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曙 范晴雯 | 市场为本、规模为用:特色农业如何实现产业富民

张兆曙，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范晴雯，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特色农业；产业形成体制；产业富民；市场链；产业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县域特色农业的产业化及其富民路径研究”（25BSH071）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具有高附加值的特色农业（即地方土特产）被赋予了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正是由于对土特产价值的重视，我们可以在近些年县域经济发展中观察到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即各种特色农业逐渐开始从小众性的地方资源转化升级为承担富民使命的规模产业。[1]各地纷纷打造“一县一品”的特色农业，动辄数十万亩、上百万亩的“××之乡”等特色农业基地遍地开花，比如潜江小龙虾、柞水木耳、安岳柠檬等。① 但是，特色农业的产业化与产业富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从特色农业到产业富民不仅需要系统的产业和市场建构，而且需要复杂的要素重组和利益联结。本文从富民工程的政策定位出发，借助地方性视角下的过程分析，系统梳理和考察了特色农业的产业化过程及其富民路径，希望从中发现从特色农业到产业富民的转换机制。

一  特色农业产业化的研究基础

基于系统的官方统计数据和国际比较，黄宗智考察了1980—2010年中国的农业结构，认为其发生了一场隐性的革命和结构调整，即从以谷物生产为主的传统农业，转向越来越多的高值新农业。[2]隐性革命的政策表现是特色农业受到高度重视，也即在农业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发展特色农业不仅被视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而且升级为一种特定的国家治理手段，成为产业扶贫、产业振兴的政策着力点。在此背景下，特色农业的产业化因此成为一个观察农政变迁的重要视角。针对大规模农业结构调整，学术界普遍认为，发展特色产业并不是简单调整农业种植比例问题，而是一个由地方政府、企业（资本）和农户等共同参与的产业构建过程，[3]也是一个产业链和市场链的重塑过程，[4]还是一个上下级政府间的动员与落实、激励与惩罚的组织过程。[5]总体上看，既有研究主要基于三个视角展开：

一是产业决策视角。地方政府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推手，特色农业的发展首先来自政府决策。相关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的主流取向是，通过工商资本的引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政府则在融资、土地、财政和农业项目等方面为农业企业提供支持；[6]对于这种资本取向的产业决策，黄宗智等学者将其归结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误导，导致地方政府盲目相信规模效应，错误地向龙头企业倾斜。[7]实际上，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以农户为主体的经营模式更有优势。[8]同时，地方政府在农业产业化问题上的盲目决策还会产生一种非预期后果。刘军强等人的观察发现，地方政府上下级之间的强激励与弱惩罚，很容易使农业结构调整陷入“新产业—低效运作—新产业”的重复怪圈，[9]从而使不断“折腾”或更换新产业成为地方特色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10]

二是资本进入视角。由于特色农业的产业化对工商资本和农业企业的高度依赖性，农业市场主体的进入环境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刘蓝予和周黎安基于“官场+市场”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在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的双重作用之下，地方政府与农业市场主体、准市场主体围绕特色产业的崛起，形成一种多元互动机制，并通过政策引导提升特色产业的市场竞争力。[11]符平则将这种环境定义为一种由政府、企业、农户等市场行动者，围绕特色产业的打造而形成的创新网络。[12]此外，外来资本及其市场主体的进入环境还涉及如何扎根乡土，也即社会基础问题。徐宗阳、付伟等人在资本下乡的困境中发现，特色农业的发展是外来资本与乡土社会长期互动和相互形塑的结果。比如，特色产业的劳动力配置方式和生产组织过程都紧密嵌入经营者的家庭生活，嵌入乡村社会的多元产业体系，嵌入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和行动伦理。[13]只有将特色产业的组织方式和技术要求与乡土社会基础有效结合起来，才能顺利推进农业转型。[14]

三是产业化效果视角。相关研究表明，在特色农业的产业化过程中，产业政策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效果。比如，在产业扶贫的政策支持下，农业市场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产生了明显的带动作用。[15]而颜燕华的田野调查却发现，地方政府打造特色农业的产业政策，确实能够在特定条件下取得良好经济效益。但是，以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特征的特色产业在面对市场波动时，也会丧失灵活性。反而是农户自发的、“时变”的产销策略，更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真实市场。[16]贺雪峰等甚至认为，产业政策的介入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农户从属和依附于资本，削弱了农户的生存空间和行动能力。[17]除了产业政策之外，城乡二元市场对特色农业产业化效果的影响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特色农业生产之外的加工、流通和消费等环节，从“生产—消费”的角度探讨农户发展特色农业的利益实现机制，即如何从组织方式和市场结构上打通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关系，[18]在农产品进城的市场关系中，分享特色农业的产业红利。

总体上看，来自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者围绕特色农业的产业化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然而，既有研究主要是在“政府—企业（资本）—农户”的关系中，从特定产业行动者的角度所进行的共时性研究，其问题意识要么来源于政府的决策取向，要么来源于农业市场主体的进入环境，要么来源于农户发展状况。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特色农业的产业化及其富民机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共时性研究缺少过程思维，无法对特色农业何以富民提供完整的过程性解释。这就需要进行更加系统的观察，去发现特色农业的产业化与产业富民之间的政策与市场逻辑。

二  政策定位与地方性视角下的过程分析

本文需要重申一个基本的政策定位，即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色农业的产业化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富民工程。这一定位包含着两个关键特征，即地方性和过程性。其中，地方性代表一种物理边界或空间范围，特色农业是一种地方性资源，产业化的推动力也主要来自地方政府；过程性则指特色农业须经过一系列行政和市场层面的转化过程，方能最终实现产业富民。因此，系统回答“特色农业如何实现产业富民”的问题，必须充分把握其地方性和过程性。

地方性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一是空间属性，特色农业往往是某个地域范围或者带有地域标签的产品类型，也就是特定地理空间孕育出的“土特产”，它往往包含着独特的耕作实践、生产技艺、产品特色和消费风格等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文化特征。二是行政属性，特色农业的产业化表现为一种以地方政策边界或者由地方行政体系推动的产业建构，比如脱贫攻坚期间贫困县打造“一县一品”的特色产业基地。三是市场属性，具体表现为以地方市场为基础的产品流通与市场拓展。特色农业产业化必然要求走出地方市场，否则将难以维系大规模生产。概言之，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地方性特征，并不仅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而是叠加了行政属性和市场属性的一种综合属性。

最能体现地方性这一综合属性的社会单元当属县域。县域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社会、经济共同体和国家治理单元，具有完整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政策体系。[19]县域的空间、行政和市场三个维度，能够系统呈现特色农业产业化的整体图景，包括地方性特色资源、地方政府的产业打造和地方市场的拓展。因此，县域集中体现和定义了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地方性特征。② 特色农业的产业化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治理的一个缩影，是一个由政府、市场主体和农户三大产业行动者共同完成的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复杂的政府决策、市场化运行和社会参与过程。在县域社会学视角下，特色农业的产业化过程是以下三类产业主体相互建构的结果：一是作为产业决策与推动者的县级政府、乡镇政府、村级组织以及产业部门；二是作为主导产业发展的农业市场主体，包括特色农业市场链、产业链上的各类企业主体；三是参与特色农业产业化的普通农户。

特色农业的产业化作为一项富民工程，其过程性表现为“特色资源→规模产业→产业富民”的推展序列。它包含两个层面的转化过程：一是规模产业的打造过程，也就是从小众的地方性特色资源向规模产业的转化。二是产业富民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从规模产业向产业富民的转化。由两个转化所构成的过程属性表明，以规模化为基本特征的产业打造与以农户稳定增收为基本要求的产业富民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目标，“上规模”并不等于富民。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调结构”“上规模”的产业化过程相对比较容易实现，而产业富民却复杂得多，“有产业不富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简言之，从富民工程的定位出发，特色农业产业化得失成败的评判标准并不是规模，地方政府的产业打造也不能止步于“上规模”，无论是产业扶贫还是产业振兴都需要一种以产业富民为终极目标的长链条思维。

在“特色资源→规模产业→产业富民”的转化过程中，产业富民处于逻辑链条的最后一环。作为一种终极目标，它是农户参与产业化过程并分享产业红利的一种预期状态。特色农业的产业化能否富民，取决于产业红利的生产及其分配方式。从来源看，产业红利包括政策红利和市场红利。其中，政策红利是地方政府在打造特色产业中所提供的政策支持，比如农户和农业市场主体获得的产业奖补、技术支持和市场服务等；市场红利是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市场回报，也就是产业行动者将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种苗和生产资料等产业要素投入到特色农业所转化出来的市场收益。相对来说，在特色农业的生产中，政策红利主要充当了一种合作诱因。比如，以产业奖补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支持是以发展特色产业为前提的，其对产业红利的贡献主要在于降低生产成本，只有经过市场的转化才能变为具体的市场回报。因此，产业红利的主体是市场红利，政策红利也要通过市场红利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富民的本质是产业要素围绕特色农业产业化的投入、配置、联结和生产性转化，最终按照特定的市场逻辑分享产业红利或获得市场回报的过程。

综上，富民工程的政策定位为特色农业的产业化研究，并预设了一种充分反映其本体论特征的研究框架，即地方性视角下的过程分析。其中，地方性视角需要借助县域社会学研究来实现，过程性分析则主要是充分敞开“特色资源→规模产业→产业富民”链条中的转化与目标实现过程，并借此揭示产业富民的内在机制，包括富民逻辑、富民路径等。

三  产业形成体制与县域特色农业的产业化

从制度主义的角度看，特色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调结构”“上规模”是一个打破既有均衡状态的产业变迁，这在土地承包和自主经营的制度安排下是不太容易实现的。如果缺乏一种合法的、结构性的推动力或动员机制来克服制度上的阻力，产业化所要求的“调结构”“上规模”往往会遭遇农户的抵制。因此，特色农业的产业化不是任何产业行动者单方面行动的结果，而是一种复合行动的产物。中国农村改革以来，特色农业的产业化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性的产业形态：一是面向“三农危机”的特色农业产业化，即通过发展传统主粮以外的特色种养殖业应对增产不增收的农业危机，其基本特征是传统农业之外的多种经营；二是面向贫困治理的特色农业产业化，即通过特色产业扶贫促进贫困户稳定脱贫，其基本特征是产业扶贫；三是面向乡村振兴的特色农业产业化，即通过特色农业的产业化提振乡村业态，其基本特征是产业再造。以上三个阶段性的产业化过程，无一不是在特定政策支持下实现的。特别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期间大规模的特色农业产业化，其背后更是存在着一套结构性的推动力和系统的形塑机制。具体讲，就是由“政府、企业（资本）和农户构成的市场创新网络”合力“共谋”的一场产业行动。[20]

本文将这种结构性的推动力和形塑机制定义为特色农业的产业形成体制，它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学过程，表现为一整套国家介入、推动和引导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制度安排，③包括具体的行政架构、政策体系以及相应的行动结构。很显然，在“特色资源→规模产业→产业富民”链条中，规模构成富民的前提。规模产业的打造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如何使分散的产业要素向特色农业集中。因此，产业形成体制的着力点就是解决规模问题。从各地打造特色产业的制度化实践来看，产业形成体制表现出以县域为主要产业治理单元（即“一县一品”）的地方性特征，其本质是政府与市场、资本与农户、土地与技术围绕特色农业进行有效结合的县域政策思维及其实现方式。总体上看，产业形成体制在县域特色农业的产业化过程中表现出三大运行特征：一是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落实；二是自成一体的县域政策体系；三是统一协调的产业行动。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各种“一县一品”特色产业基地就是在县域产业形成体制的运行中被集中打造出来的。

县域产业形成体制首先是国家农政变迁在县域层面的制度化投射，也就是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在县域层面的落实所形成的一种行政架构。在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中，每一次农业政策变迁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改革动因。比如，以多种经营为基本特征的特色农业产业化，实际上是多轮农业结构调整的产物，而国家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的背景和动因，要么为了减轻粮食征购负荷，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要么为了改革粮食流通体制，调节和平衡农产品供求关系；要么为了解决增产不增收、卖粮难问题，发展高效优质农业。[21]再比如，在以产业扶贫为基本特征的特色农业产业化中，农政变迁的基本背景和动因是城乡关系进入了以工补农、城市反哺农村的新阶段之后，通过资本与高值新农业的结合进行产业扶贫。因此，国家农政变迁的制度化投射塑造了县域产业形成体制的行政架构，即以县级党委政府为产业决策动员中心，以涉农职能部门为产业政策供给主体，以乡镇和行政村为产业推进实施主体的行政架构。

县域产业形成体制其次是一套引导要素重组的政策体系，也就是基于特色农业产业化的需要而设计的一整套促进资金、土地、技术和劳动力等产业要素重组的政策支持系统。产业形成体制的政策体系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农业企业或市场主体的政策支持，包括对工商资本的招引政策、财政扶持政策、产业带贫补贴政策、产业金融政策、集体经济组织的政策支持等；二是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支持，包括产业奖补政策、种苗农资补贴政策、技术支持政策、小额贷款、保价兜底政策等。从我国特色农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多种经营意义上的特色农业，还是产业扶贫和产业再造意义上的特色农业，其产业化所要求的结构调整和规模经营，本质上就是通过上述政策体系提供诱因，促使各种产业要素从传统农业向特色农业流动和聚集。其中，以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为核心的资金流动在产业形成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土地、技术和劳动力等其他产业要素往往是适应政策资金的流向进行重新配置的。

县域产业形成体制最后表现为一种产业行动者之间的行动结构，也就是在上述行政架构的推动和政策体系的引导下所形成的一种体现“政府、市场与社会合力”的组织形式。[22]实际上，通过行政推动和政策引导的“调结构”“上规模”，仅仅迈出了特色农业产业化的第一步，是一种粗放的、注重形式绩效的产业化。如果不能解决利益冲突、发展预期等关键问题，停留于“上规模”的产业化并不具有以实际获得为中心的实质绩效，这是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化最重要的挑战。它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利益关系，即产业行动者在产业化中形成何种利益关系；二是市场回报，即产业行动者在产业合作中如何获得稳定的市场回报；三是技术保障，即产业行动者在特色农业产业化中如何进行技术合作。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特定的行动结构，特色农业产业化的本质是产业行动者在利益、市场和技术三个维度上的有效合作。其中，利益关系取决于产业要素的配置方式；市场回报取决于不同市场地位之间的市场联结；技术保障取决于生产性技术的服务与支持。如果从产业富民的定位来看，合作的重点是农户在利益关系、市场回报和技术保障上能否获得稳定的预期。

产业形成体制的行政架构、政策体系和行动结构充分体现了我国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制度化关系及其运作特征，本文将其概括为“通过行政和政策力量形塑产业行动”的产业建构过程。自1980年中国农村改革以来，这种制度化关系的运作在县域产业治理中表现出对农业结构变迁的持续影响力。无论是以高值新农业的兴起为标志的隐性农业革命，还是“一县一品”特色农业产业基地的崛起，均离不开产业形成体制的推动、引导及其对合作关系的建构。毫无疑问，通过行政和政策力量形塑产业行动的产业形成体制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治理路径，它是国家对小农普遍面临的规模困境和市场困境的一种制度化回应。不可否认，作为国家介入、推动和引导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产业形成体制确实带有政府干预的色彩，但不能将产业形成体制简单等同于粗放的行政支配。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化过程的政府干预，本质上是一个通过有为政府促成有效市场的问题，也即产业形成体制作用于产业发展基础的干预方式。根据具体的干预方式，产业形成体制可以分为两种理想类型：顺推型产业形成体制和托举型产业形成体制。

其中，顺推型产业形成体制是一种顺“势”而为的制度安排。这里的“势”，即市场层面自发形成的发展态势与产业优势，具体表现是某种特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和成长性，而且表现出较强的内部性。比如，已经获得比较广泛的市场认可，业已形成较强的内生动力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等等。顺推型产业形成体制的运行主要是进行一种“锦上添花式”的政策支持，帮助解决一些制约产业进一步壮大的突出问题。托举型产业形成体制则指政府通过全方位的政策扶持打造规模产业的制度安排。通常情况下，借助托举型产业形成体制打造的规模产业，市场层面的产业基础往往未能形成自主发展之“势”，或者说产业发展的内部性不足，发展特色产业的内生动力和社会基础均比较缺乏，需要政府进行强有力的推动，因而在产业发展上表现出较强的外部性。这在脱贫攻坚期间打造大规模特色产业扶贫基地中比较常见，政府既要通过优惠政策招引外来资本，还要对农户的参与提供足够的政策激励，甚至需要借助政府的信用解决外来资本与农户的有效合作问题，协助构建互利共赢和具有稳定预期的产业模式。

相比较而言，顺推型产业形成体制代表政府对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弱干预，托举型产业形成体制代表政府对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强干预。两者在政府的干预强度上构成一个连续统，表明在特色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两种关系样态。其中，顺推型产业形成体制所面对的市场情境是：特色产业已经形成较强的内部性，进一步做大产业所面临的挑战较小，并不需要政府的全面介入。在此情境下，政府只需破除一些制度性瓶颈或提供一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即可激发社会力量自发投资和参与特色产业的内生动力。而托举型产业形成体制所面对的市场情境是：特色产业发展的内部性较弱，做大产业面临多重挑战和系统困境，因而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外部性支持。政府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以调动资本和农户两方面的积极性，而且还要帮助应对规模产业打造出来之后所面对的市场风险，以免导致无效的财政投入和政策资源的浪费。

四  产业富民的市场基础及其内在机制

对于特色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定位来说，市场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借助托举型产业形成体制快速打造出来的富民产业，需要直面来自市场的三重考验：如何应对供求关系变化所引发的市场波动；如何通过市场将产业规模转换为产业红利；如何按照市场的逻辑实现产业富民。这要求我们不能“就产业论产业”，而应该“就市场论产业”。也就是从市场基础出发，考察县域特色农业的产业化能否经受住上述三重考验。

从结构上看，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市场基础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来自“市场链”[23]或市场流通体系的支持。只有通过市场流通体系实现产品变现，才能维持特色农业的产业化。作为一种地方性“土特产”，县域地方市场的消化能力往往不足以支撑特色农业的大规模生产，这就要求从地方市场向外部市场拓展，寻求更大的变现空间。二是来自产业链或地方产业体系的支持，包括就业支持和产业协作。特色农业的产业化需要更多劳动力的参与，这在快速工业化和大规模城市化所推动的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农业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在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农业用工的间歇性。在此情况下，如果当地的产业体系能够提供补充性就业，将会为劳动力返乡发展特色农业创造条件。[24]否则，劳动力更愿意进入就业机会更多、收入也更高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同时，如果县域特色农业的产业化仅仅停留于初级农产品的生产，产业富民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这就需要围绕特色农产品的深加工和产业融合来延长产业链，通过提升附加值和留存产业红利，拓展产业富民的空间。在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市场基础中，市场链和产业链不仅托起了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而且蕴涵着产业富民的逻辑和机制（见表1）。

从市场链的作用来看，产品富民的目标取决于大规模生产出来的特色农产品通过什么样的流通方式进入市场以及产品变现的结果。根据施坚雅的研究，中国农村传统的农产品交易市场是一种区域性等级市场体系，农产品沿着“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的梯度逐级汇入区域性中心市场。[25]这种市场链的基本特征是多层级的传递交易和有限的市场边界（主要局限于区域性市场），其本质是一种与传统地方管辖体系相一致的农产品交易秩序。在经历计划经济之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又重新推动了农产品的市场化，农产品市场逐步从区域性等级市场体系迈向全国统一市场体系，[26]多层级的传递交易则演化为以农产品经纪人（商贩、中间商等）为中介的全国性大市场，一个村庄的农业生产能够与遥远的城市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发生联系。

无论是由传递交易驱动的区域市场，还是以产品经纪人为中介的全国市场，都包含着市场空间拓展的过程和结果。在市场保持稳定和产品质量有保障的条件下，市场拓展的空间越大，产品富民的目标越容易实现。因此，在市场链的维度上，县域特色农业的产业化要实现产品富民，就必须拓展出匹配规模化生产的市场空间。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市场空间，盲目“上规模”的产业化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很容易被市场所淘汰。简言之，除了做大规模的产业目标之外，县域特色农业的产业化还包括拓展市场空间的目标，产销同步构成产品富民的前提。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推动特色农业的产业化必须遵循市场链的富民逻辑，在产品流通上夯实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市场基础，通过市场拓展兑现产品价值。这在快速“上规模”的产业化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比如，中西部贫困地区近年来打造的县域特色产业，如果仍然依靠传统的以产品经纪人为中介的市场链或农业市场主体自身的销售渠道，在市场空间上将难以适应快速“上规模”所产生的产品销售压力，这就需要地方政府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化时，兼顾市场链的建设，比如支持开拓新的流通渠道、培育新的消费群体、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市场链的建设，构建产销同步的产业发展格局。

但是，产品富民的逻辑不能规避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且产业规模越大，市场波动对产品富民的影响越大。特色农业的大规模产业化可能改变供求关系，从而引发市场波动并淘汰过剩产能。上文提到地方政府不断“折腾”新产业或更换新产业的现象，以及“新产业—低效运作—新产业”的怪圈，实际上就是产品富民的逻辑被市场波动所消解后，所引发的优胜劣汰。简单地说，市场链能够带来产品富民，但不足以抵御市场风险。因此，单一的产品富民是比较脆弱的，它随时有可能因为市场波动而面临难以承担的市场风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品富民只是产业富民的阶段性目标或初始目标，县域特色农业的产业化需要更坚实的市场基础，以巩固和提升产业富民的空间。这就涉及另一个市场基础，即产业链对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化的支撑作用。

特色农业之所以被冠以高值新农业，原因不仅在于品质和稀缺性，还在于附加值的潜力。对于任何一种农产品来说，即便适销对路和市场通达，如果仅仅以初级农产品的方式进入市场，实际上意味着附加值的流失。因此，附加值构成产业富民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基于特色农业产业化的经验观察发现，致力于提升附加值的深加工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产业链能够产生更多的产业红利。作为产业行动者和产业要素提供者的农户，也能够在参与产业链的过程中分享产业红利，这就是产业链的富民逻辑。如果将特色农业产业化的重点放在初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无疑是一种低阶产业化，产业富民的路径仅限于（初级）产品富民；而如果将产业化的重点从初级产品的产销推进到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迭代，则是一种高阶产业化，将会有效拓展产业富民的路径和提升产业富民的层次。

农户是特色农业产业化最重要的产业行动者，政府主导的特色农业产业化为农户带来了政策支持、产品富民的机遇以及免受离土离乡之苦的家庭生活，但也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产品富民的市场风险；二是农业生产的不充分就业导致的劳动力闲置。相对于外出务工而言，单纯产品富民的吸引力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产业链的延伸具有重要的意义，农业生产之外的技术服务、种苗培育、运输、仓储、深加工、产业融合以及其他配套产业体系能够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不仅解决了农业生产之余的劳动力闲置问题，而且能够通过就近就业的劳动力回报对冲市场波动对产品富民的影响，以及因就近就业而保持免于奔波的家庭生活。对于农户来说，产业链的延伸意味着在产品富民基础上增加了就业富民的机会，从而改变了劳动力外流造成的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不可兼得，宜居与宜业、生活与生产不可兼顾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推—拉”关系中，只有产业链的延伸才能解决特色农业产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

除了增加就业之外，产业链的另一个富民机制是新的业态富民。当特色农业的产业规模和产业链达到一定阈限时，市场层面会发生不同程度的业态涌现和产业集群效应，即随着产业链的延伸而涌现出众多关联业态，比如服务型业态、加工型业态、交易型业态以及融合型业态等多种类型，并在县域范围内形成产业集群。业态涌现及其集群效应所实现的富民是一种高阶产业化的业态富民。相对于产品富民和就业富民来说，业态富民的本质是分享产业升级的红利。从产业链富民的角度看，业态涌现和县域集群首先能够更大程度地提升附加值和增加存留产业红利的节点，农户则能够以就业、服务、合作、经营和创业等多种方式参与其中，从而增加了分享产业红利的机会和空间。对于普通的农户来说，业态富民能够在稳定和保持低阶的产品富民和就业富民的同时，实现产业富民的路线升级：一是从低阶产品富民到高阶产品富民，即从基于农业生产的初级农产品富民升级为基于深加工的高值消费品富民；二是从低阶劳动就业富民到高阶人力资本富民，即从单一的出卖劳动力升级为多业态的就业技能富民；三是从低阶要素富民到高阶创业富民，即农户从依靠土地、劳动力、技术等产业要素提供者升级蝶变为产业链上的创业者。以业态涌现和县域集群为基本特征的高阶产业化，在产业协同上实现了产业体系内部的正向互馈，从产业生态上降低了产业成本，从而在产业链的各个节点激发出内生的创业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业态涌现和县域集群既是产业链延伸的结果，又构成激发创业的产业生态，两者互为因果，相互成就。

相比较而言，市场链富民的逻辑是一种市场空间的外展逻辑，产业链富民的逻辑则是一种产业聚合逻辑。市场拓展和产业聚合构成产业富民的完整逻辑，只有从市场链和产业链上同时发力，才能将县域特色农业的产业化导向高阶产业化的轨道，使低阶的产业富民向高阶的业态富民升级迭代。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产业进阶构成产业链富民的前提。

五  总结与讨论

特色农业的兴起和产业化是中国农业的一场重大变革。但是，对产业富民的逻辑和机制缺乏系统的清理和认识，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在特色农业的产业化过程中盲目“上规模”，走上了粗放产业化道路，结果本应承担富民使命的特色产业，却屡屡陷入“有产业不富民”“规模不经济”等困境。本文从富民工程的定位出发，立足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地方性与过程性，沿着“特色资源→规模产业→产业富民”的完整链条，系统呈现了规模产业的打造过程和产业富民的实现过程，初步勾画出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富民图式。总体上看，本文围绕“特色农业如何才能实现产业富民”问题形成了两个基本认识。

第一，产业形成体制的解释路径——借助产业形成体制的概念理解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建构过程。产业形成体制具有三个方面的运行特征：一是国家农政变迁在县域层面的制度化投射，也就是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在县域落实所形成的一种行政架构；二是自成一体的县域政策体系，也就是基于特色农业产业化的需要而设计的一整套引导资金、土地、技术和劳动力等产业要素重组的政策支持系统；三是统一协调的产业行动，也就是在行政架构的推动和政策体系的引导下所形成的一种合作架构。总体上看，县域特色农业的产业化是通过行政和政策力量形塑产业行动的政治经济学过程，它是国家对小农普遍面临的规模困境和市场困境的制度化回应。

第二，产业富民的市场基础命题——在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化的两大市场基础（即市场链和产业链）中揭示产业富民的逻辑、路径和前提。其中，市场链的富民路径是产品富民，其内在逻辑是通过市场拓展兑现产品价值。对于县域特色农业的产业化来说，产品富民的前提是产销同步，即在特色农业上规模的同时，还要从流通体系上夯实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市场基础。产业链的富民路径包括就业富民和业态富民，其内在逻辑则是通过产业聚合留存产品附加值。当特色农业的产业规模和产业链达到一定阈限时，市场层面的业态涌现和产业集群不仅促进了就业富民，而且营造出高阶的业态富民：包括基于深加工的高值消费品富民、多业态的人力资本富民和创业富民。因此，产业链富民的前提是产业进阶，即从以产业规模为重点的低阶产业化进阶为以产业链为重点的高阶产业化（见图1）。

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富民图式澄清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特色资源→规模产业→产业富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市场为本、规模为用”的富民体系的建构过程，也就是以规模产业为基础、以多元化多层次富民为目标的系统工程。它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过程：一个是产业形成体制推动的政治经济学过程，即规模产业的打造过程；另一个是培育市场基础和拓宽富民路径的经济与社会过程，即多元化多层次产业富民的实现过程。其中，前者主要是通过行政和政策手段解决产业规模问题，但简单“上规模”并不必然实现富民。如果地方政府对富民产业的认知停留于短链条的产业打造上，极有可能导致“有产业不富民”。后者则是通过市场链和产业链建设解决多元化多层次富民的问题。相对来说，做大产业可以凭借产业形成体制的优势快速达成目标；而产业富民则是一个拓展、聚合、演化以及迭代升级的系统工程，这显然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事情。

同时，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富民图式也揭示了产业富民的长效机制，即多元化多层次富民体系的构建。它包括低阶产品富民和就业富民，以及由业态富民所推动的高阶产品富民、就业富民和创业富民。很显然，在多元化的富民体系中，业态富民是最关键、最有政策价值的富民路径，它不仅在产品富民的路径上留存了更多的产品附加值，在就业富民的路径上提升了人力回报，而且激发了更具富民空间的创业富民。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业态富民为核心的多元化多层次富民体系是县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表现。因此，在特色农业的产业认知上，地方政府需要一种长链条的政策思维和高阶产业化的目标定位，在做大产业的同时持续推进、支持和服务于市场链和产业链建设，通过培育市场基础拓展出多元化多层次的富民路径。需要进一步讨论和观察的是，“市场为本、规模为用”的多元化多层次富民体系在充当产业富民解决方案的同时，还以“靠山吃山”“近水楼台”“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方式吸纳了更多农户、资本、创业者、普通劳动力、经销人员、电商、技术人员甚至外来人口等产业行动者的加入，在县域范围自发形成一种主动卷入特色农业产业体系的地方性产业生计模式，从而涵育出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基础。这就意外地实现了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正向反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富民的实现过程尽管离不开政府的推动、支持、引导和服务，但仍是一个区别于规模产业打造过程（即政治经济学过程）的经济与社会过程。

【责编 刘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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