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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定义，传统的离岸金融市场或离岸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OFC）是指由非居民参与的、在某种货币发行国国境之外进行资金融通的，且基本不受所在国法规或者税收限制的国际金融市场。离岸金融市场主要进行与境外货币相关的金融业务和服务，包括借贷、投资、贸易结算、外汇买卖、保险服务及证券交易等业务。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不断深入，离岸金融市场逐步突破传统定义，与在岸金融市场逐步融合产生了某些新特征。例如，交易地点不局限于货币发行国境外、交易货币转变为包括所在国货币在内的所有货币、交易主体由非居民扩展为居民与非居民混合等。

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路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要求“要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与“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表述相比，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删除“稳慎”二字，提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将被赋予更积极的目标。

人民币国际化有两大市场，一是跨境市场，促进人民币“走出去”和“流回来”；二是离岸市场，推动人民币在外“留得住”和“活起来”（王家强，2024）。纵观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系列成就，人民币离岸市场对提升全球人民币的市场活跃度具有重大贡献。因此，一个功能健全、深度充足、富有韧性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为海外人民币自主循环、提升其国际持有意愿与使用活力提供优良的市场环境，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撑作用。

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政治格局演变以及金融创新与监管博弈的共同推动下，全球离岸金融市场经历了从萌芽到规范的演进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主要阶段。20世纪50—60年代，在冷战政治与金融管制的背景下，“马歇尔计划”的美元资金以及苏联、东欧国家美元资产的流入，催生了最早的“欧洲美元”市场，伦敦由此成为首个离岸金融中心，标志着离岸金融市场的诞生。20世纪70—8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全球收支失衡，石油输出国积累巨额“石油美元”并回流欧美市场，而非产油国则面临赤字压力，亟须融资，供需双向推动离岸市场由伦敦向全球迅速扩张，金融创新活跃，规模显著增长。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信息技术革命与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加速市场全球化，衍生品交易与资产证券化蓬勃发展，离岸中心功能趋于高度专业化，并与全球金融体系深度融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风险暴露促使国际社会强化在反避税、反洗钱等领域的监管协作，推动离岸市场向透明化、规范化转型，逐步进入稳健成熟的发展新阶段。

在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主要离岸金融市场形成了四种发展模式并且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主要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模式与比较

当前，全球离岸金融市场可划分为分离型、混合型、渗透型与避税型四种主要模式。表1展示了主要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在监管强度、资金流动安排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不同司法辖区在金融开放与风险防控之间的权衡。

分离型模式以美国国际银行设施（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ies，IBF）和日本离岸金融市场（Japan Offshore Market，JOM）为代表，其核心特征为“内外严格隔离”。该模式下，监管机构虽在税收、存准率及利率等方面给予政策松绑，但要求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完全分离，禁止资金在两类账户间自由流动。这一设计在有效隔绝外部金融风险向国内体系传递的同时，也因资金跨境使用受限而削弱了市场活力与竞争力。

混合型模式以伦敦欧洲美元市场和中国香港离岸市场为代表，体现为高度一体化的运行。在此类市场中，资金可自由跨境流动，离岸与在岸业务并账管理，居民与非居民在同一金融体系中开展业务，几乎不存在制度分隔。该模式依托高度自由的金融环境，显著提升了市场开放度和国际吸引力，但同时也使在岸金融体系更直接地暴露于全球市场波动之中，对监管协调与风险缓冲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渗透型模式以新加坡离岸市场为代表，采取“有限双向联通”机制，介于分离型与混合型之间。此类模式允许离岸与在岸账户在监管框架下进行有条件资金渗透，具体可分为仅允许离岸资金输入在岸的单向渗透（如雅加达、曼谷）与允许双向有限流通的双向渗透（如新加坡）。渗透型模式在维护金融稳定与防范短期资本无序流动的基础上，支持离岸资金有序服务于境内经济发展，政策灵活性较强。在此过程中，其也因管理复杂、渗透机制设计难度大而带来较高的运营与监管成本。

避税型模式则以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为代表，主要功能为税收与注册优化。该类市场凭借极低税率、高度信息保密性与简便的公司注册程序优势，吸引跨国企业设立特殊目的实体（Special Purpose Entity，SPE），进行资产持有、融资架构安排等业务。然而，随着全球税收透明化改革持续推进以及反洗钱、反避税国际合作的强化，此类市场的政策优势逐渐削弱，业务范围受到限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外部合规压力。

（二）主要市场的发展经验

美国和日本建设境内离岸金融市场的实践，虽在当代全球离岸体系中的直接影响已趋减弱，但其制度设计背后的战略逻辑、在风险隔离与有限开放之间的平衡经验，以及其对货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仍可为当前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打造上海全球金融中心与建设境内离岸市场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与借鉴（黄小军、黄承煜，2024）。

美国以国际银行设施（IBF）巩固美元全球主导地位。美国于1981年创设IBF，直接动因是应对欧洲美元市场的竞争，引导境外美元交易回流至本土监管框架内。在制度设计上，IBF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市场准入包容，面向各类存款机构开放。二是业务灵活但有约束，虽限制发行可转让存单以防资金无序流动，但允许交易多币种，巩固了纽约作为全球多币种交易中心的地位。三是执行严格的内外隔离原则，IBF账户仅服务于非居民及其他IBF，严禁向美国居民开展业务，从而从源头上隔离了离岸风险向在岸市场传导。四是实施极具国际竞争力的政策组合，联邦与州层面提供税收减免，并全面豁免存款准备金、利率上限及存款保险等管制。这一系列措施成功将部分离岸美元活动纳入本土监管体系，不仅强化了美国金融机构的全球主导地位，也提升了美联储对全球美元流动性的监测与调控能力，成为支撑美元体系稳定与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关键制度设计。

日本以东京离岸金融市场（JOM）助推日元国际化进程。日本于1986年参照IBF模式建立JOM，主要目标是引导欧洲日元回流，并为日元国际化提供市场支持。因此，JOM的制度设计兼顾促进开放与防范风险。相较于IBF，JOM的准入管理更为严格，仅限于经批准的指定金融机构，并且其税收政策更具针对性，重点减免资本利得税与利息预提税，以降低跨境日元的融资成本。最为显著的差异体现在资金流动管理上，JOM并非完全禁止资金跨境流动，而是允许离岸资金在缴纳存款准备金并满足净流出上限等条件下有限度地进入在岸市场。这种有条件单向渗透的模式，既为国内经济发展引入外部资金，也构建了审慎的风险管控机制，有效避免了短期资本流动对国内金融稳定的冲击。这一制度安排反映了日本在金融自由化初期的谨慎推进思路。JOM作为一个有限开放的试点，旨在逐步拓展日元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中的使用范围，同时通过风险隔离机制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金融体系稳定，但日元国际化最终以失败告终。该市场实践经验表明，离岸市场虽可为货币国际化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与市场深度，但其实际效果仍受制于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国内金融市场的整体发展水平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

美日两国的经验共同表明，分离型制度有利于实现在岸市场与离岸风险的有效隔离，确保了国内金融体系稳定的底线。值得注意的是，离岸金融市场的成功并不只依赖于税收优惠或管制放松，更关键的是建立一套与国家货币战略相匹配的系统性制度安排。对于已具备储备货币地位的国家（如美国），离岸市场的建设侧重于强化管控与提升监管效能，通过境内离岸化巩固其中心地位。而对于正在推动货币国际化的国家（如当时的日本），重点则在于有序引导与风险隔离，借助有限渗透机制在开放中稳步积累经验、管理风险。这为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制度设计应紧紧围绕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总体战略，在促进金融创新与提升便利度的同时，必须构建清晰可控的资金循环与风险隔离机制，从而实现服务实体经济与维护金融安全之间的平衡。

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涵盖两个部分：一是境外市场，指在中国境外自然形成或政策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如中国香港、英国伦敦、新加坡等，其运行主要遵循当地金融法规与国际惯例，是当前人民币离岸业务的主体。二是境内市场，指在中国主权管辖范围内，通过特殊制度安排（如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设立的、主要服务于非居民或在岸机构跨境业务的人民币离岸功能试点区域，如上海自贸区、海南自贸港等（张明、潘松李江，2022）。两者共同构成了当前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境外为主、境内试验”的二元发展格局。本文将首先概述市场整体发展情况，继而分析境外与境内市场的具体发展，最后归纳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征。

（一）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总体发展情况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对外经贸往来的日益密切，人民币在国际经贸中的使用持续扩大。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启动以来，人民币通过贸易与投资渠道逐步实现跨境流通，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图1展示了人民币环球指数（RGI）的演变。自2010年基期设立以来，RGI整体呈现持续上升态势：RGI经历了2011年至2014年的初期快速扩张后，2015年至2019年进入调整与巩固阶段，指数在1700~2200区间震荡，2020年以来重拾升势，并于2024年中期一度突破5300点，显示出离岸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增强。尽管近期指数有所波动，但整体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表明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已形成一定规模，并在国际化进程中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二）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情况

1.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保持稳定增长

离岸人民币存款市场已形成以香港为核心、其他区域共同发展的格局，资金池规模稳步扩大，为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与国际化拓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如图2与图3所示，离岸人民币总存款余额从2017年的约1.1万亿元逐步增长至2024年的约1.6万亿元，市场基础持续巩固。其中，香港始终保持主导地位，存款规模从2017年的5588亿元上升至2024年的9265亿元，占总额比例长期过半，凸显其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核心功能。与此同时，其他主要离岸市场如伦敦、新加坡、中国台湾等也呈现整体增长趋势，反映出人民币在离岸市场的使用范围正逐步覆盖更多的全球金融中心。具体来看，2024年末中国香港占比达57.91%，英国伦敦、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澳门分别占9.78%、8.31%、7.44%和5.53%，其余市场合计占11.03%，体现出“高度集中、多点扩散”的结构特征。

2.离岸人民币融资业务规模持续扩张

如图4所示，2020年至2024年，离岸人民币债券、存单和贷款业务均实现规模增长。从离岸人民币债券来看，2024年，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活跃，全年新发行规模达9254.7亿元，同比增长38.1%，其中香港地区发行量占八成以上，继续发挥核心发行平台作用。从离岸人民币存单来看，该市场亦稳步发展。截至2024年末余额为6091.9亿元，同比增长28.7%，为金融机构提供了重要的短期融资与流动性管理工具。从离岸人民币贷款来看，离岸人民币贷款规模在5年间接近翻番，2024年末突破1万亿元，其中香港地区贷款余额为7235亿元，反映出离岸人民币在支持企业跨境贸易、投资与经营中的实际作用不断增强。总而言之，离岸市场已形成以债券为长期融资主渠道、以存单为短期工具补充、以贷款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多层次融资体系，不仅提升了人民币的跨境金融服务能力，也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

其中，常态化发行央行票据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银行自2018年起常态化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已发展成为离岸市场重要的流动性管理工具与基准利率参考。2024年全年共发行12期、总计2750亿元，发行规模持续扩大，期限结构不断优化，涵盖3个月、6个月及1年期品种，并配套推出回购做市机制，有效提升了二级市场流动性。此举不仅丰富了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完善了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也吸引了包括主权机构、商业银行、基金等在内的多元投资者参与，进一步巩固了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推动离岸市场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发展。

3.离岸人民币清算量快速增长

近年来，离岸人民币清算规模快速增长，清算效率显著提升。图5展示了离岸人民币清算量。2024年，人民币清算行人民币清算量合计达937.6万亿元，同比增长47.3%，其中银行同业清算量达877.6万亿元，同比增长54.0%，反映出离岸市场人民币资金调拨与交易结算的活跃度大幅提高。香港作为最主要的离岸枢纽，其人民币实时支付结算系统（RTGS）处理的清算量在2024年达到723.0万亿元，同比增长48.2%，高效支撑了全球主要的人民币支付结算。与此同时，主要时区的境外人民币清算行体系为离岸人民币清算量快速增长提供基础设施保障。自2003年中银香港成为首家境外人民币清算行以来，清算网络稳步向全球延伸。截至2024年末，在人民币清算行开立清算账户的参加行及其他机构数量达1049个，较2023年末增加56个。目前，覆盖主要时区的境外人民币清算行体系已基本形成并持续扩展，显示出市场参与主体的持续扩大与网络效应的增强。因此，人民币离岸金融设施的发展和完善，不仅提升了跨境人民币支付的便利性与安全性，也为离岸市场的流动性管理、产品创新与风险管理奠定了关键基础（李亭等，2025）。

（三）境内人民币离岸金融的探索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进来”外资企业和“走出去”中资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与日俱增，推动境内人民币离岸金融的贸易结算需求、投融资需求与预防需求不断上升（邓志超、李奇霖，2024）。因此，我国对构建与发展境内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展开探索工作，以更好满足境内人民币离岸金融的多种需求。

境内离岸金融市场的探索可追溯至早期境内银行开展离岸业务。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为境内银行开展离岸业务提供制度保障。2002年，央行松绑离岸业务后，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新取得离岸银行业务经营资格，可通过离岸账户（Offshore Account，OSA）在境内开展离岸业务，但为外币离岸业务。2013年9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指出“支持试验区设立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允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这一举措打破之前境内离岸业务多为外币范畴的局限，成为构建境内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探索的起点。自此，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上海、海南等地区开展境内人民币离岸业务试点。

值得注意的是，境内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体系是指在中国境内，业务币种为人民币，具有相对独立性、区别于在岸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的市场，该市场参与者以非居民为主，居民可有限参与（张春等，2022）。因此，与IBF和JOM这类标准、独立的境内离岸金融市场不同的是，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严格定义上的境内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而是通过上海、广东、天津等21个自贸区和海南自贸港不同程度试点离岸金融改革，形成以自贸区（港）为载体的境内人民币离岸业务布局（见图6）。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与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政策的持续落地，我国境内人民币离岸业务进展显著。尤其是上海自贸区与海南自贸港作为境内人民币离岸业务的试点高地，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从账户体系来看，两地账户体系运行活跃，为境内人民币离岸业务提供了高效、便利的资金往来通道。上海自贸区以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为依托开展境内人民币离岸业务。截至2025年4月，上海累计开立各类FT账户17.74万个，发生本外币跨境收支折合人民币年均增速超30%，非居民企业通过FT账户办理跨境收支折合人民币年均增速近40%。海南自贸港则主要以自由贸易账户和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EF账户）开展业务。2024年FT账户收支折合人民币1.33万亿元，同比增长89.07%。EF账户自2024年5月上线以来发展迅猛。截至2025年9月，共开立EF账户超过480个，资金往来范围覆盖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并完成了超1700亿元跨境资金结算。图7展示了FT账户和EF账户资金往来的机制，FT账户遵循“一线宏观审慎，二线有限渗透”的原则，EF账户则遵循“一线放开，二线按照跨境管理，同名账户跨二线有限渗透原则”，两账户体系都在把控风险的条件下打通了人民币离岸资金跨境双向流动通道，提高了境内外人民币循环的联动性。

从具体的人民币离岸业务来看，两地离岸贸易与融资业务发展态势较好，为丰富人民币离岸业务使用情景提供保障。离岸贸易方面，两地优势区域为其离岸贸易业务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其中，2024年上海自贸区的临港新片区离岸转手买卖规模约247.8亿美元，同比增长87.5%；海南自贸港的洋浦经济开发区新型离岸国际贸易结算额达119.46亿美元。离岸人民币融资方面，离岸债券的发行拓展了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其中，上海自贸区于2025年7月发行5亿元上海自贸区离岸债券，该债券助力上海成为离岸人民币资产聚集地；海南于2025年9月在香港发行50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峰值订单规模近230亿元，国际资本市场对海南自贸港信用的认可有助于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持有人民币资产。

（四）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征

政策在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与规范作用。表2整理了我国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部分政策。无论是市场体系、试点建设还是具体人民币离岸业务开展，一系列官方政策为其提供可行的路径。在市场体系和试点方面，政策除了大力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外，还通过以自贸区或自贸港等试点区域为境内人民币离岸业务试点载体，鼓励境内人民币离岸市场（中心）建设，为引导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全面发展指明方向。在具体业务层面，政策着重支持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离岸业务，企业跨境交易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并从账户设立、跨境贸易与投融资便利化以及流动性供给等多个维度出台具体规范细则，促进人民币在离岸市场的流通与使用。总而言之，这些政策相互关联、协同发力，有助于进一步拓展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

2.境外为主，境内处于探索阶段

目前，我国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呈现出“境外为主、境内试验”的二元格局，即境外市场是成熟运行的主体，境内市场则处于有限度的试点探索阶段。两者在功能定位与发展程度上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了区别于成熟货币离岸体系的阶段性特征。

境外市场是人民币离岸业务的主要平台。经过十余年发展，以香港为核心，伦敦、新加坡等为重要地区节点的全球离岸人民币网络已基本成型。这些市场依托其高度开放的环境、成熟的金融基础设施与法律制度，承担了绝大部分跨境支付、外汇交易、债券发行及资产管理业务，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品体系与市场生态，是人民币国际流通与使用的主要场所。相比之下，境内离岸金融业务仍属于风险可控下的制度创新试验。以上海自贸区、海南自贸港等为代表的试点区域，通过创设自由贸易账户、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等特殊安排，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原则下，探索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境内开展模式。尽管试点在账户体系、离岸贸易和债券发行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但其业务范围、参与主体与市场规模均受限于特定区域，功能和自由度与香港等成熟离岸中心存在明显差距。

这一“境外为主、境内试验”的发展格局，体现了在统筹金融开放与风险防控过程中的阶段性安排。通过在境内设置制度“试验田”，既为未来更深层次的资本项目开放和离岸在岸市场融合积累经验、测试工具，也为持续巩固境外主市场提供了风险缓冲。人民币离岸市场完整生态的构建，仍是一个需要境内外市场长期互动、渐进融合的动态过程。

3.发展初具规模，但与成熟货币离岸市场存在一定差距

经过十余年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已形成覆盖存贷款、债券、外汇及衍生品的基础产品体系，并建立起增强人民币国际使用便利性的全球清算网络。国际清算银行（BIS）调查显示，2025年人民币全球外汇日均交易量增至8170亿美元，占比达8.5%，与英镑差距快速缩小；同时，人民币稳居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与第五大储备货币。然而，与美元等成熟货币的离岸体系相比，其市场发展仍存在明显差距，整体水平与我国经济规模尚不相称。

第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但市场深度与产品多样性不足。近年来，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快速扩大。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已与3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本币互换协议，总规模约4.5万亿元；主要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6万亿元。然而，市场深度仍有待加强，产品结构仍以基础存贷、债券和即期外汇为主，复杂衍生品（如利率互换、信用违约互换等）规模小、流动性低，难以满足国际投资者多元化风险管理与资产配置需求。例如，香港人民币外汇日均交易额在2025年4月已达3151亿美元，但交易仍以基础外汇产品为主，缺乏足够规模、高流动性的复杂衍生品。

第二，国际化网络不断完善，但业务分布相对集中。截至2025年6月末，中国人民银行已在33个国家和地区授权35家境外人民币清算行，基本覆盖与我国贸易往来密切的主要区域；与43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然而，业务活动在地理和功能上高度集中。香港作为绝对核心枢纽，长期处理全球近80%的离岸人民币支付，并在存贷款及债券发行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格局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系统性风险相对聚集的隐患。伦敦、新加坡等其他中心虽在特定领域（如外汇交易、期货）形成专长，但在整体业务体量、产品创新和资金沉淀方面与香港差距显著，尚未形成功能互补、风险分散的协同网络。尤其，离岸人民币市场在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存在货币竞争的国家和地区渗透依然有限，市场拓展依然受到货币使用惯性、双边合作积极性等的制约（王家强，2024）。这反映出货币使用的路径依赖与国际货币竞争格局的深层制约。

第三，资金循环渠道拓宽，但回流机制与定价能力有待加强。健康、可持续的离岸市场依赖于通畅的内外资金循环和独立的定价能力，而这两方面仍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核心薄弱环节。一方面，“债券通”“互换通”等机制虽拓宽了跨境投融资渠道，但人民币回流仍主要依赖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等有限渠道，规模和灵活性不足，限制了离岸资金池的自我扩张能力。另一方面，市场定价自主性不强。离岸人民币（CNH）汇率与利率仍显著受在岸市场（CNY）影响，尚未稳固形成一条成熟的、完全由离岸市场供需决定的基准收益率曲线，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作为国际定价基准的权威性。因此，资金循环的结构性依赖与定价自主性的缺失严重制约了离岸市场的深度发展与内生稳定性。

（一）推动境内和境外市场协同发展，拓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体系深度

全面拓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体系深度需要境内和境外市场功能互补，以推动协同发展。其中，境内人民币离岸市场应着重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部分人民币金融产品的供给以及宏观调控，而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则着重推动产品和市场建设（张春等，2022）。

对于境内人民币离岸市场，需加快以自贸区（港）为载体的境内人民币离岸金融试点的基础建设。作为开展境内人民币离岸金融试点的重要载体，自贸区（港）应抓住政策红利。例如，海南自贸港于2025年12月18日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其在面临封关运作带来的新机遇时，应统筹好金融开放与安全，充分发挥“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优势，结合区域产业，创新离岸人民币贸易、投融资和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等业务，丰富跨境人民币金融产品，为境外参与主体提供便利的人民币交易环境，进一步加强离岸人民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但在开展离岸业务时，我国自贸区（港）主要使用FT账户、EF账户和NRA账户，其本质仍属于在岸监管框架下服务跨境需求的特殊账户类型，并非独立的离岸账户。因此，我国需重点探索适合人民币离岸业务的账户体系，进一步优化账户体系，并形成真正的独立离岸账户体系。建议借鉴IBF的制度经验，内外严格分离，通过分割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与传统的境内市场防范风险，以避免离岸金融机构逃避监管进行套利操作（张维建，2017）。此外，国际经验表明税收优惠政策是吸引更多境外主体参与的有力工具（黄小军、黄承煜，2024；孙立行，2024），自贸区（港）可参考IBF等国际主要离岸市场的做法，适当降低准入门槛，通过实行低利率或差异化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以提升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对于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需持续巩固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枢纽地位，以香港枢纽带动伦敦、新加坡等人民币离岸市场协同发展。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虽然拥有较为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多元化的跨境资金流通渠道，但仍存在离岸人民币投融资产品基础化、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不足等问题。从投融资产品方面看，香港具有资本项目完全开放和规则国际化的优势，有利于发展对制度水平要求较高的股票类产品（张春、蒋一乐，2025），因此香港离岸市场可凭借此优势丰富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期权、股票挂钩票据等股权投资产品，以满足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投融资产品的需求。从流动性方面，继续发挥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作用，依托RTGS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的便利性与高效性，大力发展跨境贸易结算、金融交易等业务，并进一步完善沪港通、深港通、跨境理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扩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为离岸人民币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更重要的是，在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中，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处理主要集中于香港，对其依赖度较高，一定程度上挤出其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空间。因此，我国还需依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加强与伦敦、新加坡等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合作。例如，大力支持中资金融机构在这些地区深耕人民币离岸市场（王家强，2024），推动人民币离岸业务在不同时区、不同地域上互补发展，并积极拓展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促进与其他人民币离岸市场协同发展，进一步形成分布均衡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网络。

（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民币国际使用的便利性

健全的金融基础设施是离岸人民币市场高效、安全运行的关键支撑，其建设可以从优化全球清算网络、升级交易结算体系与布局数字金融生态三个层面展开。

首先，完善全球支付清算网络，提升支付结算效率。一方面，推动支付系统间的高效对接。持续升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推动其与香港人民币RTGS等主要离岸本地清算系统实现技术标准和业务流程的深度对接，使跨境支付系统与离岸本地清算系统实现功能互补、风险隔离，进一步提升支付清算效率。另一方面，有序扩展和新设境外清算行。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及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的关键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中资银行增设人民币清算行，或深化与当地主流银行的代理合作，将清算网络布局至离岸市场末端，切实解决支付结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其次，加强金融资产交易结算平台建设，提升市场流动性和资产吸引力。在香港等核心离岸市场，应加速研发并落地基于区块链等技术的券款对付（DvP）结算平台，实现资金与证券的瞬时同步交割，以大幅降低结算风险与时间成本，增强人民币债券等资产的交易吸引力。进一步地，打通支付系统（如CIPS等）、银行间交易系统（如CFETS等）、股票登记托管系统（如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以及债券登记托管系统（中债登、上清所）之间的技术衔接与流程整合，探索构建一体化的后台支持体系，从而为人民币金融资产在全球的发行、交易与清算提供高效的服务体系。

最后，积极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扩大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和实际场景落地。一是积极拓展多元应用场景，探索数字人民币在离岸市场的零售消费、薪资发放及金融机构间大额转账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二是鼓励基于数字人民币的金融产品创新，利用其可编程、可追溯的特性，支持开发以数字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货币市场基金等新型资产，丰富离岸市场产品多样性。三是深度参与并引领国际标准与合作，积极主导并扩大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批发型跨境央行数字货币结算和交易等前沿项目的研究与试点，在全球数字货币发展中巩固并提升人民币的长期竞争力（王剑、尹轶帆，2023）。

（三）加强人民币离岸市场风险防范与监管，为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

随着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与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其所面临的风险结构也日益复杂。一方面，市场风险等传统金融风险更易传导与叠加；另一方面，境内离岸市场建设中短期资本流动冲击等新型风险亦不断显现。因此，人民币离岸市场的风险防控与监管至关重要。为保障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深化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需构建一个涵盖监管协同、宏观审慎、微观审慎的风险防控体系。

首先，在宏观审慎与监管工具层面，重点运用科技手段实施穿透式、智能化的风险监测与管理。传统监管手段难以适应离岸市场高度复杂、快速演变的交易行为，必须依靠技术驱动的监管科技（杨东，2018）。具体措施包括：一是依托上海数据交易所等国家级平台，建立安全的数据通道，系统性地接入香港、伦敦、新加坡等离岸中心的实时交易、清算与头寸数据，形成覆盖“在岸—离岸”的跨境资本流动数据库，以构建全域、实时的一体化监测网络。二是强化对市场准入与资金流动的穿透式监管。借鉴新加坡分级牌照、美国IBF账户隔离等国际成熟经验，对申请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实施 “分类准入”与“分级牌照”管理，依据其资本实力、风控能力与业务范围颁发不同权限。同时，严格规范并监控离岸账户（如OSA、FT账户）与在岸账户之间的资金渗透渠道，设定清晰的额度、用途与审批规则，确保每一笔跨境资金流动都清晰可溯、风险可控。

其次，在微观审慎与市场主体层面，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并培育市场主体的风险管理理念。必须明确离岸金融机构作为风险防控“第一道防线”的职责，要求其建立全面内控与合规体系，并充分运用金融科技强化客户识别、交易核查与异常监测。同时，监管机构与自律组织需加强投资者教育，引导企业聚焦主业、理性运用套期保值工具管理汇率风险，并推动离岸人民币衍生品市场提供更丰富、高效的避险产品。通过夯实市场主体的风险管控能力和理性交易行为，从微观基础筑牢人民币离岸市场稳定的根基。

最后，在监管协同层面，需要深化跨境与国际合作以应对监管套利与风险传染问题。离岸市场的跨境属性决定了单一司法管辖区的监管效力有限，必须依托紧密的国际合作。首要任务是深度强化内地与香港的监管协作机制，在现有的备忘录基础上，推动建立涵盖数据共享、联合检查与危机处置的常态化操作流程，应对在岸与离岸人民币跨境套利问题（张朝阳、应坚，2016；李婧等，2025）。同时，应将合作范围拓展至伦敦、新加坡、卢森堡等全球主要人民币离岸中心，通过定期高层对话、监管联席会议等形式，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沟通与政策协调机制。在此基础上，需主动参与并对接国际监管规则，共同制定跨境监管标准，从制度上压缩监管套利空间，从而防范风险跨境、跨市场共振传染，提升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国际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