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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s of Pain: Opium, Capitalism, and the Global History of Painkillers 

by Benjamin Robert Siegel

《痛苦的市场：鸦片、资本主义与全球止痛药史》本杰明·罗伯特·西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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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一次大瓦解

第一章 一项据称有利可图的贸易

如果说那三个农民心里紧张，他们竭力不让自己表现出来。不过，当普尼特·辛格、伊姆里·辛格和只有一个名字的蒂兰吉，于1894年一月的一个早晨，走进巴特那学院礼堂的会议厅时，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委实有些突兀。那天一早，他们走过城里那座鸦片工厂——其实更像一处堆满仓库的阔气大院——令人望而生畏的高墙，等候轮到自己开口，谈一谈那种已经将他们的人生和劳动无情捆绑在一起的作物。

那天上午到场的皇家鸦片委员会的十名成员——八名外国人，两名印度人——奉派来决定这一产业的未来，而这个曾是帝国财政支柱的产业，经过一世纪之后，已经声名狼藉。¹ 仅仅数十年前，不列颠的印度鸦片贸易支撑了整座大英帝国的急剧扩张。它曾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王室，以及在亚洲贸易中强行为自己挤出一席之地的印度商人，创造了巨额财富。亚洲之间的鸦片贸易通过压力、强迫和暴力，把数百万印度种植者拖进了鸦片生产，将一种原本只是附属的商品变成了出口的大宗，每年有近六万箱鸦片从加尔各答和孟买的港口运出。曾经两场毁灭性的战争，正是以这项贸易的名义发动：为了撬开中国大门，强行出售鸦片，英国炮轰了广州，与清军交战，并焚毁了皇帝们珍爱的圆明园的大半。到头来，鸦片成了英属印度政府收入的第二大来源，仅次于土地税本身。²

在巴特那以外，东起孟加拉，西至印度中部平原和西北部，有一千万像普尼特·辛格、伊姆里·辛格和蒂兰吉这样的农民，仍在种植罂粟，划破蒴果收集汁液，将劳作和家务管理都围绕着鸦片生产来安排。他们作为帝国商品奉上的这种产品，同时也是食用油和动物饲料的来源，叶子可煮食，种子可食用——而且，确实偶尔也泡成茶，制成酊剂或其他药剂，用来缓解艰辛劳作带来的疼痛。

然而，这个一度令人望而生畏的体制已开始出现裂痕。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一个由社会改革家、传教士和妇女活动家组成的跨国禁烟网络，已将鸦片置于靶心，把它描绘成一种既使中国吸食者沉沦、又剥削印度劳工的贪婪产业。早期的一波印度民族主义者，也痛斥这项贸易在经济上的不公。连沉稳的行政官员也不得不承认，鸦片的经济效益已经不那么有利了：印度的公路和铁路有所改善，使得体积更大、容易腐烂的货物——如大米、油籽、黄麻、皮革和茶叶——更容易运输。³ 1878年印度一部新《鸦片法》带来的有限约束，也未能平息来自英国本土日益高涨的反对声浪。因此，1893年，这个委员会被组建起来，听取那些与鸦片贸易相关或关心此事的人，对其未来可能走向的意见。⁴

那天上午，在这三个农民走进房间之前，委员会的成员已经盘问了三名证人，他们对这种作物及其价值的分歧判若天壤。一位传教士有力论证，这种作物已造成大规模的毁灭。一位靛蓝种植者则为这项贸易辩护，认为它有利可图，并将吸食鸦片说成和饮用啤酒或葡萄酒一样无害。一位印度律师则搁置了伦理问题，直指国家垄断给予鸦片种植者的价格，连他们的成本都无法覆盖。最后，委员会终于要听取三位种植者本人的证词了，这是在英帝国这场最为详尽的调查当中，为数不多几次真正请农民发表看法的时刻之一。⁵

讯问从技术性问题开始——耕植罂粟的成本、作物需水量，以及哪位种植者承担哪样劳作。没多一会儿，对话就变得紧张起来。“种植罂粟我亏本，”蒂兰吉通过他的翻译说道，并补充说但愿自己能改种小麦、马铃薯或甘蔗。那么，一位委员问，他又为何继续种植呢？“因为我们是穷人，而且是政府命令我们种罂粟的。”蒂兰吉所说的“政府”，似乎是指鸦片管理局的下级职员，他们威胁说，倘若农民种了其他作物，就会将之铲除。另外两人点头附和。伊姆里·辛格补充说，他种罂粟也赔钱，但担心如果拒绝，那些职员就会没收他的土地。普尼特·辛格更是直接领教过这种强力：五年前，他在半块田里种了小麦，鸦片管理局的职员竟把他的小麦连根拔起，强令他改种罂粟。此事令他愤懑至极，普尼特·辛格干脆放弃了务农，去一间办公室谋了个信差的差事。

委员会的成员——在那个一月的早晨，再到他们在印度各地广泛走访的全程——所听到的证词令人头晕目眩。柴明达尔（世袭地主）们时而为贸易辩护，而外科医生和传教士们下一刻就加以痛斥。即使是委员会所询问的少数几个农民，其证词也折射出对这种作物及其生产的迥异理解。一个月后，委员们讯问来自邦迪土邦的种植者帕特尔·谢奥巴克什时，他只一个劲地坚称，鸦片是极好的作物。⁶ 它的胶当然能带来健康的利润，但帕特尔和他一家还可以用叶子和榨过汁的蒴果做菜，用籽榨油烹饪，再将榨过油的籽压成饼去喂牲口。泡出的茶可以舒胃助消化。自称为“世袭种植者”的帕特尔·索马·宾·乌代·拉姆则作证说，“没有其他物产能像鸦片这样带来这么多钱了。”⁷ 他的同行们，他又说，“尊敬罂粟这种植物，因为它让我们快活舒坦……假如仁慈的君王禁止种植鸦片，那对我们将是致命一击，我们宁可死也不愿没有它。”然而，在集体陈情书中，种植者们似乎更能自由地哀叹鸦片带来的伤害。在安巴拉，一个鸦片种植乡（区划）的农民哀叹，他们缴纳的土地税，是按照鸦片可能带来的丰厚利润来评定的。⁸ “如果停了种植，”他们抱怨说，“我们就全毁了。”

就连皇家委员会在19世纪最后十年所咨询的这少数印度鸦片种植者，他们所表达的种种杂陈纷披的观点，都恰恰说明了这种商品，经过一世纪的扩张、巩固和制度化之后，所代表的困局。鸦片被禁烟主义者所唾弃，却仍是印度次大陆一支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即使它的传统中国市场正在萎缩，这项产业本身也无法就此轻易地萎缩消失。随着一个新世纪的轮廓出现在眼前，鸦片注定要经历一场重塑。

◖○◗

鸦片，作为药物和社交润滑剂，早在殖民时代以前的印度农业经济中，就已长期存在。《阿克巴则例》，莫卧儿皇帝阿克巴那部卷帙浩繁的行政记录，将鸦片列为16世纪北印度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到17世纪末，北部省份比哈尔已是印度首要的鸦片产地。在欧洲人先是扩展商业、继而又扩大行政管辖范围的近一个世纪里，鸦片都是一种重要却并不占统治地位的商品。

把这种作物带入跨国贸易的，英国人并非始作俑者；就像那么多其他的帝国创制一样，他们不过是把自己的欧洲对手先试行过的做法，做得尽善尽美罢了。17世纪中叶，荷兰商人曾助推鸦片吸食在巴达维亚上层阶级中成为风尚，那是他们在爪哇岛上运河纵横的殖民贸易站。⁹ 不久，荷兰东印度公司便从北印度进口数量越来越庞大的鸦片，在它东南亚各贸易站售卖牟利，同时保留一定数量销往中国南方的广州。印度的鸦片辛迪加，按优先次序，分别卖给荷兰、英国和法国商人，从将鸦片运往沿海的生意中，积累起令人陶醉的利润。¹⁰

到18世纪60年代，肥沃的孟加拉和比哈尔诸省已落入东印度公司的正式管辖，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从罂粟身上——就同从几乎一切东西身上一样——看到了制造巨大财富的可能。大约十年间，公司在排挤了本地辛迪加之后，不再亲自收集鸦片，而是从私人商人和贸易商手中购买，这些人中有许多也是公司自己的雇员。在一个行政腐败丑闻频出的时代，这些贸易商手段之卑劣尤其出名。为了从负责购买、营销和出口的公司那里攫取最大回报，私人商人们盗窃收成，威胁敲诈农村生产者，并在提交采购的货品中掺假。

公司官员或许不在乎良知，但利润却是他们在乎的；而一个混乱、组织不善的贸易——外加产品质量可疑——威胁到了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鸦片需求。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这一体系日益常规化。1773年，公司结束了自由放任的鸦片贸易，代之以“承包”制度：公司声称对采购和销售拥有垄断权，并授权私人承包商向种植者预付现金，并收集每年的收成。这种制度是一种折中方案：承包权先是通过私人关系获得，后来改为拍卖，比起前此那种无法无天的投机倒把，也只是稍许规范了一点。但它使公司得以回避关于生态、农业劳动和市场营销的棘手问题，那时公司尚未准备好涉足这些领域。承包商，而非公司的正式代理人，被派去商定一块特定的田“应当”产出多少鸦片，或者在种植者交不足数时，从他们那里索取一份“nuzzar”，也就是贿赂。¹¹ 但到了19世纪转折之际，印度的殖民行政官们更加自信了——甚至到了对他们理解这个国家农业生产运作的能力产生妄想的程度。1797年，东印度公司用“代理制度”取代了中间包税人制度，这是一个庞大的殖民生产和行政机构，将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主宰北印度的农村生活。

代理制度将生态、农村生产、农业劳动和殖民经济生活，统统置于一个新设的鸦片部门管辖之下。其基本前提就是垄断。私人种植罂粟被禁止，农民种植者被强迫在指定田地上，凭官方许可证种植鸦片。每年生产的生鸦片，必须全部以每年单方制定的价格出售给公司，违规者要受严厉惩罚。那些交不出收成的人，会被罚款，金额是他们所获预付款的三倍。公司提供种植鸦片的现金预付，但价格甚至连地租、灌溉、种子和人工费用都不够，更不用说中间人和地主从中抽取的那一份了。这套制度虽说不完全是奴役，却代表着一种残酷的农业剥削，丝毫不考虑气候、病虫害和土壤的种种无常变化。

鸦片部门下分两个行政单位，瓜分了整个北英属印度的鸦片产出，二者都被标为孟加拉鸦片，尽管实际生产范围超出了该地区的传统疆界。比哈尔管理处覆盖了靠近加尔各答的高产区——孟加拉和比哈尔，而贝拿勒斯管理处则负责印度的西北诸省和奥德，那里地域广大，但鸦片产量较小。广袤的北方平原各区，虽行政分属两地，却被恒河的河运联结在一起。贝拿勒斯管理处总部设在加兹布尔，一座熙攘忙碌、居民以穆斯林为主的城镇，从贝拿勒斯顺流而下，需经恒河几道河湾。再向加尔各答靠近一百英里，比哈尔管理处在班基布尔办公，那是巴特那城的一处郊外。在这两座城镇，各派有一名薪酬丰厚的鸦片主管，统辖着副主管、副主管助理的工作，最后还有印度籍文书，他们管理着“科提”，即最小的行政单元。即使每个科提，仍可能管辖着多达一万到一万五千名个体罂粟种植者。这些文书薪酬微薄且按佣金计酬，作为“戈马斯塔”——介于英国籍副主管助理与本地印度职员之间的中间人——以及“齐拉达尔”的身份工作。齐拉达尔，就像帝国行政体系中如此之多的基层人员一样，与各种实际关切最为贴近：他们协助挑选种植者，评定某块田地的农学价值，监看作物的生长，称量最终产品，并安排其最后交运。

图1.1 班基布尔的巴特那鸦片工厂地图，约1780年。不列颠图书馆藏。

在加兹布尔和巴特那，两座庞大的“萨德尔工厂”——那些有着露天加工区、大型仓储库房和行政设施的铺展大院——是各自管理处运作的跳动心脏。这些大院规模巨大。到19世纪末，加兹布尔工厂雇佣了全镇四万居民中的十分之一。¹² 工厂内部的生产作业，仔细而累人，但并不复杂。鸦片被干燥到标准稠度，然后混合在一起，用衬着叶子的黄铜杯压成1.5公斤的“烟饼”，再置于露天进一步晾干，最后装入芒果木制的板条箱。每箱装六十公斤鸦片——这是该行业新的标准重量单位——被迅速装到高速鸦片飞剪船上，短途运往加尔各答。位于班克沙尔街2号的政府鸦片拍卖厅，距离胡格利河——恒河西侧分出的河道——的河岸仅一步之遥。那里的拍卖会虽显沉闷，但这些鸦片箱所蕴含的巨大潜在价值，却在参与投标的商行代表之间，引发了凶猛的争夺、尔虞我诈和投机炒卖。外国商行和印度商行，皆能从将鸦片走私到中国的生意中发财：早期的赢家中，有苏格兰的怡和洋行的家族，还有帕西商人纳瑟万吉·塔塔。不管由谁运输，英属印度的产品都是这种商品本身无处不认的黄金标准，是一种品质无可争议的“品牌货”。历史学家卡尔·特罗基写道，无论旅行者走到苏伊士以东的何处，

无论哪一天，他都可以拿起当地英文报纸，查到“巴特那”或“贝拿勒斯”鸦片价格的每日行情；无论是在新加坡的市场，还是加尔各答的每月拍卖会上，抑或在南亚、东南亚或中国海岸的任何主要港口。巴特那鸦片，就像茶叶、胡椒、甘密、椰干或锡一样，是当地海上贸易日常环境的一部分。¹³

在一个方面，印度的帝国行政官员表现出奇怪的克制。既然拥有令人生畏的垄断权，直接卖给中国买家本应是顺理成章的。然而，鸦片生意中的非法勾当，却被留给了私人贸易商去干。与此行业有涉的每一个殖民官员，谁也不能自我欺骗，以为这桩营生有任何高尚之处。1831年，年轻的英国外科医生朱利叶斯·杰弗里斯来到巴特那工厂，对那座仓库惊叹不已，那里堆放着正待包装的鸦片球，一层层搁在堆叠得高不见顶的货架上。他不禁赞叹，这样的储备，肯定足以满足全球未来数十年的吗啡药用之需了。¹⁴ 仓库总监闻听这位外科医生如此天真，不禁哈哈大笑。“这些鸦片存货，”他笑着说，“可没有这般仁慈的去处。它们统统要去腐蚀中国人，而我的职责，就是保持它的味儿对他们越有诱惑力越好。”

在六十年间，这项产业已从一个依赖私商的附带贸易，转变为一个受国家控制的垄断体系，将印度生产者和中国消费者以不同形式的奴役纽带联结在一起。不列颠的印度鸦片，被用来换取中国的茶叶和白银输往不列颠，将亚洲财富转移到欧洲，同时巩固了帝国统治的根基。¹⁵ 比哈尔和贝拿勒斯管理处，已经成为英属印度最显赫的机构之一。最初的两个人员不足的办事处，到了19世纪20年代，已经发展成拥有上百个分支、配备两千五百多名文书的大网，被授予了强征无数印度农民劳动的权力。这种垄断绝非其支持者所坚称的那样牢不可破，而且轻易就被生态的变幻无常搅得复杂起来。离孟加拉和贝拿勒斯管理处的核心地带越远，进入诸如兰格普尔、库奇比哈尔、阿萨姆和不丹等地区，小规模种植者就越能从遭洪水破坏后的土地中挤出些鸦片收成，而且往往得到东印度公司官员的默许。¹⁶ 简而言之，鸦片的生产，同靛蓝、棉花或成品纺织品一样，已从殖民前北印度景观中一个不起眼的组成部分，转变为一种典型的殖民商品。鸦片的无处不在，在生产和消费两端都显而易见。1813年，殖民政府接受了其代理人早已心知肚明的一个事实：在印度，国内的鸦片消费是无法有效控制的。于是，政府开设了有执照的“消费税店铺”供应国内消费，此后数十年间，这些店铺在印度北部的广袤大地上迅速蔓延。

鸦片——一种很久以来的家庭常备药——被日益频繁地用作缓解因种植鸦片本身所致痛苦的缓和剂。¹⁷ 一套丰富的印度斯坦语汇被用来描述这种作物的生长、种植和使用：指代植株和种植预付款的词汇，留存下来的罂粟花瓣饼，用来刺扎、划割蒴果的工具，凝结的烟胶，以及新鲜鸦片在布片和瓦罐上留下的汁液。¹⁸ 随着吸食逐渐取代嚼食和饮服，还出现了描述新式鸦片消费方式的新词；例如，有一个词专指在常用烟枪中留下的残渣。最重要的是，帝国行政官员和商业家族通过鸦片贸易积攒起的财富，正刺激着更多有势力的印度人投身新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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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纪末以来，东印度公司的官员日益意识到，他们并非次大陆上唯一运转着的鸦片产业。印度中部的马尔瓦地区，一片平坦肥沃、面积大约相等于奥地利的火山土壤地带，长久以来就以出产享有盛名的鸦片而著称。马尔瓦鸦片在邻近地区是一种备受珍惜的药品。¹⁹ 到18世纪90年代，公司官员已经清楚，马尔瓦鸦片是在他们的垄断管理处之外生产和运输，并通过加尔各答拍卖会以外的路线运抵中国的。这些官员花了一些时间才搞清这种替代供应的机制和规模，但到了19世纪转捩之际，他们已知道，马尔瓦鸦片正被包装后运往果阿和苏拉特，而苏拉特同时也是由印度教徒、穆斯林和犹太商人进口、销售的埃及鸦片的转口港。苏拉特的显赫很快便随着鸦片贸易沿海南移至繁荣的都市中心孟买而黯淡下去。从那里，马尔瓦鸦片——有时也称为孟买鸦片——被卖给印度和葡萄牙商人，以便转运中国。

图1.2 19世纪英属印度鸦片生产分布图。

自17世纪末起，孟买就处于英国管辖之下。但这权威在实质意义上并未超出其城堡和一系列泥泞小岛的范围，这些小岛随着该城贸易地位的扩展而连接在一起。1803年，官员们禁止在其管辖的一切领土上种植罂粟——鉴于那些领土即使有鸦片产出，也微乎其微，这一姿态并无实际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同一时间发布的禁止从孟买管辖的任何港口出口鸦片的命令。这项出口禁令是西印度殖民行政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直到1818年，在第三次英国-马拉塔战争之后，公司的官员们才正式取得对马尔瓦那些由土邦王公统治的邦国的最高权力。

马尔瓦是一个由相互竞争的王朝统治的富裕地区，这些王朝被一张复杂的金融和贸易网联结在一起。辛迪亚家族在乌贾因和瓜廖尔行使权力，霍尔卡家族则立足于印多尔和马赫什瓦尔，帕瓦尔王朝以塔尔城为中心。一张延伸的商业网络将这些家族与邻近地区连接起来：它把鸦片运往古吉拉特以交换烟草，向恒河平原的商人出售棉花和谷物。实力雄厚的银行与商业家族为这些统治王朝的权威提供资金支持，并在通往孟买的鸦片贸易中扮演核心角色。即使英国人将其权力扩展到该地区，这些马尔瓦金融家们仍然开辟并保护了一个强大的地下鸦片贸易，当这些鸦片抵达西海岸时，就对英国在东部的垄断贸易构成了重大且不受欢迎的竞争。即便英国权威深入这一地区，藏在椰子里走私出去，以及在高秆作物包围中种植的鸦片，依然削弱了公司加尔各答拍卖会的价值。中国消费者欣赏马尔瓦鸦片的两大明显优点：它比孟加拉鸦片远为便宜且劲道更足。但它抽起来也远为呛辣。少了标准化流程或质量检验，孟加拉鸦片仍能在中国市场竞争。²⁰

1819年到1821年间，孟买当局得出结论，有必要直接进入马尔瓦鸦片贸易，即使他们仍在对如何在削弱当地走私的同时不压低孟加拉鸦片价值的最好办法争执不休。新设的马尔瓦鸦片管理处的解决方案——利用城中私人商号与英国人的旧关系，从马尔瓦市场购买鸦片——对本土贸易几乎毫无触动。其后大半个十年，孟买当局浪费了大量资本，试图遏阻一个规避了所有这般努力的产业。本土商人避开孟买，将马尔瓦鸦片带到葡萄牙的达曼和第乌港口，再运往澳门。古吉拉特的港口对他们关闭后，他们利用更长远的贸易路线，通过如贾伊萨尔默和信德等贸易枢纽，将鸦片运到卡拉奇。19世纪早期的英国权力，在印度东部足够强大，足以实施真正的垄断；但在这个国家的西部，它从未强大到能够扫除本土走私网络的地步。

关于将鸦片从马尔瓦走私到中国及其他地方这一活动的性质，持久的辩论触及了权力和资本主义在殖民印度次大陆如何运作的核心。一种颇具影响的看法认为，主要由马尔瓦里、帕西和波赫拉穆斯林商人策划的这个马尔瓦走私事业，代表了本土能动性和韧性在面对帝国扩张时的有力伸张。²¹ 这些群体通过鸦片积累的资本，对于印度一个资本家阶级的出现至关重要。依这种观点，对帝国权威的这种颠覆，对于后来出现的、将资助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那些家族主导的工业企业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另一种更为克制的解释则认为，鸦片在催生那一阶级和那些企业上的作用，被严重夸大了。这种观点主张，鸦片走私利润为日后的企业——如孟买由印度人经营的棉纺厂——提供了种子资金。但这些企业同等、甚至更大地，仰赖于英国军事远征和其他投机项目的融资。按此观点，马尔瓦鸦片对英帝国扩张的推动，远比对本土资本主义来得更为关键，而本地的商人和金融家对此高度心知肚明。²²

无论如何，在1830年，英国当局承认，他们扑灭马尔瓦鸦片的努力已徒劳无功，并宣布从此以后，只需缴纳每箱数百卢比的过境税，鸦片就可从孟买进口。这一税率经过精心计算，定得比运往卡拉奇等更远港口的运输成本恰好低一点点。²³ 西印度鸦片贸易——在多数记述中被称为马尔瓦或孟买鸦片——的合法化，将商业家族变成了王朝。切蒂亚尔和马尔瓦里商人，古吉拉特的霍贾氏族，以及帕西和信德的投资者，全都发了大财。²⁴ 沙逊家族在19世纪20年代从巴格达迁至孟买，利用与印度内陆商人的直接关系，主导了西印度对中国的出口。²⁵ 其他人的运气就差一些，例如马图拉的拉克希米·钱德，他惊人的一百七十万卢比的亏损，提醒了投机者们这门生意的巨大风险。²⁶ 但西印度鸦片业的合法化与受到监管，对更东面的孟加拉鸦片贸易，以及整个不列颠在亚洲的鸦片贸易，都产生了深远且立竿见影的影响。除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那段短暂的间歇期——当时中国主战派禁烟钦差大臣林则徐逮捕了广州的鸦片商并销毁其存货——印度的鸦片种植面积与出口量，一直持续增长，直至19世纪60年代中期。直到19世纪末，印度的鸦片出口量浮动在四万到六万五千箱之间，价格也相对稳定，即便中国在1858年将鸦片进口合法化，又在1886年允许国内种植之后，亦是如此。²⁷

这种稳定性，正是英属印度帝国财政的基石。就为英属印度政府贡献的总体收入而言，鸦片仅次于土地税。虽然有慷慨的估算认为它占帝国国库收入接近三分之一，但平均占到英属印度总收入的14.5%，似乎是更可靠的数字。鸦片的增长也受到其他殖民基础设施的助推：印度得到改善的邮政系统、远洋航运和铁路，全都便利了鸦片在印度境内的流转和向海外的走私。²⁸ 到19世纪末，这个产业将会被一个国际网络组成的改革家和禁烟主义者置于瞄准的目标之中，他们在其中看到的，是一张由邪恶与剥削织成、无可辩驳的大网。但鸦片对于帝国统治的运作，已经变得不可或缺；对于印度农民自身的生计，也同样如此。在马尔瓦市场种植鸦片的农户数量，几乎无从估算，因为英国代理人在那里只购买鸦片，却并不干预种植，而且似乎也未采取任何计数的举措。孟加拉鸦片则提供了较好的统计可能。看来，约有一百五十万农户，或近一千万人，曾参与种植、照管和采集罂粟汁液，这个数字是比较合理的。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属于三个种姓：科伊里人、库尔米人和卡奇亚人。他们的种姓名称，几乎成了鸦片种植本身的同义词。

我们未尝不可以分析一下，对于这些农民，种植鸦片的相对成本和收益，到底与种植靛蓝、棉花或当时其他重要商品有何异同。然而，似乎颇为清晰的一点是，种植罂粟普遍会给种植者带来亏损，因为生鸦片支付的价格通常过低，甚至不够覆盖种植成本。²⁹ 对此，存在着彼此竞争又互相重叠的解释：强迫、除罂粟外还同时兼种其他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以及以雇佣劳动补充鸦片生产——甚至可能是在巴特那或加兹布尔的工厂里做工。然而，随着一个充满争议的新时代初露曙光，这种作物的种种意义，以及围绕它可能对印度农民、对印度未来经济前景，乃至对它同更广阔世界的关系意味着什么的纷繁争论，在印度政治生活中变得愈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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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一种全球性的新禁烟意识形态的兴起，将围绕印度鸦片贸易一系列彼此关联、拖延已久的问题推到了前台。其中一个问题，早已隐含在鸦片战争的暴力、英属印度鸦片垄断的强迫执行，以及中国最终默认鸦片进口和种植的行为之中：鸦片，究竟是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服从于全球市场的常规秩序，还是说，它的麻醉特性，使它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不同，并受到不同规则的约束？如果依全球舆论日益倾向认为的，后一种情况为真，那么印度鸦片又能为它的人民做些什么呢——无论是作为一种粗制的药品，还是作为印度本土掌权者的一项收入和权力来源？在大多数有关19世纪末印度与鸦片纠葛的最新叙述中，那些认为印度毫无鸦片容身之地的人，声音最为响亮。然而，一个同样大声疾呼的派别，则为印度鸦片辩护，或称之为印度本地药典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或称之为一种可供独立的印度土邦用来为其服务的经济资源。

鸦片的高峰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天津条约》和同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取消了对亚洲毒品贸易的一切管制，使这个产业成为欧洲帝国主义完全合法的政府事业。此后不到十年，反鸦片的活动人士就开始把这项产业瞄准在目镜之内。更早一代的历史学家们，将这场全球禁烟转向的根源，定位于英美新教传教士的工作、在美国沸腾的仇视华人的“黄祸”情绪，以及中国国内一场重新掀起的反鸦片运动当中。³⁰ 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们指出，鸦片成瘾在中国是阻碍传教工作最紧要的障碍之一。³¹ 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妇女改革者们，将禁绝鸦片和酒精，一同誉为社会进步的基石。³² 这些联盟首先在欧洲商行中结出了成果——到19世纪70年代，它们已经开始将亚洲市场让给印度的帕西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以及中国本土的商贾和贸易商——随后又在有感于此的美国外交官中生效，这些人在社交上往往与缔造了这些成果的传教士们颇为亲近。1887年，美国禁止其船只向中国运载鸦片；十年后，在美西战争中夺得菲律宾群岛后，美国又废除了西班牙政府在那里的鸦片专卖权。³³

传教士和思想略微更世俗一些的英美改革家们的工作，详尽而又富于进取，且往往对印度19世纪末的农业困境有着显著的认识。1870年，“原住民保护协会”痛斥将粮食作物土地转用于种植鸦片，将中国的荼毒与印度的饥饿交织在一起。³⁴ “英东禁烟会”的论述加倍突出了这些论点，并在其上添上了一重理念，即一项如此不稳固、如此全然依赖鸦片的财政收入，同样是站不住脚的。³⁵ 禁烟运动斗士约瑟夫·冈德利·亚历山大在给“禁烟会”的撰文中提议，印度的行政长官们可以通过极度吝啬的节俭，来弥补这一损失；詹姆斯·L·马克斯韦尔，一位当时已返回伦敦、备受尊敬的中国传教士，则提出了一个更为慷慨的建议：在五年内向印度支付一千万英镑补贴，“届时财政赤字将被完全抵销，印度将得以自由前行，好似从未有过什么鸦片收入一样。”³⁶

印度的改革者们——主要但非全部是基督徒，且主要但非全部在印度西部——在次大陆推动禁烟事业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印度这些改革家当中，最突出的毫无疑问是松德尔拜·汉娜·波瓦尔。波瓦尔最初在孟买的工厂中，向昆比种姓工人宣教，由此早早就将工业剥削与鸦片滥用联系在了一起。在她看来，那些男人们恶习的真正恶果，是由他们的妻女来承受的，注定要生活在贫困和暴力的魔影之下。波瓦尔于1889年到1890年间赴英的巡回演讲，为其后一份广为流传的小册子——《英政府的鸦片之罪：一位印度女性的控诉》——作了铺垫。该册子描绘了孟买男人、女人和儿童，因与鸦片相遇，而尽遭毁灭的惨状。³⁷ 像她这样的工作，标志着印度禁烟主义情绪的转变。问题不再仅仅是一种无害的印度习俗荼毒了中国，而在于印度的道德与身体健康也被鸦片所戕害。这种分析，与印度经济民族主义者们那时新兴起的批评不谋而合。像罗梅什·琼德尔·杜特这样的人物，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激进的，尽管在政治处方上稍逊一筹，但都把鸦片织入了他们关于帝国抽血和剥削的论述之中。³⁸

波瓦尔、杜特和其他人，都在表述着印度操英语阶级中一种日益占优势的观点。波瓦尔可以援引如勒克瑙富丽堂皇的凯撒巴格建筑群内举行的那种大张旗鼓的反鸦片集会，来呼吁彻底根除罂粟种植。但她说这一场地“挤满了穆斯林、印度教徒及其他教徒，”作为印度反鸦片热忱的见证，却与其他声称该事件主要代表了传教士情绪的报道截然相悖。这也跟那些从经济和医学角度为鸦片的延续作辩护的论点相冲突。³⁹ 在整个19世纪80和90年代，印度观察鸦片“问题”的人，始终警告不应仓促毁掉这么一个印度岁入的主要来源。这种审慎在印度中部的鸦片核心产区表现得最为明显。马拉地语报纸《维利特·达拉》呼吁降低孟买鸦片税，以支持印度“农业阶层［和］土邦”的福祉。⁴⁰ 以坎德瓦为基地的期刊《苏霍德·辛杜》，则敦促不列颠“基督教政府”，倘若它当真考虑终结鸦片收入，就应向印度国库贡献等额的资金。⁴¹ 在印度西部，谴责之声同样激烈。孟买的《本土舆论》告诫行政官员，英国对印度鸦片的攻击，将是日后对其靛蓝和棉花贸易发动类似攻击的先声。⁴² 同样身在孟买的广受欢迎的《因杜·普拉卡什报》，宣称鸦片不可能有可靠的财政替代方案，痛惜“英国舆论竟能对可怜的印度如此轻易地慷他人之慨”。⁴³ 帕西人办的《贾姆-埃-贾姆希德报》的编辑们，痛斥伦敦埃克塞特大厅里活跃分子的“宗教狂热”，对他们几乎不承认终止这项贸易会给印度招致财政毁灭，大加挞伐。⁴⁴ 在浦那一座庄严的剧院里，一次反鸦片集会竟被一名起哄者打断，他坚称禁毒的驱动，不过是对印度人进一步征税、同时增加欧洲酒类销售的诡计。⁴⁵ 当“英印日报”急于宣告这次集会大获成功之时，《浦那荣耀报》的记者们却谴责“我们的［印度］社会改革家”，说他们加入呼吁禁烟之列，“乃是为了欺骗我们淳朴的人民。”

如果说收入是一重顾虑，鸦片对印度人健康的裨益则是另一重。在19世纪末的印度，医学知识与实践的世界正经历着根本性的重塑。西医实践，根植于医院和药房这类机构，除最精英的阶层外，惠及的印度人很有限，但依一种有影响力的说法，它已 “突破了其早期的隔绝状态，成为英国在印度政治和文化霸权的最为自信的表达之一”。⁴⁶ 印度教的阿育吠陀医学、穆斯林的尤纳尼疗法，以及像孟加拉的“大夫医”和顺势疗法这类混合的医学形式，面对西医的蚕食，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却并未就此屈服。更确切地说，这一时期的医疗照护，成了一场就何种知识才适合治疗印度人的身体和印度人的疾病而进行着日益复杂交涉的场域。

鸦片本身并非药物，但它很久以来已成为印度劳动者不可或缺的非正式镇痛剂，并且是次大陆上使用最为广泛的家庭常备药。⁴⁷ 消费税鸦片，这种通过国营体系在国内出售给印度人的产品，被常规性地用于治疗种类繁多的病。它被用来对付肠道问题和痢疾、慢性咳嗽和消化不良、身体疼痛以及性功能障碍。其最常见的用途之一——也是最使外国观察者踌躇的——是用作婴儿和幼儿的安抚剂。对于其用途中至少一个目的——防止啼哭——它无疑是有用的，不过它是否有预防支气管炎和腹泻的效能，就不那么确定了。到19世纪末，出现了大量关于鸦片能抵御疾病的说法：通常是发烧，但鸦片中的生物碱那可丁，也被吹嘘为治疗疟疾的药物。“准医疗用途”这个短语，在19世纪最后十年进入了英属印度的词汇，恰好捕捉到了这种物质对正式治疗范畴之外的许多印度人而言的有用特性。⁴⁸ 当殖民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为学童试用一本新的通用启蒙读本时，其中告诫反对使用鸦片，因为它 “既毁身体，又毁心智 ”。⁴⁹ 但在那本教科书预定要使用的英语圈子以外，毫无疑问，鸦片仍旧是一种必不可少、包治百病的缓和剂。

图1.3 1908年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印度鸦片吸食者的立体照片。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藏。

1893年夏，随着皇家鸦片委员会的成立，所有这些疑问——不列颠印度鸦片贸易在道德上是否可持续，它对印度种植者是否有利可图，以及印度人自己对鸦片有什么用途——都集中到了聚光灯下。这一委员会是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最为重要的议会调查。⁵⁰ 委员会本身，是英国议会对日益高涨的禁烟呼声所做的回应。其九名成员，大致对半平分在拥鸦片阵营和反鸦片阵营之间，旅行了两个半月，穿越印度和缅甸，讯问了来自广泛社会阶层的七百余名证人。报告——一份两千五百页的庞大文件，分为七卷——对印度鸦片贸易常有毫不客气的描绘。其成员计算，印度的鸦片收入正在缓慢下滑。他们看到，体制内的种植者常受鸦片部门代理人的强迫而种植罂粟，甚至令自家蒙受亏损。几十年后，官僚们将利用这一信息来收束鸦片贸易。但就当时而言，委员会的报告确认，印度鸦片贸易是可以接受的、合法的。它对印度人基本无害，确实损害了中国商业利益，却未造成不应有的身体伤害。

禁烟主义者对委员会的鸦片乃无害商品之结论，感到沮丧。国家垄断继续向中国输出鸦片，也向较小的亚洲和非洲港口转运，同时为向印度消费者提供“准药用”鸦片的消费税店铺，保留数量较小的鸦片。走私者——或许还得到官方的些许纵容——经山麓地带特莱区域将其偷运到尼泊尔。但鸦片的未来到那时已充满不确定性。委员会的报告为英属印度争取了时间，好让其思量这帝国产业的未来，但同时也煽动起了围绕如何重组该产业的新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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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研究这一产业的历史学者们在解读亚洲鸦片贸易时，各有不同偏重的解释，但他们在描绘委员会报告到导致国际禁毒兴起的诸公约与巨变之间的那些岁月时，都一致性地提供了衰败论的叙事。然而，即便印度的鸦片产业正走向断裂，身在萨德尔工厂或印度罂粟田里的一名观察者，可能也浑然不觉。在这两座大院里，在那数万块土地上，印度鸦片却显现出一种明晰的多元潜力。假如它的中国市场正在慢慢蒸发，那么鸦片作为一种有用原料，无论是供印度国内使用，还是供应海外市场，都还有其他真实的、纵使并不确定的可能性。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这两座鸦片工厂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加兹布尔工厂在1857年兵变期间被严密加固，环绕工厂清出的那道二百码防御壕沟，已被改建成一条永久的防线，以保护可供出口的鸦片免受乘火打劫的偷窃。⁵¹ 到19世纪70年代，它和它在巴特那的对等工厂，都像是熙熙攘攘的设防村庄了。⁵² 防御壕沟内的五扇大门，有四扇保持关闭；每日打开的那一扇，任何时候都由一男一女两名守卫把守，负责对川流不息进出大院的数十名工人进行搜身。围墙之内有水井、储存鸦片的仓库、一台小型印刷机，以及一栋供工厂经理使用的堂皇平房。一台超大燃煤锅炉昼夜嗡嗡作响，为加工设施和干燥托盘提供动力；一支三十名苦力组成的临时消防队，随时警戒着偶然发生的火灾。然而，管理工厂的主管，却对鸦片从厂内不断流失叫苦不迭。他指责说，那些薪酬偏低的守卫，几乎无法阻止苦力们一个接一个以出外到墙外井里取饮用水为借口离开大院，实则用他们的“穆苏克”——羊皮制成的水囊——将小粒鸦片偷偷夹带出去。巴特那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巨大的防御工事仍然被例行发生的盗窃所挫败。两家工厂那些薪酬可观的经理定期通信，商讨是否应当统一两家设施的安保和操作，尽管最终他们还是认定，它们是分属不同体系后的独立运作。⁵³ 每座工厂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高墙，掩盖了印度鸦片有朝一日可能派上何用场的真正变化。正当禁烟主义者和辩护士们为鸦片的未来争吵不休时，鸦片仍在被干燥、标准化，并被揉搓成球，用于出口中国和东南亚其他许多目的地。较小量的印度鸦片则被保留下来，供应国内“消费税”消费。但到了19世纪60和70年代，每家工厂的经理都已是由受过训练的医师担任了。这些人，以及其他行政官员，那时已在设想印度鸦片的另一种可能性：为印度和其他市场供应镇痛药物。⁵⁴

图1.4 约1900年，印度工人搅拌和揉搓鸦片烟球。维尔康姆收藏馆藏。

这一转变，最初显现在早前关于印度鸦片可否改良的那些想法重获新生上——罂粟究竟是仅仅受制于土壤和劳力的无常，还是可以通过育种和栽培来提升它的商业价值和实用价值。自18世纪末以来，“改良”的观念已将政治经济学、审美品味和道德判断联系在一起，而在这些观念中，个别作物的潜在经济价值占据着核心位置。⁵⁵ 在18世纪80年代末，苏格兰人罗伯特·基德上校是孟加拉工兵部队成员，他用自己的植物学知识为东印度公司效力，并将他在加尔各答的私人花园改造为印度植物园，专注于寻找可能有未知商业用途的可食用作物和植物。⁵⁶ 基德最初的种植重点，是靛蓝、棉花、咖啡、丁香和肉豆蔻这类作物，全都被视为既有利于印度农业，也有利于不列颠的贸易。植物园成立不到一年，基德就开始了对罂粟的实验，他写道，“以便日后能使本政府……就地自备供应未来的中国货物，而不必以接连不断的银锭，耗尽公司在印度斯坦的库藏。”⁵⁷ 基德错误地认为，罂粟在“比哈尔省疆界以外”种植只有有限成功；他试图培育出一种能在更广泛的气候条件下茁壮成长的罂粟品种。他在植物园的工人中，发现了一些自称有丰富罂粟种植经验的比哈尔种植者，于是划出一块小地，在他们的指导下培育改良罂粟。

加尔各答的这些早期实验，似乎未见有任何结果。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当对华贸易受到围困之时，当时的印度植物园园长约翰·斯科特，被要求重新开展这个被长久弃置的罂粟改良项目。⁵⁸ 斯科特是一位思考周密、技巧娴熟的植物育种家（且是查尔斯·达尔文的定期通信者），他将罂粟项目转移到了班基布尔迪加和米塔波尔实验园的两块地里，那距鸦片核心产区更近。从1876年到1878年，斯科特监督种植了本地比哈尔罂粟、马尔瓦罂粟和从欧洲引进的品系，试验不同的开沟、灌溉和施肥技术。结出长圆形蒴果的泰勒亚罂粟，在斯科特眼中是明显的胜者——但更重要的是，在那一育种技术更可靠的年代，形成了一种理念，即像其他作物一样，通过育种可使罂粟作物在某种程度上抵御气候和病害的无常。

改良罂粟也需要工厂采用新方法。1859年，助理外科医生兼贝拿勒斯鸦片管理处一等助理和鸦片检验员W.J.帕尔默，开始在加兹布尔工厂进行制造吗啡和那可丁的实验，最初使用“好的鸦片”，后来改用没收来的较次等的鸦片。工作是成功的，但生产成本高，效率低下。他的继任者，军医少校T.W.谢泼德，在中断了五年之后，于1870年重新开始实验，采用了一种新的提取方法，为印度的三个管区生产了数量不多的这两种生物碱，还有一小部分余量被送往伦敦。数量上说固然很少，但《印度医学公报》却宣扬，这种本土生物碱的生产，是一个重大发展，关乎“印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在本土药和严肃的药物制剂方面自给自足”，替代本土药物。⁵⁹ “加兹布尔工厂如今出产的这种药物，”其通讯员写道，“是‘比从前制造的要纯净得多、可靠得多的物品’，”定能取代“从前供应的那种上了色、不起效、又品质不一的物品。”

《印度医学公报》的这些喝彩，指向了一个随着对华出口前景愈益不确定而变得更为紧迫的问题：印度的生物碱能在多大程度上用于配制西药？英国的顶尖药剂师之一，E.M.霍姆斯，于1891年在《药学杂志与汇刊》上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霍姆斯解释说，产自土耳其的鸦片，乃是大多数美国和欧洲的吗啡和海洛因的来源。但如果中国国内的增产使印度进口变得不再必要，那么次大陆的供应，就将是药用鸦片一个现成的来源。技术上的挑战是真实存在的：印度鸦片的吗啡含量和组成，与通常的土耳其供应差别甚大。假如土耳其的生产方法以及在英国《药典》——那本关于联合王国医药用品标准的官方汇编——中的严格规定能在印度得到施行，它日益萎缩的产业或许能被赋予新的生命。

皇家鸦片委员会曾得出这样的结论——采纳了德国制药巨擘默克公司药剂师们的建议——即印度鸦片普遍不适合用于西方医药用途。⁶⁰ 到了世纪交替之际，已有六十磅可待因和三百磅吗啡，“其纯度不逊于欧洲所产任何制品”，被从加兹布尔运往政府医疗储备处、民政外科医生和印度药剂师那里，还有少量供应也被送往伦敦拍卖。⁶¹ 但英属印度的最高行政官员们，一般仍抱定一个观念：倘若真有可能将印度鸦片用于西医，市场早就自行做到这一步了。

科学与医学界人士，要比印度的行政官员们乐观一些。乔治·瓦特爵士是一位苏格兰籍“经济植物学”理念的倡导者，在19世纪最后二十年里，担任印度税务与农业部“经济物产报告官”，编纂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参考巨著——《印度经济物产词典》，其中列明了印度各作物潜在的经济价值。1894年，他对于皇家委员会轻易否定鸦片作为药物资源的价值感到怀疑，便提议对印度鸦片进行一次研究，关注那些令其不如土耳其或埃及同类产品合用的种种变量。⁶² 两年后，伦敦帝国研究所所长温德姆·邓斯坦教授，也向印度政府提出了相似的建议。在获准沿“科学路线，而非商业路线”进行这项调查后，温德姆表示“几乎不怀疑，印度的鸦片，至少是某些品种，能产出与现在几乎独占地直接用于医药，并间接用于制造吗啡和可待因生物碱的土耳其鸦片品质相当，若非更优的话。”

迫在眉睫的对华贸易终结，迫使印度行政官不得不用心去听。1907年，印度政府财政部的秘书J.S.梅斯顿和副秘书H.F.霍华德，召集了一群印度行政官员，来全面评估“印度鸦片夺取其他国家的医疗用途鸦片市场的可能性”。他们突出指出的五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加拿大——依次是世界上出于医疗目的而进口鸦片最为积极的几个，美国无可争议地居首。

两年以前，巴特那鸦片工厂的总监曾表达过一些犹疑：印度的罂粟种植可否被重行整顿，以便生产出“具有均一吗啡强度的药用鸦片”。J.克里斯蒂安承认，虽然他偶尔也会遇到真正达到世界级的鸦片，却无法预测这些鸦片会从何而来。他写道：“这样的一批货，可能包含着哈扎里巴格某个村庄的产品，而另一批，则可能来自联合省极西部的一个县。”他勉为其难的结论是：即便引进土耳其罂粟种子，若不彻底改革印度的罂粟种植技术，向药用方向的转型也无从实现。但是，梅斯顿秘书和副秘书却委派马德拉斯管区政府药品稽查保管员H.圣克莱尔·卡拉瑟斯，前往巴特那和加兹布尔，重新调查这个问题。卡拉瑟斯是一位“在处理药物和高效药剂配制诸事项上技艺精湛的热忱之士”，因发明了“坎福拉丁”——一种由樟脑、薄荷、大麻、辣椒和吗啡制成的强效麻醉剂——而在印度和国外小有名气。⁶³ 他花了一周时间调查了两家工厂以及支撑它们的鸦片田，得出的结论是：凭借系统化、引入新专业知识，并对工艺流程给予更大关注，印度鸦片确乎能够被提升到欧洲医药的标准。财政部秘书J.S.梅斯顿对此表示赞同。“没有任何可能的理由，”他写道，“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不应尽力，如果可能的话，去夺取一项据称是有利可图、又不沾染任何污名的贸易的一部分。我们仍须继续在印度为消费税目的而种植鸦片，而且很有可能，目前受到严重威胁的马尔瓦鸦片产业，或可被引导，在某种程度上，向着这个可能存在的新发展方向迈出有益的步伐。”

重组印度鸦片产业的问题，十分棘手。就连那些对转向医药市场这一设想抱有热情行政官员，也不清楚哪个部门才是承担这样一个项目的合适之选。但鸦片产业的整体组织与结构，仍在继续吸引来自印度以外的新的关注。1900年，印度政府答复了日本殖民官员从福尔摩沙（台湾）发出的两度请求，他们希望参观鸦片管理处的工厂及其在加尔各答的设施，或许也是急于将这个新获岛屿上的消费者，同样变成为勤奋的生产者吧。⁶⁴ 五年后，中国政府也提出了类似考察的请求，以便研究印度的鸦片和茶叶种植。⁶⁵ 这些参观都是秘密进行的，与当时的禁烟情绪相悖。但它们暗示出，印度的罂粟，是有可能不在全球谴责的刺目强光下简单枯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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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转折之际，鸦片对于印度不同群体来说，已化作了许多不同的东西。对社会改革家和某些与国际禁烟运动立场一致的民族主义者而言，它是殖民统治所造成剥削的实物证据。对帝国行政官员而言，它是一项收入来源，其结构需要重新改造，去应对一个新时代已然变化了的急务。但对印度某一类精英——主要是王公们和商业家族——来说，它仍然是一种可以被输送到区域发展和利润中去的资源。而对那些展望一个独立未来的印度人来说，鸦片仍然是一种廉价的准医疗物资，在一个正规医疗照护仍极度有限的国度，或许可以派上有益的用场。

图1.5 约1920年，加兹布尔鸦片工厂的工人们。《科学美国人》杂志刊载。

不列颠帝国政府的代理人，曾构建起了次大陆的鸦片市场，而印度西部的鸦片利益集团，则迫使当局作出了新的迁就。整个世纪里，鸦片利益集团不断地使国家资源朝着有利于自己的目的移动。1857年起事之后，孟买的鸦片商人成功地请求，对在运往港口途中遭到袭击的货物，给予保护并赔偿。⁶⁶ 到19世纪70年代，鸦片税正被用来资助印度中西部鸦片产区的基建设施。马尔瓦最重要的一条“鸦片路”，连接德瓦斯和乌贾因两镇，长达二十三英里，就是用对鸦片销售课征的的税款清理和铺设的。⁶⁷ 流往土邦的资金，大大充盈了马尔瓦那些萨胡卡尔（债权人兼放贷人）和王室家族的金库。⁶⁸ 那些未被允许种植鸦片的土邦君主们，对自己无法种植这种作物的机会忿忿不平。⁶⁹ 印度孟买管辖区各地的地方势力，在要求获准在自己的领土上种植这一问题上，声音特别响亮。在古吉拉特多山、商业富裕的卡提阿瓦半岛，世袭土地持有者塔卢克达尔，连同巴夫纳加尔（同在古吉拉特）的土邦王公，一起请求用鸦片取代价格正在暴跌的棉花来种植。鸦片收入在贸易商中，尤其随着中国方面收入下降，滋生了一种某种理所当然的索求感。19世纪接近尾声时，沙逊家族商号团结起孟买的其他鸦片商人，请求降低马尔瓦鸦片的“过境税”。⁷⁰ 鸦片对区域势力和商人、贸易商，以及帝国政府自身，在经济上的此种中心地位，使得贸易的潜在终结，成了在财政上具有毁灭性的前景。

这种经济现实，与鸦片在印度那参差不齐的医疗图景中所具有的、相伴而来的不可或缺性，同时并存。西医进入印度，不仅是象征层面，就是实际层面也是极为有限的，这就意味着，在缺乏更好镇痛疗法的情况下，印度行动者频繁为鸦片的持续使用据理力争。皇家鸦片委员会曾详列鸦片在印度从生到死的照护习俗中的广泛使用，而印度的鸦片倡导者们，则继续为在非正式医疗照护中长期使用鸦片，提供着振振有词的论据。在一份为印度土邦马尔瓦尔王国准备的报告中，邦官员证实，其四分之三的儿童，每日都被喂予小剂量鸦片，以安抚他们并“对抗不健康乳汁的影响”，同时有十二万五千名成年人使用鸦片，以在过度劳累中得到保护，并获得一种据称对酒精的免疫力。⁷¹ 勒克瑙的《奥德·阿克巴报》援引印度拉杰普特人、马拉塔人和穆斯林——“其尚武的种族”——的体能力量，作为鸦片与其说是毒药、不如说是镇痛膏的证据。⁷² 孟买的医生们，也在市政官员提出限制允许他们持有或开具鸦片的数量的新法规时，提出抗议。⁷³ 1894年，当国务大臣就儿童使用鸦片问题征求各省报告时，他收到了纷至沓来的证词，证明这种药物在安抚“烦躁孩童”和预防发烧方面至为重要。⁷⁴ 不管在母国的改革者和印度的社会改革者当中，禁烟主义者为他们的鸦片终极有害论培植起了怎样的同情，但它却面对着其他印度群体中支持鸦片的强大壁垒。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印度的鸦片产业处在一个险陡的十字路口。它一度令人生畏的帝国行政无疑陷入了危机，但其困局远非如禁毒史、国际倡议论和帝国贸易史的研究者所一般设定的那般，是涵括一切且终结性的衰落。鸦片承受着来自多条战线的压力，从全球禁烟主义者的抨击，到印度民族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的声讨，再到全球毒品贸易本身不断变化的格局。但鸦片早已如此深地同殖民印度的经济、社会和医药肌体纠缠在了一起，以致全然废除它，成了一个不切实际的远景。鸦片在经济上，对印度一系列选民团体——包括土邦王公和商业家族——是不可或缺的；鸦片贸易的潜在终结，对已经依赖鸦片收入的这些群体来说，会是财务上的毁灭性打击。鸦片利益集团，尤其是印度西部和中部的那些，已能对殖民国家施加显著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成功地向当局争取到减让、保护和基础设施投资。这一游说势力，让任何在印度实行激进禁烟的计划变得复杂。

鸦片作为医药资源的用途——无论是作为国内的非正式缓和剂，还是作为西方制药的原料——同样使彻底拔除的想法陷入困局。在缺乏广泛普及的现代医疗设施的情况下，鸦片仍是印度相当大一部分人口不可或缺的镇痛剂和家庭常备药。印度评论家们极力颂扬其所谓的医疗益处，视其为在医疗照护参差不等面貌下的一项关键资源。而对健康问题大抵并不关心的官僚们，却饶有兴味地探索将印度鸦片产业转向制造医用鸦片制剂和生物碱的路径。向医药转向的可能性，虽提出了难以对付的挑战，但也代表了一条面临不确定未来的产业的生命线。

20世纪最初十年，印度的鸦片产业，就这般立足在其殖民时代结构的遗产与一个新时代的不确定性之间，做好了准备。而在另一个晚期帝国行政体系内，正发生着类似的转型。在奥斯曼土耳其，鸦片也同样日益被卷入其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动及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变迁之中。这两种语境，都将受到两次全球战争的深刻影响而完全改变，这些战争将从根本上重塑这种药物生产和消费的全球政治经济。印度的思想家、行政官员和官僚们，将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度，在变局之中的世界驰骋，再度重审这些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