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提起自由市场时，占主导地位的解读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但是经济决定论被庸俗地解读为简单的结构关系或一种经济线性进化论。而科技的进步显然未能带来预期的持久繁荣，反而滋生了更加野蛮的局部战争。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重提波兰尼范式对于自由市场的另一种视角的分析可以带给我们新的思考。或许也可以成为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项有效补充。

波兰尼1886年出生于匈牙利，经历了二战与纳粹，并见证了经济大萧条。在他的代表性著作《大转型》中，波兰尼极力反对第二国际的信条：即前进的道路被视为是历史发展预先决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他认为，前进的道路只有通过基于道德原则之上的人类有意识的行动才能顺利实现。

波兰尼对于自由市场的诊断基于一下两个概念：“嵌入”和“脱嵌”。19世纪以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作为社会版图其中的一块“嵌入”在社会之中，从属于宗教、亲属关系和政治制度之下。但是19世纪之后，经济从社会中“脱嵌”出来，社会关系反而成为经济关系的附属。英国圈地运动和《斯宾汉姆兰》法案的废除预示了市场不再服务于社会，社会反而成为市场的附属物。

市场“脱嵌”的结果是史无前例地创造出了三个本来不是商品的“商品”：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把人类、自然的土地和代表着国家信用的货币交给市场来处置，导致了人与自然环境和国家信用彻底物化。人的全面异化、贫困、自然环境的破坏、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都是彻底物化的结果。

波兰尼指出，市场的“脱嵌”会引发社会的“反抗”，他称为“反向运动”。19世纪之后的历史就是“自由市场”不断扩张与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不断拉扯的结果。在自由贸易迅猛发展的同时，社会也会通过立法保护、限制性联盟和其他干涉手段削弱自我调节市场的过度发展。

对于自由市场的发展，波兰尼的态度是十分悲观的。他认为，将经济动机提升为首要地位的社会是不能持续的。人类纯粹的贪欲将会给竞争带来限制，更不用说他们自身的策略会对社会和环境带来的深远破坏。“工人们可能被剥削得超出一定的界限，在这之中他们能够再生产自身；食物会被有系统地掺假，从而扩大边际利润，而环境则会因污染和未加限制的资源使用而得到破坏。”而这一断言多多少少切中了我们当下生活的现状。将市场和经济利益置于社会之上，给人们的生活和自然环境带来的破坏，被波兰尼称为“经济主义谬误”。

市场“脱嵌”带来的问题在于，当市场陷入危机时，会直接将社会也拖入危机之中。当无法用经济手段解决市场危机时，就只能走向法西斯主义或者战争。而历史也一再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周而复始的危机其实并未远离我们的生活。

波兰尼给出了三条解决路径：第一，“去商品化”，将劳动力、土地、货币从市场机制中解放出来；第二，“社会民主”，市场依旧存在，但服从民主政治的控制开；第三，“嵌入的自由”，不是不要自由市场，而是要把自由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之中。

我们的时代成为波兰尼“撒旦磨坊”与社会“反向运动”矛盾激化显现的历史时期，因此波兰尼的理论需要被重提甚至审什地思考。正如波兰尼所言，“市场经济的逝去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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