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 | 刘志彪: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理论、政策与企业机遇


学者观点 | 刘志彪: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理论、政策与企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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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论坛上,南京大学刘志彪教授围绕“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这一主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学术演讲。刘志彪教授深度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文件起草辅导以及后续的实施指南、条例制定等方面的咨询工作,对这一问题有着独到的理论与实践洞察。

(现场图,南京大学刘志彪教授)

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战略意义

为什么要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刘志彪教授用一句话点明要害:中国过去的比较优势是要素性价比高,而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将来自于国内统一大市场

过去几十年,中国制造之所以能打遍全球无敌手,靠的是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但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成本优势正在减弱。未来中国靠什么?靠的是全世界罕见的超大规模市场——同一个法律体系、统一税制与货币、同一种文化、统一领导体制下,十几亿人口、不断成长的经济体,这样的市场在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在发达国家中也只有美国可以比肩。

刘志彪教授指出,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敢于向全球加征关税,底气并非仅仅来自科技领先,更来自其强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今后中国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后,虽然不一定要走同样的道路,但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将大幅提升。

从更学术的角度看,强大国内市场是大国经济独立自主、内部可循环的关键支撑条件。没有强大的国内市场,经济循环过度依赖外部,就谈不上真正的竞争力和安全性。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生产不出来”,而是“卖不出去”。支撑小康社会的动力是投资和生产能力,而支撑现代化的动力必须是强大的国内市场。生产出来卖不出去,就是废品。因此,市场问题已经摆在第一位。

此外,中国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也是对全球经济的义务。当中国需求起来,就能拉动世界经济成长。

二、重新审视传统供求理论:需求才是当下的短边

刘志彪教授指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必须对许多传统经济理论和观念进行深刻反思。

传统的经济理论,包括市面上许多著作,始终把投资、供给、生产能力放在第一位。这在物物交换经济和短缺经济条件下是正确的。例如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没有供给哪来需求?供给是经济的“短边”,需求不是。

但是,当经济进入买方市场、过剩经济阶段,短边就变成了需求。实际经济总量不取决于供给有多大,而取决于需求有多大。你生产了100单位,需求只有80单位,经济活动总量就是80单位。

还有一种情况是创新经济。某些产品在供给出现之前,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有需求,比如手机。从微观和结构上看,供给确实创造了需求。但从宏观上看,社会总需求如果没有扩张,新产品增加的需求必然以老产品减少的需求为代价。假设总需求固定在100单位,新增20单位的新产品需求,老产品就得减少20单位。只有总需求扩张到120单位,老产品需求才能不变。

因此,扩大内需绝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调节手段,而是在中国必须作为长期坚持的中长期战略

刘志彪教授提出了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相反的判断:在中国,供给侧是快变量,需求侧是慢变量。西方经济学认为需求可以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迅速形成,供给需要投资和生产能力建设,是慢变量。但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供给上得非常快,需求却总是跟不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供强需弱”,就是当前主要矛盾。所谓“内卷”,本质上就是供给大于需求。

为什么在中国供给是快变量、需求是慢变量?刘志彪教授归纳了四个原因:

第一,税收机制 中国以增值税为主,没有生产就收不到税。地方政府天然倾向于抓产能、抓生产,因为抓市场(消费)收不到消费税,激励不相容。

第二,考核体制 长期以来,以GDP、投资、进出口等数量指标为中心的考核体制,促使地方政府拼命上产能。没有生产能力,就没有GDP。这个体制不改变,正确的政绩观很难落地。

第三,出口导向模式的局限 过去国内市场小,生产靠国外市场实现。中国是世界工厂,但不是世界市场。市场没有变大,生产能力变大了。出口占GDP比例最高时达67%,至今仍在1/3左右。

第四,收入分配格局 四十多年高速增长,劳动者收入未能同步增长。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是市场难以扩大的重要原因。

三、国内市场规模发展滞后的深层原因

在上述四个原因基础上,刘志彪教授进一步从体制机制角度总结了国内市场发育滞后的根本原因:

第一,税收与激励机制失衡以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体制,使地方政府只关心能产生税收的产能端,而扩大消费的努力与地方利益不相容。

第二,考核与统计制度导向赶超型体制下形成的干部考核、晋升、统计制度,驱使官员偏爱产值、财政收入等总量指标,高质量发展要求尚未真正进入地方政府目标函数

第三,出口导向模式的局限生产制造在国内,但技术、资源、市场在外,国内市场没有随经济成长而大规模发育,且长期处于分割和地方保护之中。

第四,收入分配格局制约初次分配总体向资本倾斜,通过压低劳动要素价格获取低成本优势,导致劳动者收入难以支撑强大国内市场。

四、政策路径与企业机遇

(一)政策路径

刘志彪教授指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需要宏观与微观政策的协同改革。

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需要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修复经济周期。特殊紧急情况下,可考虑直接给低收入群体发钱。有人担心通胀,但中国有巨大的过剩产能,在产能过剩消失之前不会出现通胀。美国发钱没有通胀是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可以传导到全球;中国不具备这个条件,但巨大的产能本身就是抗通胀的压舱石。

微观经济政策方面,需要制度创新,调整资本与劳动收入的比例,以劳动者为中心、以消费为中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轨道。光以投资为中心,进不了现代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要破解供需结构适配性矛盾,放松管制,鼓励企业增加高质量产品与服务供给,同时发挥有为政府作用。

(二)企业机遇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对企业发展至少有四大机遇:

第一,市场空间大幅扩展。 过去企业生产出来卖不出去,只能出海,“不出海就出局”。强大国内市场形成后,大量产能在国内消化,企业不必过度依赖海外市场,同时也能缓解国际贸易摩擦压力。

第二,供应链优化。 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要素自由流动竞争规则明确,促进国内分工优化,产业链韧性、安全性和效率都会提升。竞争不再取决于政策优惠,而取决于企业效率,优质企业将脱颖而出。

第三,技术创新与合作。 超大规模市场具有强大的诱导创新功能。小市场培养不出创新者,只有足够大的市场才能为创新提供场景和回报。依靠出口时只能做国外订单的加工,只有依靠自己的市场,才能真正培育出创新企业。

第四,降低要素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 市场范围决定社会分工,分工程度决定规模经济与生产成本。统一大市场降低了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整体竞争力必然提高。

五、结语

刘志彪教授最后强调,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对所有中国企业都是重大利好。它关系到企业竞争的基本环境——交易费用降低、生产成本下降、分工水平提高、经济增长获得强大推力。理解这一战略方向,把握其中机遇,是企业应对当前复杂形势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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