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市场经济(一)方法与问题

那么，市场最早是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改造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这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时间点一定具有下述特征，即市场的发展把物物交换从许多重要经济活动中驱逐了出去，并且跨地区的贸易把各地方市场连为一个整体，从而使市场能够对社会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时间点，市场经济已经能够靠自身的力量长期持续地发展，而不会轻易地被无论是内部矛盾(如制度变化)还是外部冲击(如游牧民族南下，自然灾害等)所逆转。

关于这样一个转折点的时间，近一个世纪以来学者们的观点分为两派：认同唐宋转型的学者认为在1100年前后，支持明清转型的学者认为在1550年。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特别是京都学派的学者认为，唐宋变革解放了奴隶，使其变为自由农民，中国由此转变为一个"近代"国家，这比欧洲早了几个世纪。这种主要由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二人开创的"早期近代中国"(日文中称"近世中国")范式，又被称为唐宋变革假说，它是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分水岭。京都学派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范式发起了猛烈抨击，他们明确提出宋朝"文艺复兴"几乎改变了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比欧洲文艺复兴早了三个世纪。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变革只有到四个世纪后的16世纪才出现，还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直到18世纪末才出现。举例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傅衣凌就呼吁人们关注明代中后期市场力量(同一时期出现的城镇贸易和商帮兴起等)的变革作用。傅衣凌的著作对中国历史学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市镇和商人后来成为明清经济史的焦点。

对中国历史学家和战后日本的新一代左翼历史学家来说，16世纪市场经济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他们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说法承认了中国前工业化时代的市场发展，但也指出这种发展是继西欧市场经济崛起之后的。对这些学者来说，承认唐宋转型范式就意味着否定以西欧范式为基础的线性发展观念：如果中国是第一个出现市场变革的国家，为什么随后没有出现工业资本主义呢?尽管两种范式都旨在摆脱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历史学家所描绘的中国停滞的形象，但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如何调和这两种范式，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现有中国经济史论著中盛行的李嘉图-马尔萨斯式的解释构成了"农业生产力决定论"的另一条脉络。人口增长必然会导致粮食总需求的增加。而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可以通过扩大耕种面积和/或增加单位面积土地的农业产量来达成。李嘉图-马尔萨斯理论的基本看法是，人口增长速度必将超过土地面积的扩大和农耕技术的进步，而后者是增加单位面积农业产量的必要条件。这些学者对前工业化社会的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持悲观态度，认为从长远来看，在土地垦辟进程终止后面积有限的耕地上投入了与资本不成比例的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投入的边际收益必将持续下降。由此，农业生产力的下降将导致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在对唐宋转型时期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开创性研究中，伊懋可运用李嘉图-马尔萨斯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他称为中世纪经济革命的商业化进程中取得了发展，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未能实现工业化。伊懋可首先指出了中世纪经济革命(经济增长和新生产技术的发明)的出现，并将其归因于南方边界的开放以及8世纪至12世纪之间的移民和技术传播。一旦土地变得稀缺，曾经发挥引领作用的农业就无法维持以技术为核心的发展。从14世纪开始，整个经济体系转向了粮食生产的最大化，通常采用的方式为通过增加劳动力来提高单位面积的农业产量，这使劳动力投人的回报率急剧下降。他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高水平均衡陷阱"，农业发展基本上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之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并没有技术进步的空间。"

本文在以后所主要探究的就为李嘉图—马尔萨斯模型。

李嘉图—马尔萨斯模型

要分析这个问题，我先来讲解一下边际效益这个经济学概念：当消费者消费某一物品的总数量越来越多时，其新增加的最后一单位物品的消费所获得的效用（即边际效用）通常会呈现越来越少的现象（递减），称之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白话来讲，就是你在口渴时会喝水，第一瓶水是你的边际效应，当你喝到第二瓶时，你的口渴度会下降，当喝到第三瓶时，你已经饱腹了，这就称为边际递减效应。

在分析《谷物法》所引起的争议时，李嘉图阐明了收益递减原理，该原理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于1765年提出。

收益递减原理表明，当其他生产要素保持不变，一种生产要素稳定增加时，总产量的增长率最终将变小。

李嘉图认为，存在地租的原因有两个：①肥沃土地的稀缺性；②收益递减规律。

李嘉图将地租视为给地主的一种支付，它等于不同肥力土地上的利润率。假设存在两块土地，每块土地使用一个单位的资本与劳动组合，较好的土地产生100蒲式耳小麦，较差的土地产生90蒲式耳小麦。在竞争性市场上，市场力量的运行使两种级别土地的利润率相等。耕种B级土地（较差土地）的农场主，愿意为使用土地而向拥有A级土地（较好土地）的地主支付地租。对于A级土地来说，任何低于10蒲式耳小麦的地租，都会使耕种A土地比耕种B土地获得较高的利润。因此，A级土地上的地租是10，B级土地不产生地租。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李嘉图的地租概念，我们把分析扩展为三种级别的土地，同时，引进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与粗放边际（extensive margin）的概念。假设A级土地使用3个单位的劳动与资本组合，B级土地使用2个单位的组合，C级土地使用1个单位的组合。并且，三个独立地块的边际产品如表1所示。

集约边际描述了连续追加资本与劳动组合对既定地块的影响。以地块A为例，最初1单位资本与劳动组合的边际产品为100蒲式耳小麦，之后第2单位组合的产品为90蒲式耳小麦，依次递减。集约边际反映了边际收益递减原理。

随着A级土地的边际产品下降，利用较低肥力的土地就变得可行了，于是B级土地进入生产。从A级土地到B级土地，代表了粗放边际，即在更肥沃的山谷被开垦之后，生产将迁移到不那么肥沃的山腰上。如果不存在收益递减，地块B将永远不会被耕种，因为此时意味着A土地带来的效益是最高的。类似地，如果地块A与B不存在收益递减，那么，地块C也将永远不会被使用。投入到每种级别土地上的最后一单位劳动与资本组合的边际产品是相等的，如果它们不相等，那么，将劳动与资本转移到具有较高边际产品的土地上，就是更有利可图的。

相应地，C级土地不产生地租（在边际量80上，地租降为0），B级土地地租为10蒲式耳，A级土地地租为30蒲式耳。这就是李嘉图的地租收益递减模型

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指出：

人类的性本能决定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若不加以控制，每25年可增加一倍；因土地有限而导致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食物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受生活资料的制约，在缺乏有效控制的条件下，便随生活资料的增加而增加。因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食物供应的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人口将超过食物的供给量。而食物不足会引起贫困、恶习等出现。故人口与食物间的不平衡总是通过抑制人口增长而加以改善。他提出两类抑制人口增长的方法为：道德抑制与积极抑制。前者指人们通过晚婚、独身、节育来控制出生率；但若人们未能通过道德抑制控制住人口的增长，则恶习、贫困、战争、疾病、瘟疫、供水等各种形式的积极抑制将会使人口减少，以达到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间的平衡。他认为，积极抑制是残酷的，鼓励人们采用道德抑制，以避免恶习或贫困发生。

这两条逻辑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前工业社会存在一个由资源（尤其是土地）决定的经济上限。当人口逼近资源极限时，人均产出停滞，任何暂时的增长都会被随后的人口增长所抵消，社会因此长期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对于以农为本、人口周期波动显著的宋元明清中国，这套逻辑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成为解释“高水平均衡陷阱”和王朝周期性兴衰的经典框架

模型关注三个基本变量：

L：劳动力/人口数量

Y：总产出（主要是农产品）

y = Y/L：人均产出

核心假设：

土地总量固定（设为T），且服从报酬递减法则。

人口增长是人均产出的增函数：人均产出越高，人口增长越快。

生存工资：存在一个最低人均产出ymin，低于该水平时人口开始减少。

假设一个简化的数值模型：Y = 100 \cdot L^0.5 （固定土地）y_sub = 1人均产出：y = 100 \cdot L^-0.5

令 y = 10 得：100 \cdot L^-0.5 = 10⇒ L^-0.5 = 0.1⇒ L^0.5 = 10⇒ L = 100

均衡人口为 100 单位。若引入一次技术冲击（A 从 100 升至 121），短期人均产出上升，但人口将长期增长至 L = 121，人均产出回到 10。这就是“技术进步的陷阱”。

横轴：劳动力 L纵轴：人均产出 y

1. 向下倾斜的人均产出曲线 y = F(L)/L（从生产函数推导得出）。

2. 水平的生存工资线 y = y_sub（或向上倾斜的人口增长率曲线，但用水平线表示均衡点更为常见）。

两线交点 E 对应的 L* 即为均衡人口，y* = ysub。

关键性质：任何偏离 L* 的力量（如技术改进暂时提高 y）都会引发人口增长，将人均

拉回 ysub，这就是“低水平陷阱”。

在没有技术进步且土地固定的前提下，任何暂时的繁荣最终都会被人口增长吞噬。这个逻辑虽然简化，却为理解宋元明清的长期经济周期提供了有力的基准模型。

本文正文部分借鉴刘光临《繁荣与衰退》，下一部分为笔者个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