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再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虽然当代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常认为1979年是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开始，但作者认为这一分水岭实际上更多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这种转型的各种结构性条件是在前几十年创造的，而真正的转型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几十年的国家构建探索结果和遗留问题加上外部地缘环境的改变，促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大潮。这些近期的历史是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中国体制的必要知识。

作者最终提出的思维模型是从地缘政治、国家构建和“制内市场”结构这三个因素来理解整体模型。在这三个因素中，作者认为地缘政治为其他两个因素奠定了基础，因为它决定了中国的安全环境、贸易安排和文化实体。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和政治经济结构，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和战略选择决定的。

这套“制度”乃是长期战争和战备创造出来的那个现代国家的延续，而这个市场则是在现代国家保护下的晚近的产物。因此，我们今天所知的现代中国的“制内市场”体制，是一个独特的动员体制，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的一个管制国家或法治国家。其管制或法律功能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

本书的第三部分，重点关注当代机制。也就是70年代之后形成的体制。当代中国的经济体系虽然有些现代化的会计、法律等工具支持，但回到本质还是可以见到历史的影子，融入世界的明规则和结合历史的潜规则共同构成了这套独特的体制。

首先，最初的改革起源于边缘，边缘的人物，边缘的地点，边缘的产品和市场。在高层的意识形态支持下，以个体户为代表的市场早期参与者撬开了市场的大门，但作为一种常规，它并没有发展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最强大的创业和市场化模式。而支持的前提和边界用了一种很中国化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遵循维护政治需要的原则，用一种类似“判例”的方法传递信号。

随着时间的推进，市场的参与者更加丰富，从边缘走向中心，原先的各级单位，包括体制内精英都被卷入混乱的市场。由于市场的不健全，权力缺乏约束，资源获取不透明，这场市场化变革对于社会产生了冲击，助长了政治激进主义。经过一些思想上的反复，最终前进的道路是进一步和更激进的市场化，以此来转移政治紧张局势，解决被疏远阶层的社会不满，发展才是硬道理。

新的市场改变了原有的方式，接下来的10年里，一系列改革几乎覆盖了中国国家和市场的各个角落。这些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国有企业的自由化、央企的合并和对新市场力量的政治吸纳。其结果就是塑造了一个国家以纵向结构参与到市场经济，通过政策法规或者经济代理人（通常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影响或控制要素市场。在这样的控制下，政策机会主义有一条简单的经验法则，每当国家觉得有必要刺激经济效率时，它就会把边界抬得高一些，为市场行为者留出更多空间；但每当它觉得有必要强调秩序和加强控制时，它就会把边界降得低一些，为自己的代理人争取更多空间。无论如何，这种安排总是允许国家保留经济的大部分租金和利润。

私营企业在三次市场化的过程中战战兢兢，要么保持小规模，要么在规模扩大的过程中找到可以依附的对象，成为“中间层”。

国家—私人关系的常见模式是，当一个企业很小，且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意义的时候，国家可以不管它，甚至促进它的发展，但是一旦它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开始具有财政意义甚至政治意义时，国家将建立自己与企业之间的纽带，以主导私人资本。

其中，在国有企业改制的大浪潮中，很多私人资本本就脱胎于国有企业，由原来体制内的精英掌管。这就天然形成了某种纽带。

政府因为就业、税收等政绩驱动，发展出各种不同的亲商方式，其中温州模式、苏州模式、国家资助模式（特别是科技企业）。当自下而上相对更加市场化的温州模式最后变成炒房团和地下钱庄的代名词，政府参与度更高的其他模式就成为了更加主流的模式。

互联网世界的巨头又是另一个故事，这几家可以称之为巨头的公司所起家的市场，都是由于各种安全原因被政府保护，限制国际巨头进入的市场。这种保护结合互联网赢家通吃的特性，最终培养出了中国互联网巨头。当然过程中也会遇到国企亲自下场的问题，但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国企的效率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

房地产等涉及国有资产（土地、自然资源、国有资产）的其他市场的问题就更加明显，这个曾经中国经济的引擎，因为其必要资源“土地”，是国家垄断资源，形成了企业与地方政府相互捆绑的利益联盟。但这种联盟又是不对等的，在一个还没有真正建立法治和政治问责的世界里，一旦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利害考量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可能很容易牺牲其弱势的商业伙伴。

国家为了吸收中间地带，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给予一定的政治地位，建立沟通渠道，对于提供税收和就业的企业给予隐形的保护。

在新建立的吸纳纽带外，更大的经济管控框架仍然主宰着共同利益的纽带，并限制着私营企业。这一部分制度实际上比吸纳机制更为根本。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制度的主旨，因为我们看到的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早期动员经济的延续。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的影响力和威望仍然来自国家的支持，有时也来自高级官员的政治支持。

由于中间地带的政治野性被抑制，成为了更加纯粹的“经济动物”。这些中间地带的行为者，拥有国家无法直接触及的最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资本，他们可能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制度的结构性紧张，即以牺牲一般的社会利益为代价，为中间地带谋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当前这种吸纳与主导的制度要想继续发挥作用，关键取决于社会底层的稳定，普通社会成员目前仍能在社会底层勉强维持生计。然而，如果出现社会暴力和混乱，国家和私营企业家之间的主导—吸纳轴心将不再能够持续。

介绍财政和金融的部分，主要讲述了94年铁相改革的过程和结果。结果的影响是深远的，追求效率的同时，地方政府因为缺乏稳定的财源而迅速企业化，基本福利保障的缺失，过度追求GDP导致了社会问题。直到土地、自然资源金融化迅速将负债率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周期反转，部分地区的泡沫破裂引起了警觉。另外，追求金融创新的过程引发了全国范围的金融暴雷。但无论如何，今天的中国实现了货币化，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制度，通过将生产要素的控制委托给了三个主要的代理人：把城市土地委托给地方政府；把战略性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委托给央企；把大部分信贷功能委托给国有大银行，实现对市场的主导地位。

国有资本本源是为了调动资源和主导经济，国有部门仍然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国家将市场体制引入国有部门只是提高了国有部门追求经济财富的效率。对于国家来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市场是否应该存在，而是如何有效利用市场，同时通过其他手段继续维系对国有部门的主导。

国有部门是政权经济可持续性的最低制度保障。国有部门的存在，意味着国家的生存可以不依赖于它与经济其他部门和整个社会的互动。国家需要经济中的国有部门承担其全面的治理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部门不仅保证了政权的可持续性，而且也服务于政权管理社会的利益诉求。在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出了金融和货币手段来调节经济。而在中国，国家主导经济的主要手段则是国有部门。金融和货币手段对经济的调节是近来才在中国出现的。国家允许私营（非国有）部门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而是为了支持社会的基本就业和物质需要。因此，这套体制下，制度创新的激励是缺乏的。

在国有资本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央企，其在财政体系中成为了基石的税源，在政治上，央企的高管都是党管干部，并在干部流转体制下在国企和政府间轮转。作为经济行为者，大型央企被诟病的问题有很多，包括运营效率，内部待遇问题，寻租问题，甚至作为行政垄断者的社会责任等等，而对于这些庞然大物的监管成为了政府的新课题，也对整个制内市场体制形成了新的挑战。

制内市场的形成有着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原因，也有在革命与战争中建立现在国家体制的成因。在过去30年中经受住了三次重大危机，即1989到1992年的政治经济困难、1997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每一次，该体制都朝着选择性市场化、有针对性的国家控制和适应全球化的方向加强。中国经济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模式的产物。当然，其产生的社会成本如何评估，如何避免历史上王朝更迭的宿命，也始终考验着这个体制。

考虑到《制内市场》原著英文版，出版于2018年，距离今天也已经过去了8年的时间，这些年，特别是疫情以后，世界和中国国内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地缘政治上，从当下来看，这套体制的内核依然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