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和市场,审批和信任

    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公布时，西方经济学界几乎陷入一片错愕。出人意料的是，因“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及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入分析”，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与奥地利籍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共同获得。

    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穆瑞·罗斯巴德在写于1974年的《哈耶克与诺贝尔奖》一文中称，哈耶克的获奖，“对美国和全世界的自由市场崇拜者来说是一个惊喜”，因为自创立伊始，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偏向那些左翼的，反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他们往往致力于以数学语言发展经济学理论，用各种精细的数理模型论证自由巿场的局限。与之相比，哈耶克却是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光谱中，为他所复兴的微观经济学找到了位置。

    为何在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竟决定向这位自由主义的不懈捍卫者献上迟来的肯定？原因或许在于，20世纪30年代曾经遮蔽哈耶克的凯恩斯式宏观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诸多举措留下的政治经济遗产，在发端自1973年的一系列滞胀危机中崩解了。此后，西方各国遂开始其向新自由主义的漫长转变。

    在美国历史学者，《经济学人》编辑马克·莱文森看来，1973年是世界经济转折的一年。二战后持续了整整25年的繁荣景象，此刻已如肥皂泡般塌陷，只留下稀疏的油花。在《大转折》一书开篇，莱文森用石油危机的惨淡景象，揭开了那绵延至今的衰败的序幕。

    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生了“双黄蛋”，这个贡纳尔.默达尔不是别人，正是哈耶克的一大论敌。作为瑞典学派（The Swedish School，属于“管制派”）的代表人之一的他，不仅是老牌凯恩斯主义者，也是瑞典福利国家的创始人之一，他亲手策划、设计了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制度。

    而哈耶克一向是反对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制度的。但据说瑞典皇家科学院一开始只是想把诺贝尔奖颁给贡纳尔.默达尔，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本身是瑞典福利国家的创建人之一，而且为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尴尬的是贡纳尔.默达尔一直以来又被认为是经济学界”左得离奇“的一号人物。于是只好找来一个右派人物平衡一下，思来想去，他们找到了被学术界视为”极右翼“的哈耶克。

    于是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颁奖仪式上便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两大思想对手同时亮相，从那以后，自由市场理论正式登上舞台——弗里德曼、科斯、贝克尔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接连获得了诺贝尔奖。

    哈耶克是博学的，他是一名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思想史、法学、心理学以及认识论等诸多领域都有所涉猎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

    他的理想只有一个：让市场在恰当的规则下自由地运转。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中，个人才能够最充分地利用自己和他人的知识，实现自己的目标，并推动文明的发展。

    哈耶克认为个人自由指的是“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所谓“强制”。

    哈耶克把强制定义为：“所谓`强制’ ，我们意指一人的环境或情境为他人所控制，以至于为了避免所谓的更大的危害，他被迫不能按自己的一贯的计划行事，而只能服务于强制者的目的。… …强制之所以是一种恶，完全是因为它据此把人视作一个无力思想和不能评估之人，实际上是把人彻底沦为了实现他人目标的工具。”

    因此，他还预设了个人具有某种确获保障的私域（some assured privatesphere），亦预设了他的生活环境中存有一系列情形是他人所不能干涉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都深受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制订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直接对两国政府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起步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是否受哈耶克的影响不得而知，而邓小平同志在恢复高考时，取消“领导批准”四个字，却是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精髓。

    凯恩斯始终看不起哈耶克，认为他的学问杂乱无章，算不上经济学。其实哈耶克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他反对计划经济；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政府干预；他反对立法泛滥，也反对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政策等等，一切都出于哈耶克对人性的洞悉。

    1944年，纳粹德国败局已定，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横空出世，一鸣惊人，风靡世界。“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由美好的愿望铺就而成的”，“总是使人间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人们试图使其成为天堂”。哈耶克在书中引用了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话，想以此警醒那些对乌托邦心存幻想的民众。

    是审批还是信任，是放权还是上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还是用自由市场让人无权可用。这将是改革的伟大选择。其实，难也不难，只要取消“领导批准”，给予信任，利剑高悬即可。深化改革，愿世界越来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