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储市场,在摸索中前进


大储市场,在摸索中前进

日本储能并网排队达到了已并网容量的269倍,172GW在等评估,目前仅有0.64GW已落地。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日本政府出了三招,在途上限、双边申请、信息透明,核心思路是用统计学把评估资源重新分配得更公平一些。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日本独有的。全球主要的大储市场,几乎都在经历类似的并网拥堵,只是各国的应对方式大不相同。德国选择用成熟度重新排序,美国用集群研究筛除水分,中国则用行政力量绕开了排队本身。各国路径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各自的电网结构、市场成熟度和储能定位。
这篇随笔,我们简单聊聊,中美德日这几个市场都在怎么对症下药。

日本——以统计学绘制公平线

先简要回顾一下日本的情况。截至2025年底,日本电网侧储能已完成并网的容量仅有0.64GW,然而,等待评估的容量却高达172GW。申请数量在三年内从594件激增至17551件,增长了近30倍。更为棘手的是,少数企业向同一家输配电公司一次性提交几十甚至上百份申请,使得评估团队的精力被高度集中占用。日本采取的策略是“限流”,而非“淘汰”。日本政府并未直接指出哪些项目不能建设,而是为单一主体设置了在途申请上限,该上限为平均值加两倍标准差与5件中的较高者,即 Max(平均值+2σ,最低值5件)。超出上限的申请将顺延至后续批次,等前面的评估完成后,名额空出,才能重新提交。这是日本应对储能项目激增的三招中的第一招。第二招是“双边申请”,即储能项目必须同时提交发电侧和负荷侧的并网材料。以往,储能项目可以仅以“发电设备”的身份申请,放电时通过发电通道,充电时却无需同等程度的负荷侧审查,类似于钻了一个身份模糊的空子。现在则要求两边材料都要提交,将储能“既是电源又是负荷”的双重属性明确化。第三招是信息透明化。日本全国约有29%的发电企业在申请电网信息时被拒绝,关东地区这一比例甚至高达51%。开发商因无法获取电网裕度、节点饱和程度、周边电源计划等信息,选址过程近乎“拆盲盒”。新规则要求输配电企业扩大信息披露范围,并详细说明拒绝理由,使开发商在提交申请前就能判断某个站点的可行性。日本电网由10家输配电企业碎片化运营,东西日本电网频率甚至不同,储能刚从“电源配套”转向“系统级资源”,市场规则尚在磨合期。在此情况下,政府必须迅速采取措施,用行政手段防止少数主体过度占用公共评估资源。

德国——以成熟度重新排序

德国面临的排队规模是日本的4倍多,达到700+GW,已并网的电网侧储能为2.5GW左右。但德国的应对策略截然不同,它依靠“排序”而非“限流”。2026年初,德国四家输电系统运营商联合推出了“成熟度排序”机制(Reifegradverfahren)。简而言之,该机制不再按照申请先后顺序排列,而是根据项目准备的充分程度进行重新排序。拥有土地合同、建设许可、融资协议和设备采购合同的项目,每一项都能获得积分,积分越高,评估优先权越强。与此同时,与风电和光伏共址的项目还能获得额外加分,因为共址意味着可以共享电网接入点,对电网的冲击更小。这一机制的关键前提是德国储能市场已经相当成熟。这里的储能不再是政策补贴驱动的产物,而是作为市场化资产,其收入主要来自辅助服务和峰谷套利等市场机制。德国通过这种机制,不仅优化了项目评估流程,还鼓励了项目开发商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准备项目,从而提高了整体储能项目的质量和可行性。


中国—绕过排队的另一种逻辑
中国的逻辑又不一样。2025年中国储能新增装机约占全球的50%,是全球最大的储能建设市场。但在中国,”并网排队”本身几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用另一种方式绕开了。
中国的电网侧储能主要靠两条路径推进。一条是”强配储”,新能源项目按省级政策要求配套一定比例储能,作为并网的先决条件。山东要求配建15%到20%、时长2小时,内蒙古部分地区要求15%到30%,各省口径并不统一,但逻辑一致:想并网,先配储。另一条是”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由央企或地方政府平台主导,在规划阶段就锁定接入点和容量,不需要像市场化国家那样去排队等评估。(补充说明:强配储是2022–2024年大储发展高峰期的要求,近两年多省已逐步取消或弱化强配储刚性要求。)
换句话说,日本、德国、美国都在讨论”怎么让排队更公平”,中国的问题则是”建完了怎么赚钱”。中国的储能装机多,但利用率、电价机制、辅助服务市场都还在完善中。部分省份的独立储能电站日均调用不足一次,年利用率不到30%,容量租赁价格也从高峰期的每Wh每年0.6元左右跌到了0.3元上下。很多项目建好之后的调用率和收益率并不理想。
各国面对的不是同一个问题。日德美面对的是”需求太旺、通道太窄”,中国面对的是”通道很宽、需求成色不足”。

为什么各国选择不同

在将四国的情况进行对比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它们在解法上的差异以及各自的优缺点。日本的电网呈现碎片化状态,且储能的定位刚刚完成转换,这决定了其必须通过强有力的监管来迅速稳定局面。十家输配电企业各自为政,评估团队人员有限,以东京电力为例,其可能面临数千件申请,若不设置上限,仅有的0.64GW评估能力将被172GW的申请量压垮。而且,储能刚刚从“电源的附属品”转变为“独立的系统资源”,相关的监管框架尚未完善,政府只能暂时采用行政手段来划定公平的界限。

反观德国,其拥有统一市场和成熟的市场化机制,储能的商业化模式已成功运行,开发商是否拥有土地和融资渠道,基本决定了项目的成败。因此,采用成熟度积分替代行政硬约束,使准备充分的项目优先推进,既公平又高效。在美国,由于实行联邦制,各州享有自治权,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仅能推动改革框架,具体规则由各独立系统运营商在实践中摸索。集群研究和“先到先就绪”的策略,实质上是利用技术手段提高评估效率,并在联邦制约束下将筛选压力转移给申请方。

中国的体制则以强有力的规划为主导,央企发挥主要作用,行政力量能够自然地绕过市场排队。新能源储能配置由省级政府决定,独立储能项目由央企和地方政府平台主导,电网接入问题在规划阶段就已内嵌到项目审批流程中。然而,后续的市场化运营,如定价、调度和投资回收,则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这些选择并无优劣之分,只是各国根据自身条件制定的适配方案。日本的策略在德国的统一市场下未必适用,德国的成熟度排序在日本碎片化的电网中也可能行不通。美国的集群研究依赖强大的电网仿真能力,而中国的强配储模式则需要地方财政和央企的持续投入。各国都在本国特定的条件下寻找最优解决方案。

这对行业意味着什么呢?对开发商而言,同一个储能项目在不同国家需要准备的“通关材料”完全不同。在日本,需要计算“在途上限”,确保不超过单一主体的评估名额,同时还要准备发电侧和负荷侧的两套材料。在德国,则要积累“成熟度积分”,土地许可和融资材料越齐全越好,共址项目还能获得额外加分。在美国,要准备“集群研究材料”,密切关注各市场的具体规则更新,尤其是“先到先就绪”的证明清单和截止日期。在中国,需关注省级配储政策和独立储能的容量租赁价格,接入并非难题,关键在于接入后的收入模型是否可行。

对于投资者来说,技术参数和收入模型只是尽职调查的一部分,另一半则是要理解当地的“排队治理规则”。一个在日本被上限卡住的开发主体,在德国可能因为是共址项目而获得优先积分;在美国某个市场上排在前面的项目,可能因集群研究中邻居项目的拖累而被整组顺延;在中国拿到并网许可的项目,可能要面对容量租赁和收入回收的挑战。因此,深入理解各国独特的市场环境和规则,是成功的关键。

声明:分享的内容由网络整理而来,版权归属原作者,侵权联系删除,仅供大家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