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鹰:市场机制与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意义就是集中全国的力量完成某一重大工程。最熟悉的莫过于“两弹一星”，为我国国防做出历史性的巨大贡献，还有“载人航天工程”、“北斗计划”的等。国外也有如美国的“曼哈顿工程”、“阿波罗计划”、构建全球网络等。

新型举国体制，是能够发挥政府重要的组织、支持、协调作用，集中优势力量，发挥要素市场机制体制配置科技和创新资源的决定作用，以实现国家发展以实现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以国防军事科技、军民融合带动整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以国防军事科技、军民融合带动整体科学技术，重点在关系国家发展和安全，关系所有企业发展的重大工程、关键基础共性技术、国家战略科技上取得突破。

1、重大科学工程和重大技术集成工程。

对于关系基础科学今后发展的科学工程，必须由国家以举国体制建设。如探秘宇宙的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FAST；解决人类清洁能源问题的“人造太阳”核聚变装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装置；在岩层深处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被称为“诺亚方舟”的云南种质资源库。

由于重大技术集成工程创新项目可以集中人才、技术、资金和其它资源，经过分解项目和总装，在短时间内完成重大工程项目，既发挥任务分解后的专业力量分别完成另、部、器件的研发、创新和生产，又能在总装中集中精力实现集成创新。

重大工程技术集成创新项目适合国家国防重大装备和武器的研发、创新和生产。适合国家重大基础建设装备制造和重大建设工程。如飞机、电力设备、通信设备、数控加工中心等。适合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设备的研发和生产。

2、关键共性技术平台。

关键共性技术平台是解决国家和产业发展普遍需要和能取得全面效益的关键共性技术的合作研发服务模式或组织。原创技术、前沿技术、核心技术、颠覆性技术一般是上游基础性技术或上游基础产业，其中大多数是共性技术。

共性技术平台就是组织产学研、多学科的协同攻关，解决多学科的协同攻关，解决西方“卡脖子”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如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核心算法、发动机、伺服电机以及高端轴承钢、关键材料等。解决好共性技术问题，对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附加值，对国防安全，对促进中国成为制造业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上，世界各地都有共性技术平台的成功案例。如美国的在重点技术领域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官方和企业共建的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台湾工研院等。

美国所有的高技术重大项目都可以看到国防部先进技术研究署（DARPA）的身影。其高技术产业成功在于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结合。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政府和工业界联合成立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对振兴共性基础技术的美国），对振兴共性基础技术的美国半导体起了关键作用。

建设关键共性技术平台有利于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提升技术能力，促进技术突破和技术转移，提升国家、行业、产业发展的整体竞争力。目前我们的制造业整体上普遍缺乏产业上高端的技术能力，大批科技型企业缺乏科学技术后盾支撑，而技术能力靠的是原理、机理、技术汇合等科学基础。由于市场失灵，单个企业不太愿意去解决共性难题，而且靠单个企业去解决带有普遍性的核心科学技术问题是十分困难的，在产品分散化、专业化、个性化的现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十分需要政府推动和支持建设产业共性技术平台，使共性技术平台真正成为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

韩国政府组织和购买关键共性技术。据刘燕华（2020）介绍：“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韩国小船也造不了，电子工业几乎没有，它的汽车工业也还没起步。韩国的工业体系非常落后，只有一些小厂，但是他们要想翻身。那个时候要翻身，那些小工厂实力很弱，怎么办呢？韩国采取了一个举国体制，国家出钱专门组织韩国的科学家以及国际上科学家，研究韩国所需要的关键共性技术。它把所有这些共性技术由国家购买，向韩国的所有企业开放，使很多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技术能力大幅度提高，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从传统农业、轻工业逐渐转向了重工业，它的举国体制战略从技术到产业，然后到市场，一步一步往下走，它产业的发展与人才培育是相结合的。”

共性技术平台是重要的技术创新基础设施，是在国家、行业、产业中能广泛应用，以取得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提升企业整体水平为目标，以具有基础性、原理性、普遍性的技术科学为抓手，由产学研和各类主体协同共建、服务企业的管理机构和合作研发组织。一句话，共性技术平台是解决产业发展普遍需要和能取得全面效益的关键共性技术的合作研发服务模式或组织。

3、大力组织、支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我们现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除少数国家下达重点研发项目外，都是每年申请课题养活自己出论文的小型教师团队。

但是，美国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承担国家战略计划、产学研深度融合，有的数千人的创新联合体。

据刘则渊等（2007）分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1970年制定了试验性研发促进计划（ERDIP），“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UICRC)”就是该计划的一部分，1985年创建“大学工程研究中心(ERC)”，1988年之后创建“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STC)”。对设立这三类中心的共同要求是，中心必须设在大学，且有工业企业参与合作，其目标必须同时输出面向工业的研究成果和科技人才。

据何洁等（2013）分析:美国工程研究中心（ERC）由大学牵头，吸引企业以会员或项目合作方式参与研究活动，而NSF对个工程研究中心资助1/3经费，约100-360万美元/年，30%来自企业，20%来自其它联邦机构，学校提供10%，还有10%来自州和地方政府。各工程研究中心有14-83个企业伙伴，平均35个，涵盖大中小型企业，世界500强占近50%。

这些工程研究中心都设在大学的重点实验室。

所以，举国体制的第三个重点是组织、支持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产学研深度融合、承担国家战略需求和企业共同的重大需求的研发和创新基地。政府多支持，不干预。

市场机制是按照价值规律运行的机制，是优势交换的机制。包括市场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这些机制在市场上决定了资源的配置。

在科学技术事业和创新驱动发展中，要充分发挥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的定价机制、交易机制，资本市场的发现和选拔机制、投资机制、退出机制，金融市场的债权机制、信托机制 、规范机制、风险共担机制，以及社会监督机制、企业家培育机制是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和做强做大的基础和动力。

要发挥市场作用，不仅是要搞好市场建设，而且要重视企业、企业家在价格形成、机会发现、创新增强、效益增加上的重要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提出：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健全技术转移机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

近年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中，更进一步认识到政府在解决产业共性关键技术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更加重视在市场和组织“双重失灵”中，政府如何引导企业和高校、研发机构等创新主体，以合理的组织方式促进竞争前产业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扩散，突破技术瓶颈，增强产业竞争力。许多国家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多种政策手段和工具，促进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引导和组织创新主体加强产业技术研发。

政府有科技管理和创新管理的职责。但科技管理与创新管理有别但又相互紧密关联。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要正确区分科学技术和创新，区分科技体制和创新体制，区分科技管理与创新管理。

我们过去在处理科研与创新，科技管理与创新管理方面是有不少问题的。

我们长期以来在科学技术管理中使用“科技成果转化”，(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近年开始使用国际上常用的“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

科技成果转化是产业技术创新的一个途径，是线性技术转化，而技术转移——联合国将技术转移定义为“系统知识的转移”，即从知识的生产者转移到知识的使用者。技术转移是知识、技术在人、组织之间的转换和转移。是通过人才流动、知识流动，产学研之间的互动合作，企业之间的资源整合，国际间的交流合作，新装备、新材料的应用和扩散，促进产业技术在转移中创新的过程。

技术转移是立体的转移，技术转移体系作为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它渗透在技术创新的全过程。但目前又是最薄弱的环节。

我们长期说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不准确的，更不能全面反映创新过程。

科技部门多是搞针对研发人员成果转化的应用激励，忽视对企业的激励。如黄奇帆在2019年指出“同美国《拜杜法案》相比，我国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是针对研发人员的激励，缺少对转化专利企业的激励。我们应当充分借鉴《拜杜法案》，把科研机构、研发人员、科技企业各方积极性广泛调动起来，特别要充分发挥企业整合技术、资金、人才的优势，鼓励产学研联合设立技术转移机构，不断拓宽新技术的转移转化渠道，拓展新产品的市场应用空间。”转化应用的主体是企业。

市场机制下，最重要的是发展大批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

陈清泰（2015）总结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战略地位：“科技型中小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纽带，是创新效率最高的群体，是产业升级的生力军，是实现技术突破、提供技术来源、以新技术重构产业链的主力，他们以自身试错的‘生和死’，扮演着新技术探路者的角，为大企业的技术集成进行铺垫。” 

创造（Creation）与创新（Innovation）不同。

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是创新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创新是运用现代知识，包括发明创造取得效益。

科技研发创造知识，创新运用知识。

科技是研发出成果，创新是应用成果出效益。

科技是创新的支撑，创新又多方面拉动科技进步和突破。既不能混淆，又不能割裂。科技体制和创新体系紧密关联、相互反馈但运行机制不同，所以科技管理与创新管理方式政策不同。

科技体制——政府主导，高校院所主体，研发为主，财政投入为主，产出知识。

创新体制——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应用创新为主，社会投入为主，产出效益。

当前科学技术和创新的状况出现显著差异：创新由于市场资源配置和政府引导发展形势很好；科学技术由于政府管控，改革滞后，多数成果“低小散”。

美国工程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李凯（2015）认为，将科研资助与创新资助混为一体所带来的问题显而易见。第一个明显问题是此举会带来两种激烈的冲突。李凯举例，一个受到资助的团队必须发表新知识来衡量他们的研究是否成功，但同时又要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以实现商业成功。这在知识产权保护还较弱的环境下是非常困难的。另一个冲突是大学会变成营利机构。当一所大学拥有了公司，它将成为产业界的竞争者。这样的利益冲突偏离了大学的主要目标——培养学生。李凯认为，第二个明显的问题是要在2～3年内既要产出成功的科研成果又要实现成功的创新产品是不现实的。 

李凯认为科研和创新评价公认的三个标准是：第一，是否产生颠覆性技术；第二，是否在某个领域的国际市场上占据领头羊地位；第三，是否通过核心知识产权创造出很高的毛利。

按这个标准，我们差距很大。

为什么政府在高技术领域的科研经费投入效果很差？为什么论文第一大国掌握不了“纸变钱”的游戏规则？在李凯看来，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科研与创新合二为一的政策，并对所资助的研究性项目提出不切实际的商业成功要求。

“从表面上来看，科研与创新合二为一的政策对政府和宣传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其实这是混淆了科研与创新的基本概念。”李凯对第一个原因阐释道。

以发明即时贴闻名世界的3M公司的杰弗里·尼科尔森博士曾经对两者给出明确的定义：“科研是将金钱转换为知识的过程”，而“创新则是将知识转换为金钱的过程”。

大批创造发明都是敢想敢干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有好奇心，去探索大自然的秘密，有的是有一颗善良心，去解救在病痛和困难中的人，不停歇地为人类创造方便、幸福和美好，有的是有极强的责任心，专注把自己的事情办得出类拔萃，就会有新创造。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牛顿、爱因斯坦、海森堡无一不是对什么都好奇。尤其是古希腊时代的科学家更是对自然界本身变化的好奇。他们的科学研究毫无应用的目的。“求知是人的本性”， 亚里士多德说希腊人对什么都好奇，一定要搞清楚，搞清楚就舒服了。

但是许多科学家是从人类的需求出发的科学研究，不少人付出毕生的心血。

“一个人在幼年时通过接触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兴趣和欲望，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是通往产生一代科学巨匠的路。”2016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大隅良典说。

从小，大隅良典非常喜欢自然，采集昆虫是一大爱好，他还是小学科学教材的编撰者。在他看来，让小孩子们爱上自然、爱上科学，对世界抱有宝贵的好奇心，是一切的起点。

“（小时候）热衷于飞机模型、半导体收音机的制作，夏天喜欢在小河里捞鱼、捕萤火虫、采集昆虫，手持网子在野外一走就是一天。采筑紫、野芹菜、木通、杨梅、野草莓，能够感受自然的四季变迁。抬头看见满天的星星可以很容易辨认出星座，银河像地上的河流一样奔腾。这些当时都没有想过，但今天作为自然科学专业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者，这样的体验，就是一切的原点吧。”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下村修谈及自己为何走上科学之路时，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应该说，对大自然和周围世界保持一颗好奇心，是引领诺贝尔奖获得者走进科研世界的直接原因。

对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小柴昌俊来说，他最难忘的就是小时候在学校后山与同学追逐赛跑、拔农家蔬菜、肆意玩耍的那段时光。

从多位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他们亲近自然、观察自然的经历。

在“帽子”“票子”和“位子”的吸引力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内在动力对驱动科学家不断开拓进取就显得十分重要。虽然影响内在动力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为重要的还是科研兴趣和使命意识。科研兴趣的培养离不开老师们的教育，使命意识的形成离不开老师们的垂范。因此，导师的言传身教至关重要。（周程，2019）

爱因斯坦（1930）说，“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

如在医学实践治疗中，从发现癌细胞快速增长到发现基因突变，到免疫逃逸都是科学的发现而有了新的认知。在治疗技术上分别从化疗放疗到靶向治疗，到免疫治疗CAS-T。人类治疗癌症发生重大进展，是经验技术和技术科学的结合在改变人类。经验技术是渐进的，是不断积累的，科学是阶梯式的，是跳跃式的。所以经验技术和技术科学的结合，绝大部分力量要从治疗应用中深入。

单克隆抗体药物经历了在实践中技术科学对抗体的研究发现，到要得到足够的抗体来进行研究抗体的特异性遗传学，到将产生抗体的单一细胞同另一研究出的杂交瘤细胞融合，使其成为产生抗体的肿瘤细胞，它只识别一种靶分子且具有永久的分子结构，即单克隆抗体。

这项技术科学发现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的乔治斯∙科勒（Georges Kohler），但最早的开发应用却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起步的杂交技术公司的肿瘤专家伊伏尔∙罗斯顿（Ivor Royston）和杂交瘤专家、风险投资家及一大批青年人，靠起步的30万美元的种子基金，三年后上市融资1200万美元，以第一个产品试剂盒推向市场得到收益。后来杂交公司又经历了被收购，解决了生产中的许多障碍。如要发现一种只出现在肿瘤表面的特异性蛋白质作为靶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即使你发现了肿瘤特异的蛋白质靶子，怎样才能生产出足够的抗体到达肿瘤部位？如何克服实体肿瘤对抗体的排斥？怎样避免患者的免疫系统细胞在抗体发挥作用前即将它吞噬掉？而且抗体具有很复杂的三维结构，是在四条蛋白质链经适当折叠后才形成具有功能的蛋白质产品。制造人体单克隆抗体的生产过程过于复杂，也提高了抗体的造价，而影响了他的商业实用性。在90年代早期，人们已经目睹过两种单克隆抗体的失败。两个公司的针对脓毒性休克的抗体都通过了第三期临床试验，但却因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它的治疗效果，而没有能得到FDA的许可。治疗中还要解决副作用和引起人体过敏的很多问题。最后真正的突破是发明了一种结构上类似人体蛋白质的单克隆抗体，并发明了一种生产过程，大大降低了生产抗体的费用。IDEC制药公司用于治疗的的单克隆抗体药Rituxan直到二十后的1998年才得到FDA的许可，用于淋巴瘤治疗。（据（美）Roth C.R.生物技术企业资本运营[M].2001）

史蒂文·罗森伯格（Steven Rosenberg），出生在一个犹太移民家庭。1968年的一天，驻院实习的罗森伯格遇到了一个极其罕见的病例：一个黑色素瘤患者在没有接受任何额外治疗的情况下，身体自发清除了黑色素瘤。虽然肿瘤自愈案例在历史上也有过记载，但眼见为实，罗森伯格深受触动。受到命运的指引，罗森伯格从此和肿瘤免疫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当时罗森伯格猜测，患者血液中有某种能够抵抗癌症的因子，刚好医院来了位同病相怜的患者，血型也和自发缓解病人相同，因此罗森伯格开始了第一次尝试：将自发缓解病人的血液输入到了新患者的体内。

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接受输血的病人病情发展很快，不久便去世了。尽管没能获得成功，罗森伯格热情并没有消退，“有些东西开始在我心中燃烧，” 罗森伯格后来写道，“并且从未消失”。

1976年，受到白细胞介素2（IL-2）刺激T细胞增殖的启发，罗森伯格开始了IL-2治疗癌症的尝试，迎来的却是一次次失败。更糟糕的是，IL-2毒性很大，有些患者接受治疗后直接就送重症病房了。

失败66次后，1984年，罗森伯格遇到了改变彼此命运的第67号病人琳达·泰勒（Linda Taylor），一位患有黑色素瘤的海军军官。

泰勒成为被罗森伯格第一个成功治愈的病人。这次成功，对泰勒而言是重生，对罗森伯格来说，进一步坚定了他对肿瘤免疫疗法的信心，自此，罗森伯格以及IL-2疗法登上了各大新闻的头条。

TILs疗法的原理是激活并增强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产生特异性免疫细胞，从而消灭肿瘤细胞。这是深藏在肿瘤患者体内的、治愈晚期癌症的方法。

2018年，美国免疫学家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生物学家本庶佑凭借此项疗法，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早在2011年10月3日，瑞典诺贝尔奖将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法国和加拿大的三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人体免疫系统研究领域所作贡献。加拿大科学家拉尔夫﹒斯坦曼因在“树突状dc细胞及其在适应性免疫系统方面作用的发现”得的成就，获得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世纪90年代，在罗森伯格实验室所在街道的另一侧，海军医学研究所的卡尔·琼（Carl June）同样也在研究嵌合抗原T细胞疗法CAR-T。

2001年，在各种尝试后，卡尔的妻子未能逃离卵巢癌的魔爪，她六年后因病去世。这么多年来，特别是妻子生病之后，卡尔一直试图为治疗癌症找出一个新模式，在这一模式里不是由药物主导疾病治疗，而是具有活性的免疫细胞。卡尔化悲痛为力量，开始癌症药物开发的漫漫征途。2012年，卡尔团队通过CAR-T拯救了濒临死亡的名为艾米莉·怀特黑德（Emily Whitehead）的女孩，之后又促成第一款CAR-T药物Kymriah在2017年8月被FDA批准上市。《Science》杂志将肿瘤免疫治疗列为2013年十大科学突破的首位。

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拉尔夫·斯坦曼（Ralph Steinman）教授是利用自己的树突细胞（DC）治疗自身胰腺癌，延长生命长达 5 年之久。（据杨青“肿瘤免疫治疗”（2017）和澎拜《神经现实》2020）

这就是善良心，他们有坚强的信念，崇高的理想，心中燃烧着激情，就是为了解除人类的疾病痛苦，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CAR技术自1989年起，经过三代演进：第一代只有T细胞刺激因子，没有共刺激因子；第二代只有单个共刺激因子;第三代才有两个共刺激因子。这些改进都是基于一系列临床试验中的深入科学研究，对CAR的有效性有显著提高。

西安炬光公司半导体激光器和光学器件技术居世界前列，为若干大公司提供高端器件。刘兴胜博士通过实践认识到器件技术中有科学思考。他们花了五年时间，换了多次团队，花费几千万元，才解决了问题。他们说“理解失效机理，解决技术科学问题，才能设计和制备适合于极端环境下工作的器件。”

我们缺乏这样一些数十年如一日深入科研和工程的科学家工程师。

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的所有方面都是利益驱动。一切向钱看怎么可能有几十年的潜心努力。缺失了好奇心，善良心和责任心，怎么会有创造？试想靠考核出的论文会有价值吗？一个地方奖励申报专利的经费高于科研经费的情况下，会有好专利吗？

只有为全人类进步的事业心，才能有向科学的深入。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从产业效益出发，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出发，甚至有的地区要求本地的成果只能在本地应用，狭隘的心理不会有科学的重大发现。但是科学的发现，肯定会带来经济的大发展，首先是人类文明和健康的巨大进步。

科学技术是一个长期探索、质疑、批判、争论、积累的过程，产业创新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是技术、科学、产业相互融合的过程。可能会有奇迹出现，但不会是弯道超车。

要有重大科学发现，要有重大技术发明，要有原创技术和产品，要靠举国开放、合作体制，靠举国科学探索的精神，靠举国艰苦奋斗的强大动力，靠举国人民第一、质量第一的理念，靠举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靠市场的发展选拔机制，靠举国信任、鼓励一大批具有好奇心、善良心、责任心的人才。

有人说美国的举国体制是“有其别具特色的‘举国体制’。这一体制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举国一致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同仇敌忾打击德日意法西斯，以及冷战期间竭尽全力遏制苏联，也就是说，当美国社会上下一致形成‘敌国意识’之后，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之抗衡，置之于死地为后快。”（黄琪轩，2021）不仅如此，美国还启动并促进了计算机革命和打造网络世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美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每年动用几十亿美元，帮助企业拓展技术前沿，抢占世界科技制高点，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支持数千人的国家实验室建设都是美国特色的“举国体制”。 

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日本的科技实力；1965年，朝永振一郎继汤川秀树后再度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桂冠。这些成功极大地提振了日本青年学子的自信心。他们不愿意再继续简单地模仿西方学者，而是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大胆地向无人区挺进。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显示，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约为1122万日元，也远超出国家公务员的663万日元。

总的看法是，一是由于中国文化长期重应用轻原理，重技术轻科学。我们把知识的应用、笃行,“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作为能力的最高衡量尺度，满足于知识传授，缺乏“为什么？”的探索和科学的进取。李约瑟说的中国古代是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二是大一统。大一统对中国文化和国家稳定有好作用，但对科学技术和文明建设不利。爱因斯胆说得有道理。我近年研究宣传钱老的技术科学思想，就是基于众多案例分析证明我们的工程技术许多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引进的技术更不知道其原理。

建设科技强国的最根本的是有一批敢于探发现问题，敢于质疑挑战的人才！而这一切首先需要的不是慧眼识才，而是相信他们，包容他们，爱护他们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社会环境不是金钱至上，也不是权力权威至上，而是平等和宽容，自由探索和质疑批判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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