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鱿鱼产业的控制权之争:远洋捕捞、市场补贴与全球供应链风险
图片由INFOBAE/FIS提供
阿根廷海域的鱿鱼资源，正在成为全球远洋渔业竞争中的一个敏感样本。
根据 Seafood Media 转引 Infobae 的报道，海洋保护与非法捕捞研究者 Milko Schvartzman 的一项调查指出，在阿根廷专属经济区内挂阿根廷国旗作业的鱿鱼钓船队中，已有 63.1% 由中国背景企业直接控制，或通过“最终受益人”结构实现控制。调查称，在专门捕捞阿根廷滑柔鱼、即 Illex argentinus 的 84 艘船只中，有 53 艘与中国资本相关。
这不仅是一个船队所有权问题，更是资源控制、贸易规则、产业竞争和可追溯体系之间的系统性矛盾。
阿根廷滑柔鱼是南大西洋最重要的商业物种之一，也是全球鱿鱼供应链中的关键资源。对阿根廷而言，鱿鱼是重要出口品类；对中国而言，鱿鱼既是国内消费品，也是加工后再出口的重要原料。
报道数据显示，2025 年阿根廷鱿鱼出口量达到 193,385 吨，出口额约 5.5 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吸收了 124,037 吨，价值约 3.37 亿美元，成为最核心目的地。
这意味着，谁控制捕捞端，谁就能在原料供应、加工成本、出口议价和全球分销上获得更大主动权。
这篇报道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它揭示了一个行业中常见但难以监管的问题：船只挂的是本国国旗，实际控制权却可能属于外资集团。
在法律形式上，这些船只可以是阿根廷注册、阿根廷许可、在阿根廷专属经济区合法作业。但从股权结构、最终受益人和经营决策看，部分船队可能由境外资本主导。
这类结构对资源国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果船只在法律上属于本国渔业体系，但利润、贸易优势和战略控制权逐渐外移，本国到底还掌握多少渔业主权？
阿根廷鱿鱼捕捞船队的一部分。（图片由《波多黎各杂志》提供）
Schvartzman 的调查认为，中国相关政策让这些企业获得了隐性竞争优势。
报道称，根据中国相关海关与农业部门规定，在合作模式下由中国企业在外国水域捕捞的水产品，可被视作“国内产品”。如果这些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时免除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就会形成明显成本优势。
报道提到的税率包括 12% 关税和 9% 增值税，合计相当于 21% 的财政优势。相比之下，阿根廷本土资本企业或来自加拿大、韩国、西班牙、美国、挪威等第三国的企业，在将同类产品出口到中国时，可能无法享受同等待遇。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市场不对称：同一片渔场、同一种资源、同样进入中国市场，但不同资本背景的企业面对不同税负。
报道估算，2026 年截至目前，挂阿根廷国旗、但由中国资本控制的船只对中国市场销售额约为 2.16 亿美元；若按 21% 税收优势计算，额外利益空间约为 4,500 万美元。考虑到一艘冷冻鱿鱼钓船估值约 300 万至 600 万美元，这种优势足以支持企业继续并购和扩张船队。
悬挂阿根廷国旗的“海德利701”号（IMO编号9893175）原为中国制造的鱿鱼捕捞船。
对于阿根廷渔业而言，问题不只是某些企业多赚了钱，而是这种优势可能推动产业所有权进一步集中。
如果拥有税收优势和资本支持的企业持续收购本地船队，阿根廷鱿鱼产业可能出现“形式本土化、实质外资化”的趋势。报道援引研究者判断，如果当前节奏持续，中国资本可能在 2 至 3 年内进一步巩固对阿根廷鱿鱼船队的控制，并在更长周期内影响阿根廷更广泛的渔业资产。
这对资源国是一个警示：渔业管理不能只看捕捞配额、船旗和许可证，还必须看最终受益人、加工去向、贸易利益分配和资本控制链条。
图片：由INFOBAE/Milko Schvartzman提供。
报道还提出了另一个更敏感的问题：非法、不报告和无管制捕捞，即 IUU fishing。
调查称，相关船队最终受益人中至少 15.5% 与 IUU 捕捞历史存在直接联系。报道还提到，2025 年至 2026 年期间，发现至少 4 起与这些集团相关的船只在阿根廷专属经济区内违规作业案例，其中涉及便利旗操作，例如使用瓦努阿图或坦桑尼亚旗帜。
更复杂的是所谓“生物洗钱”风险。也就是说，合法在阿根廷监管海域捕捞的鱿鱼，可能在陆上加工或供应链流转中，与公海上来源不清、甚至涉嫌 IUU 的鱿鱼混合。这样一来，Illex argentinus 这个商品名称背后的可追溯性就会被削弱。
对全球买家而言，这会带来采购风险。欧洲、美国、日本等高标准市场越来越重视可追溯、劳工权益和环境合规。如果阿根廷鱿鱼供应链无法清晰证明来源，整个品类都可能面临市场准入压力。
图片：由INFOBAE/Milko Schvartzman提供
根据阿根廷法律，船长和高级船员职位应由阿根廷公民担任。但调查称，一些企业可能通过“名义人员”方式满足形式要求：阿根廷籍船长或高级船员登船用于合规申报，实际航行控制则由中国籍人员承担。
报道还列举了相关劳工争议，包括船员医疗转移、船上疾病处理和工会投诉等案例。这说明，远洋捕捞供应链的风险并不只在资源端，也延伸到人权、劳动安全和企业治理。
阿根廷鱿鱼事件并不是孤立案例，而是全球水产供应链正在面对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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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国需要强化最终受益人审查。未来渔业监管不能只停留在船旗、港口和配额层面，而应穿透股权结构，识别真实控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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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会改变产业竞争格局。如果同一资源因资本背景不同而享受不同税收待遇，传统意义上的“公平竞争”就会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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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体系必须覆盖捕捞、转运、加工和再出口。仅证明产品来自某一物种或某一国家，已经不够。市场需要知道它由谁捕捞、在哪里捕捞、是否合规、是否涉及 IUU 和劳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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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买家需要重新审视采购风险。对大型零售商、食品服务企业和加工商而言，低价原料背后可能隐藏合规、声誉和市场准入风险。
阿根廷海域的鱿鱼争议，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资源控制权的行业预警。
在全球水产品贸易中，捕捞船队、加工能力、税收政策、资本并购和市场准入正在被整合成一套更复杂的竞争体系。谁掌握捕捞端，谁掌握加工端，谁理解贸易规则，谁就可能在全球供应链中获得结构性优势。
对阿根廷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外资是否可以参与渔业，而是国家是否仍能有效掌握资源收益、产业主权和供应链透明度。对全球水产行业而言，这篇报道提醒我们：未来的可持续渔业，不仅要关注鱼从哪里来，也要关注谁在捕、谁在控、谁获利，以及这条供应链是否经得起追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