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述篇|从历史实践来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正文共4236字 可点击上方听全文
Society of Proletariat
长期以来，受二十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阶段性表现影响，一种观念依然在人们头脑中存留，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成刻板印象：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而计划经济就是僵硬的、落后的；进而社会主义是必将被淘汰的。这种将制度等同于体制的机械对应，不仅在理论上缺乏充分依据，在实践上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专题论述篇｜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共运探析》中提到过：“当前中文互联网上，不少人将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两个历史阶段极端割裂，随意对社会主义国家妄下定义。无论这类观点支持哪一方、反对哪一方，其极端态度必然导致实践中的极端行径——这既不符合二十一世纪的时代要求，也不具备赖以存在的主客观条件。这种认知恰恰忽略了问题的关键：忽视了二十一世纪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阶段性成果与历史作用，无视了当前发展状态中蕴含的未来变革萌芽。事实上，二十一世纪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只能是过渡性、阶段性、暂时性的存在形态。除非出现以下极端情形——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彻底改旗易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完全融入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彻底清除马克思主义势力，否则我们绝无法为二十一世纪初的国际共运下一个绝对化的定义。这一历史进程本身就处于不断发展、变化、运动之中，所有正反两方面的因素，都是在为日后的历史质变积累量变。国际共运的客观发展规律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都要求我们以客观、辩证的态度看待阶段性问题与现象。”
回顾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波澜壮阔的历程，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为引入市场机制、突破单一计划模式而进行过不懈的探索。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布哈林的市场社会主义设想，从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到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再到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各类社会主义实践成效各异、得失并存，却都属于极具价值的伟大探索，皆是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重要尝试，不断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与发展规律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批判过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并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用“共同的合理的计划”来组织社会生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写道：“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换言之，商品生产将被消灭。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一切弊病的根源在于其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而公有制一旦确立，社会就可以根据整个社会的需要所制定的计划来支配一切生产力。但马克思恩格斯对此的批判，是基于十九世纪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周期性危机、两极分化和生产盲目性，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否认了后世社会主义实践中对经济体制的探索与其可行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国家最早的关于经济体制的探索发生在苏联自身。十月革命后，列宁试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苏维埃俄国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核心是余粮收集制、工业国有化、取消商品交换、实行食物配给。列宁当时认为这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但现实给了沉重的回击。到1921年初，经济濒临崩溃，农民暴动频发，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更是敲响了警钟。列宁后来总结道：“试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失败了。”1921年，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挫折，列宁果断转向新经济政策。联共（布）十大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标志着列宁思想的重大转变。
列宁在《论粮食税》等著作中提出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在纳税后自由出售剩余产品。这意味着承认自由贸易。在1921年7月，关于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提纲草案上，列宁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批注。他明确指出现行制度的根本缺点就是缺少经营主体，以及由此产生的缺乏对工业的合理管理。他主张必须把经济核算制作为全部经济政策的基础。最关键的是，列宁开始审视计划本身。他在1921年2月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直言：“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目前对我们来说等于官僚主义的空想。”他还提出，在经济关系或经济体制类型上，上面实行集中，下面实行农民的自由贸易。列宁进一步强调，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像通常那样运行。
列宁晚年口授的《论合作社》等著作中，更是体现出对合作社经济和市场流通的高度重视。列宁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商品交换和私人经营，通过市场关系恢复和发展经济。他甚至明确承认，国营企业改行经济核算。在容许和发展自由贸易的情况下，这实际上等于让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原则，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
列宁的这一转变，其理论意义在于他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承认商品生产、市场关系、货币交换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漫长时期内，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第二，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列宁在1922年明确提出和使用计划经济这一概念，但他的理解已经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截然不同。他说：“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要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这种新制度将对经济实行有计划的调节。”但这里的“有计划的调节”已经不是排斥市场、消灭商品交换的指令性经济，而是一种研究市场、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国情和时代的客观实际出发，完成了一次针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尝试，是探索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方式。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与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哈耶克的著名论战中，就从学理上论证了计划与市场可以兼容。他提出的“兰格模式”设想由中央计划局模拟市场价格机制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通过试错法不断调整核算价格以逼近均衡，首次将市场机制从社会制度中抽离出来，将其视为一种中性的资源配置方式。虽然“兰格模式”在当时的计算能力和信息条件下只是一种理论构想，但它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它打破了“计划即消灭市场”的教条，揭示出市场定价功能本身可以与不同的所有制基础相结合。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虽然是社会主义引入市场机制的初次尝试，却很快被计划经济取代。1929年之后，斯大林实际上否认了新经济政策，进而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苏联模式”。五十年代南斯拉夫的改革，则是对这一苏联模式的第一次系统突破。《宏观叙事篇｜铁托》中提到过：“与苏联决裂后，南斯拉夫此前以苏联为“模板”建立的体制遭受全面冲击，这也迫使南斯拉夫彻底确立了独立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国内层面，铁托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苏联模式改造为适配南斯拉夫国情的“铁托主义”模式。本质而言，“铁托主义”是对苏联僵化体制的修正与革新，改革重点聚焦于经济、外交与内政三大领域，兼具自由化弹性与务实性。”
1950年，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后，开创了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南斯拉夫在保留社会所有制的前提下，赋予企业工人委员会经营管理权，取消生产资料的国家调拨和消费配给制，允许企业参与利润分成，在很大程度上引入了市场机制。然而，自治社会主义最终走向了过度分权的困境，经济管理权不断下放，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严重弱化，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协调日益困难。1980年铁托逝世后，失去了政治强人支配的制度迅速暴露其脆弱性，民族矛盾与经济危机交织升级，最终导致国家解体。南斯拉夫的失败提醒我们：引入市场机制不等于放弃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分权改革需要与集中统一保持动态平衡。
几乎与南斯拉夫同时，东欧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也在探索自己的市场化道路。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上台的卡达尔政权，推行了被称为“新经济机制”的改革。1968年正式实施的改革方案包括取消中央指令性计划、扩大企业自主权、运用价格税收等经济杠杆进行调控，以及鼓励私人农业的发展。这些举措成效显著，匈牙利从一个被称为“三百万乞丐之国”的贫困国家，迅速转变为东欧地区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甚至被西方媒体称为“快乐的军营”。《宏观叙事篇｜卢卡奇》中也写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精准破解了此前经济发展的桎梏，推动匈牙利经济逐步复苏并实现稳步发展：1960至1970年间，匈牙利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保持在6%以上，农业产量较改革前增长40%，消费品供应日益丰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匈牙利也因此被称为“东欧小巴黎”，成为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改革较为成功的典范。”但匈牙利的改革也暴露出深层的困境，改革在政治上受到权贵集团与技术官僚之间权力博弈的制约，在体制上始终未能突破计划经济的根本框架。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石油危机冲击来袭时，保守势力借机反弹，重新加强行政控制，改革陷入反复摇摆。匈牙利的经验表明，市场化改革如果不触及深层的制度结构、不在政治层面形成改革共识，就难以持久和深化。
这些探索虽然都以失败或停滞告终，但它们积累的经验教训却弥足珍贵。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市场机制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可以引入市场，而且在特定发展阶段必须借助市场来配置资源和激发经济活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市场，而在于如何将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起来。
真正完成这一历史性突破的是中国。百年来，中国立足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成败得失，结合自身具体的国情与时代发展大势，破除了传统僵化体制的思想束缚与路径依赖，跳出了“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片面认知与教条误区。在长期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中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坚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根本方向与价值立场，牢牢把握公有制主体地位、共同富裕目标等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立足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主动认识、尊重并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宏观调控、战略引领、民生保障的重要作用。
这一体制在实践中的运行逻辑不是将政府与市场视为此消彼长的对立两端，而是在承认二者各自功能边界的前提下寻求一种动态均衡的耦合关系——政府通过制度供给和宏观调节为市场运行划定轨道、化解风险，市场则在轨道之内释放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的效率优势，二者互为条件而非相互替代。中国创造性建立并不断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有机统一。从根本上破解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现实难题，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持续激发全社会发展活力与创造动力。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新境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生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强大生命力与时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消灭商品生产的革命和新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之上的，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恰恰出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回到最初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是计划经济吗？这一问题的答案已然清晰，不是，至少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不应该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写道：“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这些所揭示的方向——人的解放、社会对生产的有意识调节始终是社会主义的追求，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道路需要各国在实践中探索。
计划与市场从来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区别在于为了谁，由谁领导，成果如何分配。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要有利于这一根本目的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方式，都应该大胆吸收和借鉴。百年来，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给出清楚的答案：社会主义可以也必须利用市场、商品、货币这些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也不是理论的倒退，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是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和丰富。社会主义实践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事求是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才能真正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共运大视野”往期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