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新媒体政治营销研究

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新媒体政治营销研究

黄日涵　曾淳瑶

　　内容提要：数字时代政治传播形态的深刻变革为美国总统大选政治营销提供了新范式，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团队将新媒体政治营销推向精准化发展的新阶段。锚定目标选民、搭建新媒体传播矩阵、与网络“意见领袖”合作等系统性策略，拓展政治营销渠道，提升渗透效能，都对特朗普胜选起到了重要作用。深入剖析特朗普总统大选团队的策略实践可见，社会文化语境、候选人特质与数字技术赋能构成的三重驱动机制，共同成就了此次新媒体政治营销。社会文化因素与技术赋能的作用，揭示了美国总统大选中政治营销的内在逻辑与运作规律，为理解数字时代政治营销的演化趋势提供了参考，也为我们观察美国政治提供了新的窗口。

　　关 键 词：美国大选新媒体政治营销特朗普2.0数字技术赋能　社会文化因素

　　作者简介：黄日涵，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数字经济智库执行院长，国家文化英才；曾淳瑶，华侨大学世界文明对话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厦门 邮编：361000）

　　基金项目：华侨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孵化项目“特朗普2.0时代：美国技术鹰派对华科技竞争战略及对我国家安全影响研究”（25SKFH02）；2025年国家文化英才工程资助项目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498/j.cnki.dbyxk.2026.01.008

　　文章编号：2095-3453（2026）01-0127-16

一、引言

　　政治营销策略起源于美国，广泛运用在国家及地区等竞选活动中，其特质在于借助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特别是利用商业营销这一“工具”扩散政治影响。国内外学界对政治营销的内涵尚未统一界定。国内学者赵可金根据不同学者对政治营销的阐述，将其概念界定为：“特定政治行为主体（政治候选人、政党、政府、利益集团、说客等）在全面调查和评估政治及社会环境基础上，明确价值，定位目标，选择战略，并运用有效的营销手段与众多社会行为体进行信息沟通、理念交流和产品服务交换，以获取民众（选民）的认同和合法性支持，最终改变社会行为体的行为进而实现其政治目标并取得政治权力或权利的活动、形式、关系和过程。”

　　政治营销作为政治传播的形态之一，随着政治传播媒介的变革呈现新的特点。在美国早期的大选传播中，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占据政治营销的核心地位。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崛起，传统媒体对政治营销的垄断地位受到深刻冲击，政治营销权力“去中心化”特征愈发显著。2008年奥巴马开创性地运用社交媒体进行大选动员，标志着新媒体开始成为选战政治营销中的关键渠道。

　　大数据分析、算法驱动等技术的发展持续推动媒介形态和信息传播模式的变化，改变了信息传播的规则与机制，政治传播借助新媒体这一载体突破传统边界，在广度、深度与精细度上实现质的飞跃。历经两届总统大选的新媒体政治营销在2016年选举周期呈现算法化的全新范式，特朗普所聘用的剑桥分析数据公司结合心理测量学、数据分析和精准广告投放等数据策略，助力特朗普成功当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政治传播中的接入，展现赋能选举的潜力，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被视为人工智能爆发式发展后首场深度介入的美国大选。

　　新媒体政治营销在美国大选中的深度参与，以及数字技术迭代演进的强大赋能，引发了学术界对新媒体政治营销范式变革及其效果的广泛关注。

　　国内学者大多围绕数字智能技术如何重塑政治传播格局展开探究，提出在智能技术升级和变迁的背景下，政治传播的理论框架得以重构。 其中，传统政治传播主体的传播权遭遇了“去中心化”挑战，传播主体从一元走向多元，形成多元传播主体共生的新格局，政治传播的核心驱动力转变为数据和算法。而国内关于选战中新媒体政治营销策略的研究较少，韩运荣和田香凝结合学界现有政治营销分析框架，提出了“环境分析-个人形象定位-渠道平台建设-营销攻势实施”的政治营销分析模型，研究并对比了2016年美国大选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竞选策略。 2023年，田香凝和韩运荣聚焦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以纽曼提出的“环境分析、选民区隔、候选人定位和策略的规划与执行”四个竞选营销核心要素为基础，分析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两名总统候选人的政治营销策略。

　　国外学界开展关于新媒体影响政治选战的研究大部分聚焦于探讨其如何提高政治营销的效果。霍华德在2005年以美国1996—2002年选举为研究案例，分析数字媒体如何改变政治信息的生产与消费。 米勒聚焦于2008年美国大选，指出新媒体以低成本、高互动性及精准触达能力在政治竞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中奥巴马对新媒体技术的运用成功吸引了美国最年轻的选民。 马雷克则通过研究数字媒体兴起对政治传播与政治营销的重构，分析其如何改变政治传播的形式与内容，以及这种变革对政治专业化、民主进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布拉欣等人的研究体现个人性格特质的政治广告对公民的政治态度和投票意向的影响。 贝尔更是以2024年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为切入点，探讨社交媒体对当代美国政治的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数字技术重塑政治传播格局，以及选战中新媒体政治营销效果的研究较为充分。然而，国内外现有研究多从技术普适性视角出发，聚焦新媒体如何赋能政治营销以及对政治竞选的影响，对于新媒体政治营销的具体策略与内在机制剖析相对简略，尤其缺乏对具体政治主体突破传统政治营销框架进行策略创新的微观机制探讨，同时也较忽略技术赋能背景下本土社会文化因素对政治营销效果的作用。鉴于此，笔者梳理2008年到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新媒体政治营销的一些思路变化，重点以2024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新媒体政治营销实践为例，探讨在技术赋能与社会文化互动的分析框架下，政治营销策略的创新之处及其背后的多维动因。

二、特朗普新媒体政治营销的策略创新

　　特朗普早在2016年大选中已将新媒体作为其政治营销的主战场，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塑造特朗普品牌吸引选民。 经历了2020年的失败后，特朗普在2024年卷土重来，吸取此前竞选过程中的实战经验，进一步创新其新媒体政治营销策略，通过精准定位目标选民、打造新媒体传播矩阵、与网络“意见领袖”合作等策略，塑造更具影响力的舆论场。

（一）精准定位目标选民

　　在政治营销中，竞选团队需要确定营销目标——在哪些问题上展开竞争，争取哪些选民与公民团体。 在新媒体与算法统计技术的支持下，政治竞选的营销目标愈加精确化，其核心在于通过高级统计和机器学习的应用算法，分析新媒体平台的庞大用户数据，了解选民的需求、爱好与政治倾向，以此制定精准的政治营销内容。 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的精准定位策略极大提升了竞选活动的效率和针对性，为其政治营销搭建战略框架。

　　明确目标选民是确定竞选议题的前提。在2024年大选中，生活成本是选民极为关注的问题，将目标锁定在生活困难的底层人群是比较合理的。特朗普竞选的基本盘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劳工群体，这部分群体大多为“制造业空心化”的铁锈地带蓝领工人，他们对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不满。特朗普抓住这一群体的需求，将竞选议题聚焦于通货膨胀和犯罪，把这两个问题的根源指向非法移民。在竞选集会上，特朗普多次强调边境危机，提出“非法移民正在拉垮美国的经济，带来严重的犯罪”，并在社交媒体进一步宣传，以扩大这一议题的传播范围。特朗普煽动目标选民对全球化和移民问题给美国经济带来影响的恐惧，将这一群体的怨恨情绪转化为政治力量，通过强调自己将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捍卫美国工人的利益，成功获得了这一群体的关注与支持。

　　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除了获得共和党传统“票仓”——白人选民、没有大学学历的选民和年长选民的稳固支持，在年轻选民以及非裔和西裔男性选民中也取得关键性进展。 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男性投票支持率为55%，高于2020年50%的支持率。 这一显著进展与特朗普对男性群体展开精准政治营销相关，其竞选团队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提高该群体关注度的播客清单。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针对年轻男性选民的精准营销，获得“50岁以下男性”的更多支持。

　　相比之下，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竞选团队在大选中“广撒网”，目标选民是郊区女性、黑人选民和温和派共和党人群，并对这些选民群体做出笼统承诺，而通常压倒性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非裔男性却未得到及时的特别关照，导致非裔群体对其支持率明显下降。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4年大选中哈里斯的黑人选票尤其是黑人男性选票比例明显低于前两届民主党候选人。 哈里斯在竞选中目标选民的不精确及多方讨好的态度，使其政治营销内容缺乏针对性，削弱了营销效果，不利于其巩固民主党传统基本盘。

（二）打造新媒体传播矩阵

　　新媒体传播矩阵将不同形态的平台有机结合，通过在不同平台发布信息，结合平台特色，覆盖不同需求、不同背景的用户群体，满足信息传播的多样化需求，扩大传播范围，提升传播效果。 新媒体是特朗普的主战场更是舒适区，在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活跃于不同形态的新媒体，致力于打造政治营销的传播矩阵。

　　特朗普在X（原Twitter）、真实社交（Truth Social）、Facebook等社交媒体设置自己的政治营销议程，从而避开传统媒体的审查或筛选。在其Twitter账号被封禁后，特朗普创立了专属的社交平台Truth Social，该平台用户群体高度垂直，主要为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右翼极端分子。Truth Social精准传递特朗普的政治主张，在主要支持者中营造了信息“回音壁”，巩固并强化了重要选民的支持。在X平台，特朗普的粉丝基础庞大，2020年就已坐拥超过8000万的粉丝量。马斯克将Twitter收购并改名为X后，重新开放了特朗普的账号。特朗普回归的第一条贴文当时就获得了80多万的观看量。特朗普在X的高热度为其在这一平台的新媒体政治营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Facebook凭借庞大的用户基数和成熟的广告投放系统，在特朗普的政治营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朗普启动用户互动的功能，不仅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议程垄断，更是凭借在社交媒体的影响力，驱使新闻机构增加对他在社交媒体活动的报道，有利于其进一步拓展政治营销的媒体边界。

　　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的政治营销媒介也扩展至抖音国际版（TikTok）、播客等视频平台。TikTok的短视频形式，以及自带的评论、话题标签和热门趋势等互动功能，有助于实现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可视化互动，为政治话语提供独特的视角，从而加速传播。 特朗普2024年6月“入驻”TikTok后，迅速积累了超过600万粉丝量，他利用TikTok对高互动内容的推荐机制，不断输出立场观点和发起冲突话题吸引关注，将增强互动热度作为“争议性流量密码”。另外，特朗普在TikTok中的语言风格与该平台平民色彩的特性较为契合。某篇追踪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在TikTok上舆论动态的文章指出，有关特朗普的话题标签以及选举口号“MAGA”的讨论，比哈里斯及其政党的讨论热门。 除此之外，播客这一小众媒体也开始崭露头角，成为特朗普的竞选利器。在竞选冲刺的最后三个月里，特朗普频繁亮相于影响力大、听众众多且互动性强的广谱类播客，尤其是出现在每周听众超数百万的播客节目中，如“乔·罗根体验”等。特朗普在这种近乎直播的播客中最大程度展现自己的性格特点，在访谈中不局限于阐述政策纲领，还拓展至外星人、肯尼迪档案、自身的家庭生活与体育爱好等话题，借以拉近与选民之间的距离。此外，相关播客录制在YouTube和TikTok上被剪辑成短视频片段，借用户生成内容（UGC）裂变扩大传播半径，为播客节目带来更多的流量。这种“播客切片”能够让用户快速获取该播客的内容精华，进一步扩大了特朗普政治营销的传播范围。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及播客等媒介构筑起新媒体传播矩阵，通过多平台协同，追求内容分发的全覆盖。特朗普通过新媒体协同策略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以及内容触达率，将政治传播转化为“注意力经济”的竞赛。

　　反观哈里斯的新媒体传播策略，其竞选团队虽已意识到新媒体对触达年轻选民的重要性，也通过制作政治“梗图”、meme短视频等形式，借助新颖的新媒体渠道争取年轻选民，但整体策略偏保守低调，未能充分结合不同类型新媒体平台的特性开展针对性政治营销。在社交媒体战中，哈里斯并未像特朗普那样打造专属平台，形成“排他性”政治营销渠道。在X和 Facebook平台，她既缺乏特朗普那样的固有粉丝基础，不占竞争优势，又因以拜登接棒者身份入局社交媒体选战的时间较晚，错失了初选阶段抢占选民注意力的窗口期。哈里斯后续社交媒体营销也未产出具备高讨论度的话题内容，未能有效突破传播瓶颈。在播客平台，哈里斯倾向于参加聚焦特定议题和人群的垂直类播客节目，如主要面向女性听众的Call her Daddy、针对黑人男性的The Breakfast Club，拒绝参加“乔·罗根体验”这类具有高曝光度的广谱类播客。这导致她播客营销的受众范围较窄，接触的选民群体多样性不足，影响其吸引其他类型的选民。在TikTok这一主打短平快的视频营销阵地，哈里斯的语言风格等仍延续传统政治精英做派，表达感染力不及特朗普。此外，她的视频内容多聚焦于攻击对手，较少正面回应选民关心的议题，影响其与选民建立有效联结。

（三）与网络“意见领袖”合作扩大影响力

　　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及“意见领袖”对政治具有较高的敏感度，能够在人际传播中有效发挥作用，如在总统选战期间将重要的竞选信息传递给选民，并解释相关竞选问题，以此形成社会群体的政治同质性。

　　网络“意见领袖”通过在新媒体平台传播自己的形象和信息，吸引同质人群关注，形成一定的粉丝群体。对于总统竞选而言，与网络“意见领袖”合作有助于获取不同网络“意见领袖”的粉丝群体的支持。

　　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新媒体政治营销策略不可忽视的一环就是与社交媒体上的网络“意见领袖”合作来动员选民，将政治信息转化为平台内容，获取目标选民的支持。在TikTok上，特朗普经常发布与“头部网红”互动的视频，例如与保罗兄弟、ANUEL AA、阿丁·罗斯共同出现在视频中。这些网红在社交媒体平台具有庞大的粉丝数量，自带高热点与流量，特朗普通过与这些网红合作进一步扩大在新媒体的曝光度和关注度。除此之外，特朗普还获得了一些名人的公开支持，包括科技界的马斯克、播客圈的乔·罗根，以及体育界的著名职业摔角手“送葬者”（The Undertaker）、胡克·霍根、格伦·雅各布斯和橄榄球职业选手布雷特·法弗。

　　这些支持者多为保守派且颇具个人色彩，他们的名人效应以及在新媒体所拥有的粉丝基础提高了特朗普在特定社群中的影响力。其中，科技巨头马斯克为特朗普提供了舆论阵地，影响了科技界和年轻选民的投票意向；播客界“头部主播”乔·罗根的“乔·罗根体验”节目的听众中71%是男性，高中和大专毕业生各占一半。 罗根在播客节目上对特朗普的赞赏以及公开支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主要听众及粉丝对特朗普的印象与态度；而The Undertaker、胡克·霍根则是全球著名体育娱乐公司“世界摔角娱乐”的明星职业摔角选手。他们颇具冲击力的职业摔角手形象，在社交媒体吸引了众多男性粉丝。这些“硬汉”形象的助阵，为特朗普在男性选民中增添了支持力。

相比之下，民主党阵营得到的是泰勒·斯威夫特、奥普拉·温弗里、碧昂丝等音乐、电影及主流媒体明星的支持，而在体育界的营销则在职业体育联盟中四处撒网，没有确定营销范围。总的来看，两方援军的类型和受众结构截然不同，特朗普所获得的网红和名人的支持更具有针对性，并以社交媒体上的网红为主。哈里斯得到的名人支持则难以摆脱“精英”标签且没有明确的选民目标。特朗普与哈里斯新媒体政治营销策略的对比分析，可参见表1。

三、特朗普政治营销成功的多维动因

　　回顾2024年特朗普的竞选历程，新媒体政治营销策略是其成功问鼎总统宝座的关键因素，这背后离不开社会文化因素、特朗普个人特质、技术赋能的共同作用。

（一）社会文化因素

　　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的政治营销，充分利用了美国当前民粹主义上升的社会背景。他打着激进的政治、经济、移民口号煽动美国民众的情绪，并凭借新媒体这一符合民粹主义的宣传路线绕过传统媒体限制，直接动员民众，在新媒体中拉高议题曝光度以维持对抗情绪。

　　其一，美国民粹主义在经济上表现为对经济不平等与全球化影响国内就业的不满而催生出“反对精英政治”“反全球化”情绪。美国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增长缓慢、处于疲软状态，中低收入阶层承受较大损失，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阶层固化问题严重。 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迁移至发展中国家，国内制造业出现空心化，大量蓝领工人面临工资下降、失业等问题。 上述情况加剧了底层民众对精英阶层的不满，进一步助长了“反建制派”“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情绪。

　　其二，在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人口比例显著上升的情况下，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产生“种族排外情绪”。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其人口结构呈现显著的多元化特征。近年来，美国白人人口比例急剧下降,拉美裔和亚裔人口所占比例大幅上升。按照美国政治的运行规则，种族群体规模影响该群体在国家治理中的话语权，所谓白人人口比例不断下降意味着他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地位不断遭到削弱，而少数族裔则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一些白人面对这种社会人口比例的变化感到不安、恐惧、甚至愤怒。 在经济困境中，部分白人认为移民抢占了他们有限的就业机会与社会福利资源；白人至上主义者更是认为少数族裔人口激增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并对白人的核心价值体系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这部分白人在民粹主义者的煽动下，将移民视为非法甚至罪恶的存在。

　　其三，美国民主党在经济与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和表现，使不认同的民众对“建制派”政治精英不满，催生民粹主义情绪。拜登上台后，为加快推动美国从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中复苏，相继推出《通胀削减法案》《美国救援计划法案》等政策措施加强金融管制和经济刺激，但都未能让普通民众感受到明显的经济改善。相比于拜登为降低通货膨胀而收紧货币政策的做法，特朗普放松管制的主张得到较高认同。在针对种族对立与非法移民问题上，拜登政府为稳固少数族裔的支持，采用“就地假释”、保留“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等移民政策。 美国国内反对者认为拜登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引发了边境非法移民数量的急剧增加，使美国的人口构成进一步复杂化，加剧了种族矛盾。以“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为特征的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更为泛滥。

在美国社会民粹主义情绪高涨的背景下，特朗普在竞选中的政治营销策略着力体现所谓“以选民为中心”，高喊“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在经济上，特朗普主张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许下当选后将促进制造业回流、振兴传统工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等承诺；在移民议题上，特朗普力主限制移民入境、关闭边境，并提出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禁止生育旅游以及终止非法外国人子女的自动公民身份等政策主张。特朗普在大选中将美国民粹主义上升态势与新媒体特性深度结合，借用新媒体迅速扩散其民粹主义理念。特朗普通过新媒体平台评论区、粉丝互动等为民粹主义者提供了宣泄的渠道，强化了民粹主义群体对特朗普主张的认同。

（二）特朗普个人特质

　　特朗普新媒体政治营销的成效与其个人特质存在显著关联性，其对网络传播规律的把握及突破传统政客形象的网红特质是重要因素。

　　早在2004年，特朗普通过参加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王牌真人秀节目《学徒》在全美打开了知名度。进入新媒体时代，特朗普将《学徒》节目中“制造争议”提高曝光度的方式运用在个人新媒体账户的运营中。他通过在Twitter上附和关于奥巴马的“阴谋论”，获得了百万粉丝的关注，成为火爆的时政“大V”。 在第一任期中，特朗普更是因为频繁使用Twitter发布言论被网友称为“Twitter治国”的总统。

　　特朗普在真人秀节目中塑造“表演型人格”特质，深谙在新媒体语境下“争议即流量”的传播逻辑，通过发表大胆且具有争议性的言论，煽动目标选民对政治对手采取对抗行动，进而达成竞选目的。在2024年竞选中，特朗普反复强调2020年总统大选“被干预”，以此煽动支持者情绪，为参加2024年大选塑造所谓正当性。 在行为上，特朗普将社交媒体变成其个人的“政治舞台秀”，以争议性事件获取流量。如在拜登称特朗普的支持者为“垃圾”后，特朗普身穿橙色环卫工人背心，乘坐印有“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2024”字样的垃圾车出席威斯康星州集会，称他的支持者为“美国的心脏与灵魂”，并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这一画面，在TikTok上收获了高播放量与点赞量。特朗普以戏剧化的方式进行反击，成功将舆论焦点转移至民主党“精英主义傲慢”的叙事上。除此之外，特朗普通过在宾西法尼亚州遇刺后挥拳高喊“战斗”的视频，着力打造“硬汉”印象，拉高竞选声势。

　　特朗普竞选团队以特朗普商人出身的非职业政客形象，放大其“非政治化”的特质，将其营销为“普通美国人” 及“反建制的斗士”。竞选期间，特朗普针对传统精英政治开启“反建制战役”，公开表示美国政治体制存在严重腐败和僵化问题。在其总统竞选认证网站上，特朗普声称华盛顿的联邦官僚机构“充斥着腐败和浪费”，承诺当选后要清理“深层政府”、解雇流氓官僚和职业政客以及打击政府腐败，“将权力交还给美国人民”。 特朗普欲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与对现状不满的选民产生共鸣。

（三）技术赋能：算法时代的传播革命

　　特朗普的新媒体政治营销功效与其精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算法技术密不可分。人工智能技术、算法推荐机制在新媒体平台的接入，为特朗普的新媒体政治营销提供了技术便利。

　　人工智能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朗普竞选团队在此次大选中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制作图像攻击对手，并为竞选活动制造名人支持的假象，如用人工智能生成流行歌手泰勒·斯威夫特与其粉丝支持特朗普的图像，并在Truth Social平台发布，借助泰勒的流量与号召力吸引年轻一代的选票。

四、结语

　　随着新媒体传播平台的出现及数字传播技术的更新迭代，政治营销权力逐渐“去中心化”，政治营销渠道也愈发多元。 在民粹主义回潮与数字技术变革的背景下，特朗普新媒体政治营销中“以目标选民为中心”“社交媒体动员”等选战策略值得研究。2024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汲取前两次竞选的经验，进一步定位目标受众，在X、Truth Social、Facebook等社交媒体以及TikTok、YouTube等短视频平台上展开政治营销，并积极开拓播客平台，构筑新媒体政治营销的传播矩阵。特朗普还借助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扩大其政治营销的覆盖范围。这些创新的营销策略为其在新媒体场域中形成对哈里斯的竞争优势提供了重要支撑。美国总统大选通过新媒体进行政治营销的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将成为未来总统大选中的博弈焦点，深入了解特朗普的新媒体政治营销策略，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剖析美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特朗普政治营销的成功是本土社会文化、个人特质、技术赋能三者适配的结果。其中，特朗普对新媒体传播规律的掌握及对“个人品牌”的塑造起到关键作用。特朗普上台后依旧将新媒体平台视为政治营销的关键渠道，俨然将传统的新闻办公室转型为网红运营机构，试图构建一个由社交媒体动态和右翼民粹主导的信息世界，以此削弱主流媒体并抵消批判性报道的影响，进而推销其扩张总统权力的主张。特朗普的相关实践，进一步凸显了美国民粹主义倾向的抬头态势，值得持续关注。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