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篇章:再平衡与释放市场力量

中国的新篇章：再平衡与释放市场力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丹·卡茨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中国北京，2026年3月22日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能参加本次活动，也很感谢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邀请我发表讲话。

本次活动发生在一个持续变化、动荡不息的时期。贸易、地缘政治、技术、人口形势——各种重塑全球经济的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着我们。

然而，正如近几周所显示的，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冲击更为频发的时代。我原本计划今天更多讨论“变化”而非“冲击”，尤其是偏重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历史性的迅速崛起。但在此之前，我想先就中东地区的最新情况谈几点看法。

中东地区的冲突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一个新的重大风险来源，而就在不久之前，全球经济前景似乎还展现了相当的韧性。

该冲突的全部影响目前仍难以全面评估，但我们预计，这一事态的发展将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复杂的权衡取舍问题。

当然，应对供给扰动的第一道防线是价格。当局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需求作出调整，以确保能源的边际使用投向生产效率最高的领域。

但可以理解的是，在应对能源冲击的调整过程中，财政政策可能也需要发挥作用。各国政府可能会通过设定能源价格上限和实施补贴计划等方式来保护家庭。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或许能够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但在许多政府预算本已吃紧的情况下，这些措施的财政代价十分高昂。而且，这些措施抑制了价格信号，因此往往会阻碍能源使用的有序减少，并可能在更长时间内推高整体能源价格以及更广泛的需求水平。

对中央银行来说，当前的政策环境尤为严峻。如果能源价格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中央银行可能不得不在价格稳定风险与经济下行及潜在的金融环境收紧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eddy Roosevelt）曾说过，在需要作出决断的时刻，“最糟糕的莫过于什么都不做”。尽管这种逻辑或许适用于罗斯福总统为人称道的军事行动或高风险政治场景，但它并不适用于面对能源冲击的中央银行。

如果“什么都不做”是当前可选方案中的最优选择，那么它就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做法；而对于当下的中央银行来说，按兵不动保持观望具有很高的“期权价值”。在通胀预期锚定不够稳固的经济体中，以及在长期受高通胀困扰的经济体中，中央银行可能需要更快作出反应。但对于此前已按兵不动或正逐步调整政策的中央银行来说，它们很可能有条件从容应对；而且无论是决定转向更为紧缩的立场以应对通胀风险，还是决定转向更为宽松的立场以应对产出风险，它们很可能都会事先获得对快速演变形势的更清晰认识。

至关重要的是，所有中央银行都应清晰阐述其潜在的政策反应函数，包括提供情景分析，以便引导市场理解其在通胀和产出风险显现时的可能政策路径。

当然，目前仍处于事态发展的早期阶段，未来仍可能出现很多变化。但很显然，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都需要作出调整，这再次印证了连续冲击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健全的政策框架以及灵活应变的能力至关重要。近期的经验还表明，允许私人部门为应对冲击而进行调整和创新，有助于增强整个经济的韧性。

说罢经验教训，让我来谈谈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在一系列重大冲击面前展现出了韧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私人部门的适应能力。展望未来，让市场力量进一步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望为这种韧性提供更深厚、更持久的基础。

中国的迅猛崛起

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推动实现了全球经济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一大成就。

1978年，在改革开放启动前夕，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曾位居世界最低之列。得益于中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人民群众的辛勤努力，中国经济实现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这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八亿多民众摆脱了极端贫困，中等收入群体迅速壮大。

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政策组合：其中既包括了市场化改革，也涵盖了国家对资源的引导配置，而一个总的趋势是让私人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国有控股企业在全部工业收入中的占比由1999年的约50%下降到了2015年的约20%。不过近年来，私人部门作用的扩大进程有所停滞。

这一变化与中国整体经济增速放缓同时出现，其背后存在多重原因，包括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投资回报率走低，以及人口形势压力增加等。与此同时，中国仍然面临着多项重大挑战，其来源包括通缩压力——如果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持续走弱，通缩压力存在固化的风险。因此，开展改革以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再平衡与释放市场力量

实际上，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些挑战，并正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他们在2025年和2026年采取了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立场，并启动了“反内卷”行动，以减少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中国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将扩大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大引擎，这也有助于缓解中国的外部失衡。

以上这些都是有益的举措；不过，中国仍可通过提高居民收入、降低对预防性储蓄的激励，进一步扩大消费和国内需求——尤其是服务业需求。为此，中国需要将资源从产业补贴和基础设施建设中逐步转移出来，更多投向社保体系项目；并且需要稳定房地产市场，以此增强居民信心，从而促进人们多消费、少储蓄。此外，中国还需要将税收负担从已承受较高税负的中等收入群体更多转向高收入群体，同时减少企业税收减免。

提高生产率是改革工作中的另一个关键部分。在这一领域，更深入地开展市场化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便引导资源流向生产率更高的领域，可能对中国的增长前景和未来繁荣产生变革性的影响。我们认为，三大改革支柱尤为关键。

第一，当局应继续为企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长期以来，在支持重点部门发展方面，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补贴、税收优惠以及低成本信贷的政策组合。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做法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并服务于国家安全等政策目标，但其并非没有成本。IMF的估计显示，缩减针对特定企业和行业的优惠待遇，可能使整体生产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从而将中国的GDP水平提升多达2个百分点。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私人企业、中小企业乃至外资企业都能够公平开展竞争，这是推动创新和提升生产率的关键，还将提高收入水平，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政府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法》是一个有益的开端。

第二个支柱是进一步依靠市场化定价。在任何经济体中，最关键的价格之一是资本的成本。它决定着投资的决策，也影响着资源的流向。在中国，资本流向生产率较低的借款主体导致了债务上升，削弱了金融机构，同时也助长了“内卷”现象——以牺牲更有实力、更为高效的企业为代价，持续为较弱的企业提供支持。通过推动市场化改革，使更大比例的资金流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以及减少过度生产的激励——如取消GDP增长目标和为特定行业设定的生产目标，将有助于更有效地利用中国的储蓄资源。在房地产领域，加快缺乏可持续经营开发商的有序退出，并允许住房价格更灵活地调整，将有助于消化积压的库存，恢复居民和企业的信心。

第三个支柱是加强服务业，以打造更加持久的经济增长动力。总体来看，中国的服务业规模显著小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而在中国已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约30%的背景下，其服务业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事实上，中国市场化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快于制造业。通过放松监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有望助力服务业经济中的其他领域（包括医疗、教育、专业服务、技术服务等）实现更快发展，而这将实现生产率的持久提升。

中国的新篇章

市场力量是开启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增长的关键所在。国家的角色需要随之转变——政府不应再将投资导向特定产业，而是应营造有利于私人部门创新的制度环境，并让市场力量引导中国庞大的资源流向能够创造最大价值的领域。

这一转型将促进中国自身的发展；不仅如此，在一个快速变化、冲击频发、亟需持久活力与稳定的世界中，这一转型也将惠及我们所有人。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