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AI行业的创业者，我非常关注deepseek和manus的命运！我想你也是这样的人！

第三篇：冰与火之间 | 中国AI创投市场的K型撕裂

DeepSeek不得不向资本低头，Manus的资本退出被监管腰斩。

两个故事，两条路径，最终交汇在同一个困境上：中国AI创业者在资本面前的进退失据。

而这种进退失据，根植于一个更深的现实——2026年的中国创投市场，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的撕裂。

K型曲线的残酷真相

毅达资本的应文禄用一句话总结了这个局面：“K型不是两条线，而是无数条线折叠在一起——你以为自己站在向上的那一支，可能只是被热钱推上去的假象。”

数据比语言更冷酷。

2026年一季度，整个行业的融资事件中，天使轮和A轮占比超过72%。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半导体三个赛道几乎垄断了全部市场关注。AI赛道的明星项目融资火热、估值翻倍，而大量存量项目70%尚未退出，长期被资本市场遗忘。

这不是简单的“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失衡：资金在少数主题上拥堵，推高资产价格的同时，制造了巨大的泡沫风险。

投中信息的杨晓磊将泡沫拆解为两个源头：一是产业技术趋势带来的合理溢价，二是供给端过剩——大量资金追逐有限主题——造成的非理性推高。部分热门赛道的企业，估值在短期内翻倍，但商业化进度远远跟不上，甚至连雏形都画不圆。

更隐秘的危险在于，这种环境正在催生“To VC”式创业：创始人不是面向市场设计产品，而是面向资本设计故事。融资变成目标，而非手段。

为什么中国VC无法像硅谷那样从容？

对比中美两边的风投生态，至少有三个结构性差异。

第一，退出通道的天壤之别。

美国AI应用层公司可以通过并购实现退出，AI应用本身就是独立的估值主体。硅谷的大型科技公司——微软、谷歌、Meta、亚马逊——每年完成数十甚至上百笔并购，为初创公司构建了一条宽阔的退出通道。

中国的并购市场不发达。退出高度依赖IPO，而IPO门槛高、周期长。结果是，中国AI创业者接受融资的那一刻，就背负着沉重的“上市预期”。VC的钱不是“陪你冒险”，而是“逼你上市”。

Manus找到了Meta这个买家，却因为监管审查功亏一篑。对于一个没有IPO能力的AI应用公司来说，这几乎堵死了所有退出路径。

第二，投资节奏的共识性抱团。

硅谷VC擅长在“非共识”阶段下注——当一个赛道还没有被市场广泛认知时，先进入，忍受初期的孤独和质疑，最终在共识达成时收获超额回报。

中国VC的投资风格截然不同。主题一旦被市场确认，资金立刻蜂拥而入。2026年一季度的融资数据恰好证明这一点：天使轮和A轮占72%，大家的起跑线差不多，然后一起挤在同一条赛道上。

这种“共识性抱团”的好处是给了更多创业者启动资金，但坏处同样致命——推高了资产价格，缩短了“故事”的耐心期，创业者在资本的裹挟下，很难走出一条真正差异化的路。

第三，跨境投资的双向审查困境。

Benchmark领投Manus之后，美国依据2025年1月生效的《对外投资安全计划》发起审查。而Meta收购Manus后，中国以技术出口管制和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为由叫停。

这意味着，一个中国AI创业者如果接受了美元资本或被外国巨头收购，需要同时满足中美两套完全不同的审查体系。任何一方的否定，都可能导致交易流产。

用一位跨境投资律师的话说：“这已经不是‘投前尽调’的时代，而是‘投前合规规划’的时代。”

国家队的两面刃

在这场资本困局中，一个角色正在变得愈发举足轻重——国家队。

2026年3月，银河通用机器人官宣完成25亿元融资。投资方阵容堪称“国资集结号”：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基金、中国石化、中信投资控股、中国银行、上汽集团金控等悉数在列。

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三期）规模600.6亿元，由工信部、财政部牵头设立，正在从芯片产业链向具身智能等AI实体化终端延伸。这是国家级耐心资本首次将AI系统性纳入中长期产业体系。

国家队的入局，为DeepSeek这类“硬科技”长周期项目提供了珍贵的“耐心资本”——它们的考核周期更长，对短期商业回报的容忍度更高，不要求三五年内IPO退出。

但硬币的另一面同样不容忽视。

国资LP天然追求“确定性”，其容错机制尚不完善。这种偏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资金向少数头部企业集中，挤占中小创新团队的生存空间。监管部门已有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个问题。原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明确提出，需要“完善国有资本LP/GP体制机制，优化容错与考核”。

DeepSeek的融资转向，恰好发生在这个“国家队下场”与“市场化VC失灵”并存的微妙时刻。它的200亿估值，既是市场对顶级AI团队的定价，也是资本在“找不到更好标的”时的共识性押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