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自利与对经济学的新批判：长期论战中的新机遇？ 

最近，人们注意到，对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假设”出现了一连串攻击。其中某些攻击是新出现的，在许多方面具有原创性，但其背后的核心思想却并不新鲜。这些攻击似乎是被近年来主流经济学的许多发展方向所激发的。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当代经济学的某些发展（特别与人们对奥地利学派分析范式的兴趣的回归相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解，理解理性假设（关于它在经济学中的作用的正确理解）能够以什么方式应对这些新旧交缠的攻击。

在经济学历史上，经济学理论中的自利假设，曾经一再激起人们激烈的争论。这种激情最早是在对古典经济学的反应中点燃的，古典经济学不仅假设了一个由自利者所组成的世界，而且假设这些人所关心的只是物质上的满足。对于一个像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那样的人而言，这一切就意味着古典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的灵魂都“一定是已经沦落”到某个“万劫不复的境地”。19 世纪，对于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在经济学中的作用的批评声调，从原先的愤怒转变为方法论上的敌视。不论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英国，以及在不久之后的美国，经济学的批评家们，既针对古典经济学也针对新古典经济学，严厉地批判了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最主要假设，认为这些假设具有不可救药的缺陷。从英国的克里夫·莱斯利（Cliffe Leslie）到美国的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历史主义和制度主义的批评家都要求改革经济学，经济学需要承认人类本性的复杂性，人类目标与动机的多样性，还有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力量跟经济理论家所提炼出来的经济性力量相互交织的程度（前者甚至可能完全吞噬了后者）。围绕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涌现了大批文献，同样的指控与反驳被一再提起，不绝于耳。

最近有大量相关书籍出版——罗伯特·弗朗克（Robert Frank）、格莱格与保罗·戴维森（Gregg and Paul Davidson）、还有阿米泰·埃茨奥尼（Amitai Etzioni）等著作。这些著作并不仅仅是道德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老调重弹，每一本书都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攻击20世纪末的主流经济学。然而，除了某些明显的例外，从根本上讲，这些批评产生威力的实质要点，依然恰恰就是一百年前曾支持过当时的经济学批判的那些要点。虽然这些作者对其可能的思想上的先行者没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但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的否定基本上可以被归结为几项关键而经典性的反对意见——事实上这些反对意见已经被人们反复争论过了。虽然在这些书中的某些地方，提到了可以预想到的、主流经济学支持者方面可能做出的标准回应，但是，后者的这些辩护被认为是不够严肃的，因而不被接受。

在本章中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重述这些著作，而是要对这些著作提请我们注意的古老问题再做些思考。尤其是，这些对标准经济学的长篇大论的批评在此时出现的情况本身就值得我们关注。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做了什么，为什么会再次引发针对他们这门学科的这种古老的激烈批评？或者，换句话来讲，较之19世纪90年代或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学可否以一种更明确的方式平息这种批评呢？事实上，我们的观点是，（a）主流经济学在现代的一些发展可能在实际上激起了这些批评，但是（b）（并非完全是巧合）现代经济学在另外一些方面的发展，也就是从对主流经济学的另外一种独立的批评分析中所产生的发展，可以帮助说明：针对这些著述中所提出批评，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和扩展经济学的经典辩护。因此，也许就有了这样的可能：现代经济学的复杂状态，虽然激发了以更加激进的方式重提这些古老的批评，但与此同时，也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这些批评最终都无关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