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首语：第四篇章讨论了“非必要诉讼”为何在枫桥经验推进的背景下仍然激增。如果说那些诉讼是当事人出于无知或被误导而走入的歧途，那么本篇章要讨论的则是一种更令人不安的现象：当事人明知必输、明知无理，仍然执意起诉——目的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恶心”对方。当诉讼从权利救济的工具异化为骚扰和报复的武器，代理律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面对法官当庭的质问，律师又该如何自处？

一、明知必输的案子：一种特殊的存在

    在律师的执业生涯中，绝大多数案件是存在争议空间和法律论证余地的。即便胜算不大，至少还有可辩之处、可争之理。但有一类案子，从接手的那一刻起，律师心里就清清楚楚：这个案子必输无疑。

    不是在开庭后才意识到证据不足，不是在质证环节才发现对方铁证如山，而是在起诉之前，仅仅听完当事人的陈述，翻完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律师就已经能够作出专业判断：这个案子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任何事实支撑，纯粹是无理取闹。

    但当事人还是要起诉。

    这类案子的典型特征包括：当事人情绪化严重，诉讼动机与法律无关；案件事实清楚但明显不利于当事人；法律适用没有任何争议空间；当事人自己也说不清想通过诉讼达到什么合法目的。用大白话说就是：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没理，但他就是要告。

二、“就是要恶心对方”：当事人真实的诉讼目的

    那么问题来了：明知必输，为什么还要起诉？

    笔者的执业经历中，不止一次遇到当事人直白地表达这种动机。有的说：“某律师，我知道这个官司打不赢，但我就是要告他，让他也难受难受。”有的说：“他让我不好过，我也不能让他好过，大不了花点钱。”还有的说：“一审输了我就上诉，二审输了我就申请再审，再审驳回我就信访，我跟他耗到底。”

    这些当事人的真实目的，已经不是通过诉讼获得法律上的胜诉判决，而是把诉讼程序本身当作一种武器——用应诉的时间成本、精力消耗和心理压力来折磨对方。对这类当事人来说，诉讼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诉讼本身就是目的。

    在商业竞争中，这种策略尤为常见。一方明知自己违约在先、明知对方解除合同有理有据，但就是提起诉讼，把对方拖入漫长的诉讼程序。诉讼期间，对方的项目无法正常推进、融资无法顺利完成、商誉受到负面影响——这才是起诉方真正想要的效果。至于最终判决结果如何，他们并不在乎。

    在一些人身关系纠纷中，这种情况更加普遍。离婚案件中，一方明知自己没有争取抚养权的条件，仍然反复提起诉讼；邻里纠纷中，一方明知自己没有证据，仍然一次次起诉、上诉、申诉。这些诉讼的共同特征是：法律上毫无胜算，但情绪上势在必行。

三、“谁让对方给得多”：律师的灰色选择

    面对这样的当事人，律师面临一个真实的选择：接，还是不接？

    从职业伦理的角度讲，答案似乎很明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明确规定，律师不得承办明知委托人的要求违反法律规定的业务。但问题在于，“明知必输”并不等同于“违法”。当事人有起诉的权利，只要符合立案条件，法院就必须受理。律师代理当事人行使诉权，本身并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于是，一个灰色地带出现了：当事人要起诉，法律赋予了他起诉的权利；律师有能力代理，执业规范没有明确禁止代理“必输”案件。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律师愿不愿意接？

    笔者的真实经历是：接过。

    当事人找到你，把案情一说，你心里已经知道这案子赢不了。你把风险分析给他听，告诉他败诉的可能性极高，告诉他时间和金钱的投入可能没有回报。他点点头说：“某律师，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钱不是问题，你帮我代理，多少费用你说。”

    在这种情境下，有多少律师能够义正词严地拒绝？当事人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仍然选择起诉，律师已经履行了风险告知义务。从法律服务的合同关系来看，这是一个双方自愿的交易：当事人出钱购买律师的专业服务，律师提供代理服务收取费用。交易本身并不违法。

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

四、“你们律师什么都懂，为什么要接这样的案子？”

    开庭或仲裁的时候，这句话往往会在某个时刻从法官或仲裁员口中说出来。

    笔者不止一次在法庭上感受到这种微妙的尴尬。法官翻完起诉状和证据材料，听了几分钟陈述，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休庭间隙或者庭审结束后，法官可能会问一句——有时候是正式的询问，有时候是半开玩笑的调侃：“你们律师什么都懂，这种案子为什么要接？”

    这个问题问得很轻，但分量很重。

    法官问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你明明知道这个案子没道理，你明明知道这是在浪费司法资源，你明明知道当事人是在无理取闹，你为什么还要帮他？

    面对这样的质问，笔者的回答往往是沉默或者一句“没办法，当事人坚持要起诉”。但真实的答案，每个代理律师心里都清楚：谁让对方给得多呢。

    这句大实话暴露了律师职业伦理中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律师既是当事人的代理人，负有忠实勤勉的代理义务；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负有维护司法公正的社会责任。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收入的天平往往会让前者压过后者。

    更复杂的是，如果律师拒绝代理，当事人完全可以去找别的律师，或者干脆去找法律服务公司——后者甚至连风险告知的程序都不会走，直接收钱办事。律师的拒绝，并不能阻止这类诉讼的发生，只会让自己少一笔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接自然有人接”的心态，让很多律师选择了顺势而为。

五、底线在哪里？——一种职业伦理的自我约束

    写了这么多“明知必输也接”的现象，笔者并不是在为自己辩护或开脱。恰恰相反，每一次接完这种案子、走出法庭的时候，心里都会有一种说不清的别扭。

    不是因为案子输了——输是意料之中的。而是因为在某个瞬间，你会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除了赚到一笔代理费之外，对这个社会没有产生任何正向价值。你在帮助一个人用法律程序骚扰另一个人，你在消耗宝贵的司法资源，你在用你的专业知识为一种不值得尊重的行为提供合法性外衣。

    那么，底线在哪里？笔者尝试给自己划了几条线：

    第一条：当事人必须充分知情。接案之前，必须把败诉风险、诉讼成本、可能的后果讲清楚、讲透彻，必要时书面记录。如果当事人听完之后仍然坚持起诉，那是他的权利，律师的代理至少不是建立在欺骗之上。

    第二条：不配合伪造证据、不协助虚构事实。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当事人可以无理取闹，但律师不能用违法手段帮他无理取闹。证据是什么就是什么，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律师只能在既有事实和法律框架内进行代理，绝不能为了胜诉或者为了“做戏做全套”而越界。

    第三条：对“恶心对方”式的诉讼保持警觉。当当事人的诉讼动机明显偏离权利救济、纯粹以骚扰对方为目的时，律师应当审慎考虑是否接受委托。不是说绝对不能接，但至少应该想一想：这笔代理费，值不值得让自己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第四条：在可能的范围内引导当事人走向和解。即便已经进入了诉讼程序，如果发现对方有和解意愿，或者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了调解的可能，律师应当主动向当事人传递相关信息，而不是为了赚取后续的代理费而故意推动诉讼继续。

    这些底线不是法律规定，也不是行业规范强制要求的，而是一种职业伦理的自我约束。它们不会让律师少赚多少钱，但至少能让律师在面对法官那句“你们律师什么都懂，为什么要接这样的案子”时，心里少一点发虚。

六、法官的最后防线：依法裁驳

    值得欣慰的是，对于这类“明知无理还要起诉”的案件，司法系统并非毫无办法。

    笔者观察到，近年来法院对于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起诉，立案审查的态度正在趋于审慎。在立案阶段，法院会进行必要的形式审查和初步的实体审查，对于明显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诉讼请求明显不成立的案件，可能会建议当事人撤回或者直接裁定不予受理。进入审理阶段后，如果经过庭审发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也会及时作出驳回判决，避免案件在程序中空转消耗。

    法官在庭审中的释明也越来越直接。有时候法官会当庭向原告方明确指出：“原告，你的这项诉讼请求，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是不予支持的，你是否考虑调整诉讼请求或者撤回该项请求？”这种释明既是对当事人的提醒，也是对代理律师的一种委婉提示——你们心里清楚这个案子是什么成色。

    从这个角度看，法官那句“你们律师什么都懂，为什么要接这样的案子”，不仅是一句质问，也是一种期待：期待律师能够在源头上起到过滤作用，而不是成为当事人滥用诉权的帮凶。

篇章小结

    代理“明知必输”的案件，是律师执业生涯中几乎无法完全回避的经历。当事人的起诉权是法定的，律师的代理服务是市场化的，这两者结合，注定了会有大量低质量、低胜率的诉讼被推进法院。

    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完全禁止这类诉讼——起诉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案件胜算低就剥夺。问题在于，律师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当事人的理性参谋，还是当事人的诉讼工具？

    笔者的答案是：律师可以是当事人的武器，但不能是当事人的子弹。武器是受使用者控制的，子弹是离膛之后不再受控的。律师的专业判断和职业道德，应该成为约束当事人非理性诉讼冲动的最后一道阀门。当一个当事人说“我就是想恶心对方”的时候，律师至少应该问一句：“你确定花这个钱、耗这个时间，值得吗？”

    如果当事人听完之后仍然坚持，那是他的选择。但律师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系列结语：在困境中寻找出路

    五个篇章，五重困境，彼此嵌套，互为因果。

    法考的知识短板和案源压力让律师个体难以专业化（第一篇章）；个体难以专业化又导致律师在面对客户时倾向于用“过度保守”和“过度文本化”来证明自身价值，从而加剧了与市场的认知错位（第二篇章）；而这种个人作坊式的服务模式，又在组织层面被二八定律所固化，使得公司制律所的转型举步维艰（第三篇章）。

    与此同时，律师的收费模式、当事人的认知缺失和法律咨询公司的逐利行为，共同制造了大量非必要诉讼，与枫桥经验所倡导的“非诉挺前”形成对冲（第四篇章）；而当诉讼进一步异化为骚扰和报复的工具，律师在良知与利益之间的灰色地带艰难抉择，职业伦理的拷问变得无法回避（第五篇章）。

    这个闭环如何打破？或许需要从多个方向同时发力：

    在制度层面，监管需要适度放宽对律师宣传的合理限制，让律所有可能培育公共案源；同时持续规范法律咨询服务市场，让律师和非法执业者之间形成清晰的边界。

    在组织层面，律所需要探索更灵活的利益分配机制，在保护资深律师合理利益的同时，为年轻律师创造专业化成长的通道。

    在个体层面，律师需要学会用商业语言与客户对话，让专业价值以更可感知的方式传递出去；同时守住职业伦理的底线，在当事人权利和司法公正之间找到平衡。

    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但至少，看清困境的全貌，是走出困境的第一步。

作者的话：本文作者主要从事公司法务领域，长期关注律师行业发展与职业伦理议题。本文所述内容基于作者的执业观察和个人反思，不代表对任何具体案件、律师或律所的评判。

（全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