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市场经济—宋朝(一)

熙宁十年，即公元1077年是北宋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朝堂上，持续十年的王安石变法在失去主导者后，由宋神宗全面接盘。

熙宁九年（1076年），变法的核心人物王安石第二次、亦是最后一次罢相，退居金陵，不再过问政事，这标志着熙宁变法作为一个具有明确主导者的阶段正式结束。

一场历时三年的战争在这一年迎来终局。始于1075年的宋越熙宁战争（越南称为第二次抗宋战争），是由越南李朝入侵北宋广南西路引发的。宋军奋起反击，收复失地，并于1077年二月克复了广源州等地，战争以北宋的自卫反击胜利而告终。

初唐时期(618~712年)是帝制中国最后一个采取"国家严格控制的土地所有制"的时期，每对已婚夫妇都获得固定数量的土地分配。安史之乱后，类管制经济的解体为商业势力的兴起提供了空间。979年，北宋完成统一。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商业化的军事动员特别是大规模常备军的招募，迫使朝廷采取新的手段来获取金钱。正如下文将要阐述的那样，宋朝是1800年以前第一个，或许也是中国王朝中唯一知道如何有效地向市场征税的统一政权，因为宋朝有能力从非农业领域取得数额庞大的税收，所以下文会称宋朝为"税收国家”

唐宋转型之际，中国经济从实物经济发展到货币经济，同时正如崔瑞德(Dennis Twitchett)所说，财政体系也确实经历了一场革命。安史之乱以前，人头税是朝廷税收最重要的来源，其中各类纺织品总数能达到约2700万匹。由于纺织品广泛用于纳税和公共开支，所以在整个帝国疆域内可以充当交换媒介。早在8世纪40年代，朝廷税收中就已经出现货币纳税。与46中古初期的经济相比，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然而，这笔货币收入并不源于租庸调制，而是出自"户税"，这是8世纪上半叶在人头税上额外附加的一个税种。据估计，8世纪40年代平均每户收取的货币为250文，总量在200万贯左右。这笔税收虽然数目不大，但与安史之乱发生前的几个朝代的税收相比，已经是国家获得货币收入的最高纪录。

在安史之乱后的几个世纪里，货币收入大大增加。1077年，货币收入增加到约1600万贯，大概是8世纪40年代的8倍。宋代货币收入的两大来源是土地税和间接税，其中间接税所占比例较大，而人头税在宋代税制中已无足轻重。因此，宋代的税收制度需要以一种与市场发展和自由移民相适应的方式来确定纳税人。

1077年（宋神宗熙宁十年）的财政数据，当年国家赋税总收入约7070万贯（不同来源有统计口径差异，但占比反映的宏观结构一致）。其中，工商类税收占比高达约70%，而传统农业税的比重则降至约30%。更细致地看，这个比例背后的商业形态也颇为成熟：单纯的商税为868.8万贯，占13.9%，而代表垄断利润的盐、茶、酒专卖收入高达2192.4万贯，占35.0%。

宋代赋税制度之所以与其他朝代都不相同，还因为朝廷不再依赖土地税来维持收入。1077年税收的结构很清楚地显示，一种以间接税为核心的制度正在形成。从盐酒茶的专卖中获取税收和利润(可以称为消费税)，是国家税收的最大来源。11世纪70年代，宋朝已经成为一个有能力对流通商品特别是消费品的流通征税的强有力的税收国家。

但是什么促使或者说使宋朝被迫转向间接税呢？鉴于北宋商税额急剧变化的情况，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在《北宋的财政与货币经济》一文中指出“……只就商税额的变迁来看，恐怕可以说宋代的商品流通是由以获取军粮和专卖为核心的国家财政政策所主导的，没有直接与国家经济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自发商品流通，只占商税统计的很小部分，还没有发展起来。要算出这项社会自发商品流通占商税收入的多大程度是困难的。但是，庆历八年以后，稳定在的700至800万贯水平的商税收入中，包含了沿边的获取军粮政策的另一支柱，东南末盐钞法推动大商人从沿边到江南的远距离活动的成果。从与解盐钞法有密切联系的商人的移动规模极大的情况来看，可以认为，700至800万贯的商税收入，大部分是来自与东南末盐钞有关的商品流通的推测，也未必毫无道理。

北宋疆域280多万平方公里，有商税场务约2,000多个。平均每37.5公里直线距离设一场务。商品在500公里直线距离范围内流通，最多跨过13-14个场务，当然，不是每个场务都设于必经之路，实际经过数量只会更少。熙丰年间，吕陶称”蜀茶......三千里之内......所过场务，远者十处，近者三两处，再远者四五处”。可见极远之地，也只过10场务，中近距离一般2-5个。

宫泽氏关于北宋商品经济主要依靠军事财政和禁榷专卖制度拉动的假说并不成立。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其本源是规模空前的社会自发性商品交换活动

消费税是间接税的基石，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为镇压安史叛军而采取的种种税收手段。茶叶和盐这两者的产地距离消费者较远，因而国家会沿着贸易路线征税。酒只在各地方内部生产和消费，因此酒的专卖主要在城市施行，而乡村农户则可以自酿自饮。朝廷要么自己管理这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要么将其承包给特定的人，出价最高的"扑买"人会获得一定时间内经营专卖商品的特许权。晚唐时期，国家专卖行业贡献47的税人通常在600万贯以下，其中盐的专卖是最大的收入来源，而茶和酒所占份额较小。"

随着北宋一百五十年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国家专卖带来的收入稳步增长。例如，1109年，在长江下游，福建，广东等地，针对茶叶运输所收的商税就达到125万贯，中央政府向茶商出售经营许可的收入又有60万贯。此外，四川的茶叶专卖贡献了总计铁钱100万贯的税入。4据估计，11世纪，茶叶年产量为9000万至1亿宋斤，其中有3700万斤茶叶通过长途贸易渠道出售到北方各省。43盐业收入也从997年的300万贯增加到1077年的1200万贯。44据估计，1077年，酒业收入为790万贯。45从8世纪中期到11世纪末，国家专卖贡献的总税入从500万~600万贯增加到2200万贯。

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时，最重要的几个因素是人口，税收结构，长途贸易以及城镇情况，税收结构已经在上文说完。

对于政治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来说，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打破区域经济孤立状态的全国性市场。市场整合程度的明显提高代表着国家市场开始形成，而衡量市场整合程度的量化方法之一，就是考察全国范围内的价格变化是否同步。对18世纪稻米市场的研究表明，长江中下游与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稻米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这表明水运对中国传统经济的整合性具有强大作用力

统市场的整合至关重要。"由于1700年前的七个世纪里，稻米价格的相关数据很少，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宋代和明代的价格。然而，确实有一些研究指出了两个朝代之间的明显差异：宋代不同地方市场的粮食价格变化在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似乎是相互关联的，16世纪中国的粮食市场却没有形成统一的格局。

11世纪开封市场的粮食价格最先上涨，其他地区紧随其后(见表4-4).1086年，宋朝宰相章惇向朝廷报告了中国北方不同地区的粮食价格差异。根据章惇的报告，在有水运的内陆地区，100宋石粮食(粗细混合)可以卖20贯；在没有水运的内陆地区可以卖14~15贯；在河北边缘地区可以卖大约30贯；在山西和陕西的边缘地区可以卖40~50贯。3这一差异表明了水路运输对粮食价格产生的重要影响。数据显示，相对于山陕边缘地区，河北北部与开封的市场联系更为紧密。由于山陕边缘地区未与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运网有效连接起来，所以当地的高粮价可以从11世纪中叶宋朝向陕西增加部署庞大军队得到解释：人口的大幅增加提高了粮食需求，进而把当地的粮食价格抬到了比开封粮价还要高的水平。"

两个因素促进了北宋的市场整合。第一，宋代中央政府实施了许多重商主义政策，5例如，确保充足的货币供应，保护私有财产和合同执行，促进对外贸易，货币化财政支出和政府采购，以及使用汇兑票据，等等。所有这些都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贸易发展。第二，发达的水运网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就第一点而言，粮食供应就是宋朝国家积极运用市场机制的典型例子。宋朝廷征收的税粮只有明初总量的一半，"为了确保粮食供应，宋朝政府经常求助于市场。1040~1043年，宋朝廷用7000万匹丝绸购买了8440万石粮食，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靠土地税征收的粮食总量。611世纪，朝廷每年从长江下游购买130万~200万石粮食，并沿着汴渠将其运送至开封。"1091年，发运使不愿动用储备资金从淮河中游的私人市场购买粮食。时任杭州知府苏轼抱怨说，从长江中游以南的各县购买粮食很容易，但当时的官员们都怠惰于此。他比较了三个地区在丰收季节的大米均价：太湖地区每石670~700文，淮河中游港口城市每石770文，南京及邻近的长江沿岸城市每石700文。这三个重点销售地区的粮价水平一致，证实了水运促进了区域间贸易的发展。

发达的水陆运输使开封成为全国市场枢纽。这一时期的商税数据覆盖了大量通过水路运输的消费品，税收额的分布情况则凸显了开封在全国交通运输网中的角色。从8世纪中叶到11世纪，开封的人口增长了15倍。"到11世纪中叶，开封的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了100万，其中包含军队和行政部门的庞大人员。然而，开封的主导地位是长途贸易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城市消费的结果；城市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人口的规模。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写，开封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行政，军事，制造业和商业中心"。

开封作为"国家交通枢纽"的重要作用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在11世纪，这座城市自身的商税比其他任何城市的都高，这代表了长途贸易而非城市消费的迅猛发展。长途贸易和城市消费都会为城市贡献商税收人。显示了1077年五座大城市的人口与商税之间的关系。京城开封的商税达402379贯。长江下游最大的商业城市杭州，城镇人口众多，其商税收入排名第二，但从绝对数来看，杭州的税收(82173贯)仅为开封的1/5。各个城市税收方面的差距远远大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差距。为了进一步体现开封在长途贸易中的作用，可以将其与其他四座城市(杭州，苏州，南昌和大名)进行比较。开封的城市人口远没有这四座城市的总人口多，但其征收的商税远远超过了这四座城市的总和。据此，我们可以认为，1077年开封商税收人的高企首先是源于其在全国市场中的战略地位，其次才是开封自身的城市消费。

举个例子，广济渠-清河是从开封向东的水路，它将开封与山东连接起来，并推动郓州及其周边地区成为又一个南北贸易转运枢纽。郓州在1077年缴纳了32444贯商税，如果把附近的傅家崖征收的商税计算在内，商税总额可达到54911贯。广济渠-清河流经黄河平原的交通枢纽巨野湖，是山东最重要的一条水路。1077年，广济渠-清河沿岸商税额超过1000贯的内河港口城镇多达19个，这些城镇共纳税159234贯，占山东商税总额的22%。相比之下，黄河下游沿岸及邻近地区的12个内河港口城镇的商税总额达140907贯，占河北东部和山东商税总收入的31%。

南向水运路线中，汴渠及其支渠惠民河，连同淮河及其众多支流一道，构成了南北贸易最密集的水路网。1077年，汴渠，泗水沿岸的17个港口城镇共缴纳商业税约70万贯。

正如柯睿格(Edward Kracke)所写，开封在11世纪"已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他经济中心"。进一步说，开封的经济优势与它作为"全国交通枢纽"的角色是分不开的。"数百年来，开封在华北经济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座城市的崛起无疑推动了节约成本的创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并使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运河建设最成功的朝代。这是宋代水运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面，我们应该将其置于唐宋转型时期全国性市场出现的背景之下来考虑，尤其应当考虑到开封在11世纪所起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