望，何处妖星巨若轮。

行行才过古昭关，千古同嗟奸与顽。泪洒九泉收不得，白云谁望太行山。

吟毕天已向明，遂亦不睡。

十八日，由昭关出小岘山，予率兵约三千人而弱，几日促庐州。

以石家被戮，说明石达开本身也是遭遇不幸的人。家室同为太平军所杀戮，让读者产生同情，再次使用“纳入同一阵营”的办法，将石达开与蓄意毁人家室的贼匪形象分离。并且，全家被戮给石达开的经历蒙上了一层英雄悲剧的色彩，减轻战争罪责的同时，也让其《石达开日记》更加吸引读者。

此节值得注意之处在于，“血亲复仇”情节的使用，不仅可以打好感情牌，而且可塑造石氏之孝义形象。前引石氏全家被戮的“日记”，特意强调了老母被戮对石氏的冲击，并谓攻打庐州是为报仇雪恨，即意在强调血亲复仇，以获同情。由此，攻取庐山的战争破坏对读者的内心震荡也将得到削弱。而为血亲复仇，得到了“孝”文化的支持；复仇这一行为则靠近“侠”文化。那么，石达开形象就由此落到了民众所推崇的“孝”“义”之上，趋于正面。其实，攻下庐州发生在石达开全家被戮之前，这样的时间错置其实很容易露出马脚，许氏此举可谓铤而走险，但确为有效。而后，全家被戮惨案与报仇雪恨则在全书以石氏伤情、追思等方式多次出现，可见许氏对血亲复仇情节的重视。如游叶子湖，“乐极悲生，又忽念及老母临年被戮，不觉长号大恸”。又如收养孤女韩宝英，则日记曰“韩氏宝英，后众皆称为四姑娘者。予本有二女，三则幼殇，北韦一屠，双珠具碎，故以宝英补其缺憾，而四之云耳”。

“血亲复仇”情节的使用，实际上是“消解”与“重塑”的一套组合拳，消解在前，重塑紧随其后。书中此类设计亦不少见，如石氏收养宝英，日记云：

予视其面虽多菜色，而清秀不类小家，且酷似予第二女，异哉！予怦然心动，乃详询家世。宝英稽首马前，慷慨陈家难，声泪俱下……予本念不过假道一宿，不欲多所干预，然感此女之请，不得不为之尽力，立传令以前锋及中队千人，分兜湖面及山中，土匪不过百数人，尽俘以来……宝英大感激，愿委身事予，婢妾惟命，众亦怂惥予纳之，盖以予久虚眷属也。予不可，语众曰：予，戎马中人也，兵以义动，若自犯之，部下必有缘为口实者，非所以两全也。且渠甫及笄而予已半百，纵渠不计及此，予独不愧于心乎？况其貌甚似吾女，吾念前祸，心复何忍？无已，其即以父女称而留军中，俟他日择婿。

再次提起血亲被戮，用感情牌“消解”旧形象，而后接续“重塑”新形象。为同罹家难的韩宝英报仇雪恨，又铲除了为害一方的土匪，可展现石氏侠义之风。面对宝英以身报恩的做法，以及部将的怂恿，而石氏则严守纪律，刚正不阿，以身作则。寥寥数语，石达开之英雄形象已跃然纸上。

消解—重塑组合拳还有“升级版”，叠加使用民众所熟悉并认同的英雄圣贤形象。如《用酒浇愁》《孤忠自誓》《图蜀本意》三节，叙述石达开上书劝谏洪秀全无果，因此用酒浇愁：

作书请天王修德用贤，期集大事，但未知蒙见听否。予读屈原传，尝不胜为之扼腕裂眥……予性驽钝，万不及芦中一老，则当谨守绳尺，不敢有二心，惟自望天王之悔悟耳……予若得如诸葛辅蜀，保天国西陲，则私心怦怦，以为较愈于屈原之自沈，并差强于伍胥之倒楚也。

如此一来，把太平军暴虐的责任推给了洪秀全，而石达开只是个劝谏无果的臣子，本身也是一个可怜之人。将石达开与屈原、伍子胥做比拟，意在唤醒读者对屈原、伍子胥等人物的记忆，并将其与石达开形象建立联系：由屈原塑造石达开怀才不遇、忧国忧民的儒将形象；引用伍子胥为父兄复仇之故事，则对应石达开图蜀以报仇，再次以此博得同情，并显露石氏之“孝义”与“侠气”。至于为何选择屈原、伍子胥等荆楚吴越人物作为比拟对象，似与许指严本人出身江苏武进有关，此为其“思想资源”。且江浙一带掌故较为兴盛，《石达开日记》的预设读者可能是此地人士，以屈原等人做比拟，更容易获得读者认同。

对读者已有英雄想象的借用，不只人物形象移植，还有通俗小说英雄情节的杂糅移用。前引《图蜀本意》一节已借用《三国演义》诸葛孔明之形象，而《出京渡江》《计攻庐州》两节中的叙述与《三国演义》有相似之处。石达开在途中遇猛将黄盖忠，收入麾下，一同西征，与刘备得黄忠类似；石氏攻取庐州因“庐州方为魔官所苦”，而刘备杀韩玄以取长沙则因“韩玄残暴不仁，轻贤慢士，当众共殛之”。将刘备形象移花接木，石达开也增添了为民除害、救民于水火的仁者形象。除此之外，还暗中合理化了攻取庐州的战争，与卷首所言“情势应尔，但望早日太平耳”相呼应。这种杂糅通俗小说情节的做法，虽可增加《石达开日记》的可读性，但却可能暴露出伪作的真相。不过，由于弁言和广告营销的效应，作者许指严的“招牌”作用，以及当时太平天国有关记载相对散乱，这些纰漏尚可蒙混。

从许指严借用大众易于接受的英雄形象、英雄情节，已可见其读者意识；而结合读者方面来看《石达开日记》的人物和情节设计，则能够更为明显感受到许氏对读者品味的熟稔。

人物形象设计方面，近于传统士人之圣贤想象。就温州乡绅张棡而言，前文提到血亲复仇情节对石达开的孝义形象塑造，大概对其胃口。张棡曾为父亲遗著向瑞安县知事符璋求序，并为“《先仲母节孝事略》一篇，乞其题跋作传”，可见张棡对孝义的注重。并且，张棡平素还喜读侠义小说，如《江南三大侠》《雍正奇侠传》等。那么《石达开日记》中所塑造的石达开孝义形象应当深得其心。

此外，《石达开日记》塑造的石达开还具有文武双全、忧国忧民、品德高尚等品质，接近传统士人的圣贤想象，可见其假想读者群体。连石氏不酗酒而重养生、成人之美等这些细节也进行了刻画，且颇有规训之意。其中，许指严还安排了石氏拒绝他人安排的姬妾并训诫下属的情节，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贤所称，宁能自外”，由此表现其恪守理学之禁欲形象；还描写了英王陈玉成、部将赵如龙等之好色，以反衬石达开之正直。除开许氏自身审美，这些设计更可能是为了迎合读者品味，由此或可进一步确认许指严作伪《石达开日记》时的假想读者群体。

为此，《石达开日记》中的石达开为老者形象。将李慧英许配与程殿玉一事，“日记”曰，“二人呼予义父，受其一拜”。但石达开出生于1831年，1856年天京事变时也不过25岁，正值青年，并非老者。许指严之所以如此伪作，很可能是为了塑造石达开圣贤形象，毕竟其假想读者认知中的圣贤多为老者。在同期作者凌善清于1923年所著《太平天国野史》中出现的《翼王我朝伤内祸诗》，亦有“老夫”的自称，或可见二书读者“画像”出现重合。

情节设计方面，迎合读者对情色情节的兴趣。《石达开日记》多次提及石氏不纳姬妾之事，这种带有情爱色彩的情节对读者有吸引力。如符璋就特别喜读情爱小说或者艳史一类的文字，是民初极流行的鸳鸯蝴蝶文学的爱好者，其日记谓，“《礼拜六》已出至七十七册，内六十册有《瑶台第一妃》，纪洪秀全宠妾某氏事，均可阅”。因而，在《石达开日记》中，即使是以战争叙事为主，仍有不少笔墨用于才子佳人故事，如石达开收留孤女李蕙英，将其许配给文士程殿玉，这一情节设计既让情爱情节在《石达开日记》中的出现显得合理，又塑造了石达开成人之美的君子形象。

透过一些为迎合读者而作的《石达开日记》读后文字，可了解到《石达开日记》的读者群体感受，而见《石达开日记》文本生产与形象重塑的效果。1923年10月，作堂的《读石达开日记书后》在报纸《玲珑》刊载。《玲珑》创刊于1923年6月，作为初创的文艺类小报，很需要博得读者关注。为博得关注，则需要紧跟热点，迎合大众。此文内容应当尽量与大部分读者的想法一致，故由此可见当时一般民众对《石达开日记》的接受情况。且此文出现了石达开“与李自成入金陵，饷圣名”这一讹误，可见作者未必通读《石达开日记》，而只是为迎合市场而草草写作。作堂的读后文中有各英雄情节混合，包括《三国演义》中的英雄人物以及岳飞、李自成、郑成功等，由此可知《石达开日记》读者群体应当对许氏的英雄情节借用较为受用。作堂谓，由《石达开日记》可知其为人，读后对石达开“欣慕不已”，赞叹石达开是“非常之人”“英豪圣贤”，又为石达开壮志未酬而感到可惜可憾，多年后杂志《雍言》所刊老成的读后感受仍与此类似。

其实，不仅一般读者，连受过史学训练的李崇惠也难以抵抗《石达开日记》塑造的石达开形象，他认为石达开“忠诚出于天性，仁爱溢于言表”，令其“钦之尊之敬之爱之，至于五体投地”。

《石达开日记》的受众反应：

论太平天国记忆建构的商业性因素

许指严在《石达开日记》写作中，对石氏形象的重塑可谓煞费苦心。将消解与重塑并行，又结合强烈的读者意识和丰富的商业写作经验，最终将石达开形象塑造为符合传统士人品味的英豪圣贤，与读者已有的石达开杀戮形象迥异。而对重塑的石氏形象，读者也较为接受，那么对其太平天国记忆有怎样的影响？

张棡的阅读体验，为此提供了绝佳观察窗口。《石达开日记》首版发行后四个月，张棡在温州府前街维新书局阅读了此书。这段时间，张棡整理誊写了父亲张庆葵所著的《瑞安东区乡团剿匪记》，正忙于向地方官绅求序。可能受到其父所著的影响，他对太平天国相关记载产生了兴趣。此时《石达开日记》畅销各地，为张棡阅读是书提供了契机。

张棡父辈留下的太平天国记忆为贼匪叙事。张棡的父亲张庆葵曾组织地方团练对抗太平军和金钱会，于1889年写下回忆录，即《瑞安东区乡团剿匪记》。其书谓，“道光三十年，发匪洪秀全由广西紫金山起事以来，蹂躏十余行省。咸丰八年夏，逆王石达开窜扰括苍，陷郡城”，由此可见张庆葵心中的石达开形象。张庆葵堂兄张庆光也参办团练，写有《剿平逆匪日记》，记曰，“迄乎（三月）中旬，发逆之在青田者，偕从台郡破仙居之股，越山渡港，焚界牌岭，直扑郡城西郭门，秦镇宪击却之”。与张氏兄弟同期办团练的吴一勤于1864年写就《瑞安西北乡团练防剿记》，留下了“粤氛存至，邑港乡及永上乡蹂躏殆甚”“吾温人心惶惑，郡县议结乡兵备不虞”等笔记。由此可见，张棡父辈的太平天国记忆多为，粤匪侵扰地方，地方绅民抗击。并且，张庆葵等人的文字倾向于突出自身功绩，因而可能丑化处于对立面的太平军。

父辈的著述与口述通常对后辈的历史记忆有较大影响。1982年，年已72岁的瑞安湖岭太平寺僧卓志荣回忆太平天国，“小时候听老辈说，长毛头白老三的部队，壬戌年二月（1862年3月）从青田方山那边过来，兵分两路……经过朱山那支长毛，在上朱山我阿爷（祖父）的大屋和其他几座大屋里驻过，人数很多，捣米者饭，满地坛都是糠”。卓氏的回忆绘声绘色，可见其祖辈口述具有较强感染力，令之印象深刻。卓志荣出生于1910年，并未亲历太平天国战争，而称太平军为“长毛”，可见其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祖辈的历史记忆。由此可推知，张棡这一代人的太平天国记忆也很有可能受到父辈影响。

张棡在阅读《石达开日记》之前，对石达开以及太平天国的历史记忆应偏于负面，视其为贼匪。那么，《石达开日记》对石达开的形象重塑是否为张棡所接受？阅读当天，张棡在日记中写下读后感受：

石王为洪军中翘楚，观其日记知此公抱负正自不凡，惜天方助满，自投绝地，赍志以殇，否则胡、曾、左诸公未必享大名也。英雄造时势，时势困英雄。此宗忠简所以三叫渡河也。

张棡认为石达开为一非凡英雄，可惜为时势所困，这正是《石达开日记》为读者塑造的石达开形象。他在阅读时还联想到了宗泽三呼“渡河”的典故，以此理解石达开的壮志未酬。读《石达开日记》后，张棡心中的石达开形象发生了很大改变，与其父所著《瑞安东区乡团剿匪记》中“窜扰括苍，陷郡城”的逆王形象已然不同。此外，张棡对于太平军的指称，也不再是“粤匪”，而是更加中性的“洪军”，可见其心中太平天国的贼匪形象也随之受到一些冲刷。

张棡“此宗忠简所以三叫渡河也”这一联想，则体现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性，其太平天国认知其实是书籍与读者共同建构的结果。宗泽抗金，石达开反满，由此及彼。又称“否则胡、曾、左诸公未必享大名也”，似透露了张棡此时对清朝的态度。庚子事变之时，张棡日记“国已无君，对景伤怀，殊令草莽微泣，唏嘘欲绝矣”，仍展现对清朝的忠诚。民国建立后，张棡时常在日记中对民国政治、社会表示不满。张棡对清朝的态度在悄然转变，由忠清转向反满。他在1926年前后阅读抄录了不少“明遗民诸撰述”，但可能已非以遗民自居，而是反满的表达，但他的反满又夹杂着对清亡的复杂情感。张棡对清朝灭亡的思考持续不断，在阅读《凌霄汉阁谈荟》时关注“激成亡国之惨状”，读《西宫西安回銮记》则感慨“清室安得而不亡”。张棡对清朝的态度转变，间接影响了他对太平天国的接受。可见，《石达开日记》对张棡太平天国记忆的冲击，不仅是作者的内容设计、出版商的营销手段所致，还与其自身思想变化有较大关系。

读者在阅读中主动参与，将《石达开日记》与革命叙事加以链接，其太平天国认知已然溢出原书，而与社会背景进行了关联。前引作堂的读后文，出现了“为种族而战争”“为政治而革命”的话语堆砌，由此可推知此时的读者将《石达开日记》叙述的石达开以及太平天国，与排满、种族等话语建立联系，商业性质的太平天国伪作与革命叙事出现重叠。许指严写作《石达开日记》时，并未有革命宣传或消费革命的考虑。那么，读者为何有这种阅读反馈？前论张棡对石达开形象的接受，与其思想变化有关，其实此处出现的革命链接亦是如此，即社会背景影响读者的先验知识构成，进而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反应。那么，由此或可见20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的革命叙事初显成效，然而尚为简单的口号堆砌。

社会背景、政治生态发生变化，读者的先验知识亦随之而变，影响其《石达开日记》的理解及太平天国记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革命叙事效果之彻底凸显。1929年，史学系出身的李崇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革命叙事的深刻影响，认为“太平军若于此时，同心协力，进取中原，满清之亡，当不待辛亥革命也！”

1946年，“老成”在《雍言》杂志发表《读石达开日记以后》，第一节为《对太平天国之观感》，略谓：

自洪杨变起，民族思想，渐见扬头……辛亥之役，一举而扫尽数千年专制，政体改革，易如反掌，要亦太平诸人之呼号奋发于前……太平军之革命，虽未竟全功，太平诸首领之功业，有足千秋，恶可以成败论英雄哉！

二者皆将太平天国自然地纳入革命序列，可见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石达开日记》的英雄叙事与国民党的革命叙事，被读者不自觉地合流，民间太平天国记忆进一步受到冲击。受革命叙事影响，“老成”从革命失败原因的角度来看待杀戮问题，认为太平天国因杀戮不得民心而失败。此论或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许指严费心于合理化石达开、太平军之杀戮，而革命叙事与政治环境却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的角度，或为其所料不及。

不过，《石达开日记》对读者太平天国记忆的影响，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有意建构不同。《石达开日记》出版于1922年，此时国民政府对太平天国的革命叙事尚未十分强势，坊间仍流行众多反革命叙事的太平天国小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意识形态控制日益加深，革命叙事对太平天国小说戏剧市场的影响增强。如1930年出版的《红羊豪侠传》就极力消费“革命”，其广告多处出现“掀动中国全部革命高潮”“似此伟大的革命运动，其间确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供后人凭吊”等语，因“宗旨异常纯正”，《红羊豪侠传》得到了国民党要人的褒奖和支持。而《石达开日记》的广告营销并未涉及革命相关内容，因此可推知此书对石达开的英雄形象塑造，应属无意的商业行为。即《石达开日记》对太平天国记忆造成的冲击，其实是商业性作伪的意外结果；而与革命叙事建立联系，更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史学专业化的“风向标”：

《石达开日记》之“辨伪”

《石达开日记》的营销大获成功，畅销多年，并对读者的太平天国认知产生了较大影响。直至七年后，才为读者之一李崇惠所证伪。那么，为何《石达开日记》的辨伪姗姗来迟？

如傅斯年所言，“官家所不凑手或其范围所不容的材料，便只好靠私家了”。《春冰室野乘》谓太平天国记载，“官书纪载用兵时事，率多为官军回护，掩败为胜，迥非当时实录”。前揭《石达开日记》弁言和广告特意说明此书与“与官私书所传敻异”，可知此书能够畅销，其实也借了当时怀疑官书记载的东风。时人对官书不信任，转求诸掌故小说、野史笔记。

然而，民初“援草野之说以正史乘之谬”的所谓草野之说，其主要的构成部分掌故、小说、野史、笔记之间出现杂糅。而作者与读者认知中对各类私书的杂糅，使得作伪似乎具备“合法性”，也使得读者辨认更为不易。

晚清掌故学地位的提升，及其与史学、近代新知的关系，影响了民初人们对掌故的态度。在经世之风的影响下，晚清掌故学趋向实用，不仅延续固有的典章制度之功能，属杂史类；还容纳了许多无法归类的新知，为士人所重视。因此，掌故学在晚清书院“分斋设学”中从史学中独立出来，在维新时期则得以单独设科。而民初不少掌故读者经历了掌故学显要之时期，殆已养成读掌故以应对时变的习惯，对掌故仍有依赖。1899年，徐兆玮就曾在日记中称“喜阅本朝说部书，取其有资掌故”，至民国以后，仍有此习。1931年，张棡日记“看《清代野史大观》清人逸事数十则，均一裨于掌故之学”，与徐类同。

晚清民国以来，在“启民智”驱动下，小说与掌故交集日深。1896年，梁启超在《论幼学》言，小说“匪直不事修饰，抑亦有微意存焉”，而“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而后译介日本政治小说，掀起小说界革命，赋予小说“启民智”之重任。曾朴写作《孽海花》，则“借用主人公作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三十年来的史事，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把数十年所见所闻的零星掌故，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条线索上”。至于新文化运动前夕，喜读小说而后以此为志业的叶圣陶在致顾颉刚的信中谓：

近小说之传实事者，亦能得传旧辅史之益，指严所著，此类为多，虽不免附会出之，而要有其本事。里巷小民未能浏览载乘，得此助兴，并可以多识往事，微功不可没也。其外则可以发人深感者，亦有足取，如托尔斯泰所著，寓意遥深，最能起人之善性也。此类之馀，则皆一丘之貉。

叶圣陶认为许指严的作品与一般小说不同，有“传旧辅史之益”。他还将许指严的掌故小说与托尔斯泰现实主义文学相联系，认为许氏之小说也有启发平民的作用。其掌故小说在新文学兴起前夜，似有被纳入启蒙文学之列的趋向。由此可见，民国初期掌故小说与新文学、史学的关系较为纠结。

野史与掌故之间也日渐混杂。时在京都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的内藤湖南注意到“太平天国之乱以后，出现了一种介乎掌故与野史之间的书”，确实别具只眼。1915年，裘毓麐所著《清代轶闻》凡例谓：

一清代名臣名将、文豪闺秀、侠士崎人、遗逸高僧、宫闱秘史、里巷遗传，其逸事异闻，皆力为探求，使读者趣味隽永，乐此不倦，以矫旧日历史枯淡平衍、晦涩庸腐之弊。

一清代法令制度之变更、风俗好尚之异同，以及名妓名优（以有关于政界及风俗者为限）、大佞墨吏、剧盗巨猾，其人其事，影响及于一般社会，皆穷其源委，详其生平，务使沿革相贯，事实昭著。读者钩稽已往之陈迹，即可知近日国势民俗之原由。

其书不仅包含典章制度的掌故传统，以及有关政事的实用之处，还加入了本为《四库全书总目》纳入子部杂事类的里巷闲谈。野史与掌故混为一谈，可见对于掌故轶闻作者已经较少区分所谓史部、子部。所谓“可知近日国势民俗之原由”似乎继承了晚清以来掌故的经世实用，然或有消费晚清掌故之显要地位的考量。

太平天国私书中大量伪作的出现，当与其时作者对史学与文学并未有太多区分意识有关，亦即前论私书各类界限模糊。前引裘毓麐凡例中对野史笔记掌故小说的“一锅炖”已可见，而胡怀琛多年后为伪造黄公俊及其诗的自辩则更为明白：

在二十三年以前看，好像是没有甚么关系，况且我也说明了我所写的是小说，照旧的习惯说，写在小说中的话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庄子中的故事，大半是假造出来的，史记中的事，也有不可信的，只要文章做得好就是了。庄子史记尚且如此，我又何能例外。

掌故、小说、野史、笔记杂糅，使得作伪似乎无可厚非，而伪作虚妄者日多，掺杂于众人所依靠的私书。太平天国掌故小说，因革命宣传而出现不少伪作，如南社健将胡怀琛曾于1913年伪作太平天国人物黄公俊，并伪作其诗。此假诗之后被收入《太平天国诗文钞》，竟在几经转抄中变假为真。

掌故热带来的商机，更刺激了太平天国掌故轶闻的写作，而向壁虚造者不少。叶圣陶在1914年观察到“稗官之书充塞于书肆”。叶当时关注到的是“鄙俗恶陋”，而胡怀琛在多年后对太平天国掌故小说商业写作之伪作虚妄有所洞察：

最不可信的材料是民国元年至五六年间，坊间出版的关于太平天国的笔记一类的书，因为他们有许多确是假造的，或是略有一点根据，因此就信笔写成一大篇的。

民国初期作者的认知中出现对掌故小说、野史笔记杂糅，其实读者也大抵如此，因而影响其阅读判断。1914年，时任参议院参议员的符鼎升为《清代轶闻》作序，谓：

新说繁兴，思想骤驰，是犹夏葛冬裘，相因而不相刺谬，乃强划新旧之界，士夫讼于朝，儒生猜于野，甚非名也。蒙以为爱真理者必爱其国，爱其国者必爱其史。史有大宗，有别子，遗闻轶事，稗官小说，亦史之支流余裔也。

符鼎升，1879年生人，幼年入私塾，后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科，于文史似乎并未有深耕。那么，符鼎升以上说法则可代表当时大多数一般读者对掌故、轶闻、史学三者关系的看法。所回顾的“新说繁兴，思想骤驰”似乎是晚清掌故为经世之显学的记忆。而所谓“史有大宗，有别子”，亦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对别史类的论说，“别史，犹大宗之有别子云尔”。而符序之“遗闻轶事，稗官小说”，则已将杂史、杂事混谈。

在史学专业化之前，对掌故轶闻的大多数作者、读者来说，掌故小说等界限的模糊，影响其写作与阅读。作者受说部“旧的习惯”影响，加上自身对太平天国其实也所知有限，为达宣传革命或商业牟利目的，而多有作伪。而读者对掌故似乎又有晚清以来所养成的信赖与偏好之惯性，即使此时掌故已非当时之掌故。这种惯性在掌故小说的混淆之下，影响了读者判断。这可能是《石达开日记》能够畅销多年而未被揭露作伪的原因，也显露出当时中国的史学专业化尚未完成。

直至1929年，《石达开日记》才为燕京大学史学系学生李崇惠所辨伪。为何对《石达开日记》的辨伪发生在1929年，由燕京大学史学系学生李崇惠完成辨伪又意味着什么？自1917年北京大学史学系设置以来，各大学的史学系陆续建立，并开设各类史学课程，培养史学人才。到1929年，中国史学学科建制逐渐成型，日益学院化、专业化。《石达开日记》为史学系学生辨伪，可见史学学院化、专业化成效之一斑。

已有学者从各大学史学系开设的方法课程，探讨中国史学如何建立学科专业理论体系。史学系是“建立和发展标准化技术程序的重要场所，大部份的学子透过修习史学方法的过程，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套具有客观标准的研究轨则，并且在他日后的研究教学生涯中不断地拿出来运用”，此论较为精当。李崇惠对《石达开日记》的辨伪方法，应同所就学的燕京大学史学系教学密切相关。

燕京大学史学系开设课程《历史研究法》（王克私）、《国史研究》（王桐龄）等相关课程，注重考证训练，教授学生“史料之蒐集与鉴别”“史料之整理”，并有“对于旧史学之批评与新史学之改造”等课程内容。洪业（洪煨莲）在其开设的《高级历史方法》中提出：

此课细论历史毕业论文：选题之标准，考证之程序，解释之理论及编纂之格式；而尤注意于学术工具，如年表，日历，图谱，目录，引得，类书，等等之应用。

这一治史理念与方法在《石达开日记》辨伪中得到较多采用。首先，李崇惠关注到《石达开日记》，而后辨伪，就已是燕大课程提倡的史料蒐集与鉴别工作。再看其辨伪过程，他注重对年表、日历、图谱等的应用。李崇惠在为石达开传做史料长编时，将各家记载考订年月并排列之后，发现《石达开日记》中的时间、地点错置，使用的太平新历也出现错误，并且有多处文字与《太平天国野史》《太平天国轶闻》等书几乎相同。由此，进一步细读《石达开日记》，李又发现了此书多处用到新名词，造成了“名词有时代之错迁”。再考订日记中记载的事件，与发生地的方志相对照，都无法对应，多为虚构。从这几个方面，李崇惠断定《石达开日记》为伪作。

然而，李崇惠仍然不敢断定许指严的伪作与石达开日记原本毫无关系。他对《石达开日记》中与《太平天国野史》《太平天国轶闻》二书文句相近之处做了比对，不似徐兆玮等人认为此为相互印证，但也未由此确定《石达开日记》抄袭此二书。他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即《石达开日记》与《太平天国野史》《太平天国轶闻》二书皆转抄某书，而某书则根据日记原本而作。

之所以有这样的迟疑和假设，则是因为他对石达开日记这一珍贵的太平天国研究史料十分珍视，在其文章第一章就着重说明了石达开日记为何重要：

太平天国灭亡之后，清廷对于其文件与各家关于太平天国之确实记载，摧残焚灭，不遗余力；所存之官私各书，对于清将之贪污，清兵之残杀，掩饰弥缝，讳莫如深，而对于太平军之行为，则唾弃嫚骂，皂白不分。积威之下，万众箝口，既不敢言之于口，更不敢笔之于书，偶见一二私人记载，东麟西爪，荟萃成篇，漏失既多，叙逃复琐，事近传闻，无关政要；再加好事文人，向壁虚造，于是太平天国之真相失矣。李秀成之供状，固得太平史料中之非常瑰宝，然为曾国藩删汰十之六七，所存者不过三之一耳（1）。吾闻之，太平诸将兼资文武者，洪大全而外，惟翼王石达开（2）……擅长文章，参谋机密，几与太平天国相终始者，惟石达开一人而已。如其著有日记，其为太平天国之最好史料，固不待言矣。

（1）见近世中国秘史，页一九六。

（2）见太平天国轶闻第四册，页二十七。

在说明石达开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原因之外，李崇惠着重说明的是石达开日记的相对价值。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史料被清政府销毁，民间记载也因清政府压制而缺乏，留存的史料也都受到了歪曲。在李崇惠的论文中，所运用的史料也更重私书，而对清政府官方记载使用较少，由此可见李氏等研究者对官书十分警惕。

但与史学专业化之前读者偏信私书或殊为困惑的情形不同。李生受到了历史学专业训练，对于私书的态度有所保留。因此把目光也转到了地方志，将官私书进行对照，有如陈寅恪提倡的“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在此前后，罗尔纲先生也从地方志与私书记载的差异中，开始对太平天国史料辨伪。他亦重视方志搜集，参以官书私乘，写就《太平天国广西起事史》，从此走上太平天国史研究之路。

而后，李崇惠这一成果被发表在《史学年报》创刊号上，固然因李文之论证有力，更因其是史料辨伪成果。《史学年报》为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所办，刊登师生论文。其发刊辞谓：

清代学术之胜，远迈往古，诸大师治经之余，亦颇致力于史，然亦不过粗引其端，大部分尚待吾人之努力。反顾西洋其史学之大形发展，亦不过近百年来事耳，然史料之分类与审定也，史学理论也，历史哲学也，考古也，类曾议论将定，成为科学。

由此可见燕京大学历史学系较为重视史料整理和审定，崇尚科学之史学研究。燕大史学会受到燕大历史系教授洪业、陈垣、王桐龄、顾颉刚等人影响，格外重视史料整理与辨伪。李崇惠对《石达开日记》的辨伪，较为符合这一研究取向。

不过，在当时的传播条件下，李崇惠的辨伪成果并未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在此之后，虽有报刊也继续宣传《石达开日记》为伪作的文章，但收效较慢。1939年，文学史家赵景深（1900—1977）在《石达开的诗》一文中，认为《石达开日记》真伪或者删润程度是个问题，可见李崇惠辨伪的传播效果确实不佳。赵虽对《石达开日记》的真伪有所犹豫，但并未辨析，而用于石达开诗文考证。同年，赵还提出要对小说《洪秀全演义》做考证，将《石达开日记》《太平天国诗文钞》《太平天国野史》等并列为太平天国研究的参考材料，其言谓：

这部小说仔细考证起来，不但篇幅不允许，我也没有这样的余暇和能力。大约简又文和谢兴尧是最能胜任的，因为他们俩是太平天国研究的专家。简又文著有《太平天国杂记》，谢兴尧著有《太平天国史事论丛》。此外的参考材料有李秀成的供状、石达开的日记、《太平天国诗文钞》、《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刘复编）、《太平天国外纪》、《太平天国野史》等等，真是数都数不尽，至少可以消磨研究者好几年的光阴。

将《石达开日记》用于研究者，不止赵景深。1929年7月出版的胡行之所著《太平天国与国民革命》一书，就以《石达开日记》为参考资料，未作辨析。查赵景深、胡行之的教育背景，与李崇惠有所不同，皆未接受史学专业训练。赵在自传中也提及，“个人的自学经验和方法，我只是尽力地收集参考资料”。《石达开日记》的辨伪由李崇惠完成，而非赵景深、胡行之等人，由此亦可见史学学科专业化的成效。

《石达开日记》因其畅销，及辨伪成果传播情况不佳，对相关研究确实产生了较长时间的负面影响。1960年，田海燕在其游记作品《红军路上百花开》直接引用《石达开日记》原文来论证观点，且未作任何辨析。此书虽为游记，但其前言对此书的定位为“通过丰富生动的历史资料、革命史实以及故事传说，反映出这些地区的英勇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如何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此书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较大，误用《石达开日记》应属少数情况。20世纪50年代以来，陈恭禄等史家皆在课堂将《石达开日记》作为伪材料举例，有力传播了辨伪成果。

结语

《石达开日记》营销策略成功的关键在于，作者、出版商善于把握受众心理。弁言、广告、封面等“书外”营销，着力于以石达开亲笔吸引读者，兼顾其怀疑官书和搜奇猎艳的心理。弁言称删润原文以便阅读来掩盖文句破绽，外以作者口碑加持，增强可信度。从受众视角来看，“书外”营销确可谓“精准打击”。徐兆玮在日记中摘录了弁言原文，认为此书并非向壁虚造。至于此书的删润问题，詹之亮则认为是如李秀成供词一般受到清政府删节所致。此外，为打开市场，《石达开日记》还在内容上对受众心中既有石达开贼匪形象进行突破。一方面，采用“纳入同一阵营”的办法，强调石氏同为太平战争受害者，又以日记文体之便，展现石达开渴望太平之心与民众愿望一致；另一方面，所用血亲复仇情节，博取同情之外，又能够以英雄悲剧消解石氏杀戮形象，同时重塑其孝义形象。在此基础上，移植读者所认同的屈原、诸葛亮等英雄形象，借用《三国演义》等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英雄情节。此书以传统士人为假想读者，而细大不捐地塑造石达开儒家圣贤的形象，并巧妙地以“禁欲节制”的一面兼顾了情色描写。透过一些读后文字，可见读者对此形象实在无甚抵抗力，乃至辨伪者李崇惠亦是如此。

《石达开日记》名噪一时，重塑的石达开形象无意中影响了读者的太平天国历史记忆。张棡父辈曾组建地方团练对抗太平军，按说他本认同父辈所著《瑞安东区乡团剿匪记》等书中展现的石达开杀戮形象。然而，读《石达开日记》后，张棡认为石达开是一为时势所困的英雄。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太平军的指称，从“贼匪”变为更加中性的“洪军”。有学者曾提出，死节者的忠义与英雄主义抹杀了民众的战时残酷与破坏记忆，不少论者也分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革命叙事对太平天国历史记忆的影响，本文则观察到商业作品对太平天国人物的英雄塑造和历史叙事，也冲刷了这一残酷的记忆。此外，张棡接受石达开英雄形象，其实也和他自身对清朝的态度变化有关。读《石达开日记》时，张棡自行联想南宋宗泽“三呼渡河”的典故。宗泽抗金，石达开反满，可见端倪。结合日记来看，在民国社会的适应过程中，张棡对清朝的态度已变得复杂，不知不觉已有反满情绪，但又有反思清亡的实为忠清情结之延续。张棡的内心变化，影响了他对《石达开日记》的接受。读者在阅读中的主动参与，使得商业作品的无意冲击与政治话语的有意建构建立了联系，展现了历史记忆与“主流意识”的互动。无论是1929年的读者李崇惠、胡行之，还是1946年的读者“老成”，他们的理解与1922年的读者张棡有很大不同，更多从革命角度来看待《石达开日记》所展现的太平天国。1923年，作堂的读后文已显露了读者将《石达开日记》放入革命叙事框架的可能，然而只是话语堆砌，不同于李崇惠、老成等人运用革命叙事的熟稔自然。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意识形态控制力度增强，是其中关键变量。《石达开日记》读后流变，使得个体记忆与社会主流意识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可视化。进一步说，书籍是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互动的中介，可成为后来者观察当时的二者关系的标本。

作为伪作，《石达开日记》与史学研究之间存在纠葛。其辨伪为近代中国史学专业化的风向标。由于对官书的怀疑，当时读者了解太平天国事多赖私书。不过，在史学专业化之前，私书中的掌故、小说、野史、笔记出现缠绕，文学史学未完全分离。“说部习气”使得太平天国的私书作伪似乎无可厚非，而伪作日多，有出于革命宣传需要，亦有为商业谋利。不仅作者对文史区分意识不深，读者亦如此，加之晚清掌故地位的凸显及其实用性，不少读者对掌故有依赖和信任的惯性，从而影响读者对伪作的辨别。1929年，此书由史学新锐李崇惠辨伪，其辨伪方法多来源于燕京大学史学系课程，可见近代史学专业化初见成效。李崇惠虽亦如时人怀疑官书而偏重私书，但在史学专业训练之下，对私书的使用更为谨慎。并且，他将目光转向方志，把官私书结合来看，展示了史学的专业素养，不似此前读者的偏信私书或因多家记载抵牾而仅停留于困惑。《石达开日记》辨伪成果发表于疑古的《史学年报》，透露古史辨运动以史料考辨得到扩展。但因辨伪成果受限于传播条件，此书仍旧被一些研究者视作真品，而困扰相关研究。如达恩顿所言，“书籍联系着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的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要素”。《石达开日记》兼具商业性与伪作二重性质，使其联系广泛，显示出“伪作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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