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次重大突破，每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本质上都是一次对企业家精神的松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自主经营的自由，到个体经营合法化赋予城市个体商业活动的自由，再到私营企业入宪为民营企业提供长期经营的产权保障，直至加入 WTO 赋予中国企业家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自由。

张维迎在《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指出，企业家的自由边界，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空间边界。他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构建了一个融合斯密分工理论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市场规模扩大推动分工深化，分工深化催生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的正向循环。

改革开放的核心价值，正是打破市场分割，实现从县域市场到全国统一市场，再到全球市场的拓展。市场规模的扩大为企业家深化分工、发挥才能提供了巨大空间。

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仅仅依靠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简单堆积，而是企业家通过分工与创新，将这些要素转化为真实生产力与社会财富的结果。

张维迎将企业家的核心职能划分为两类：发现不均衡（套利）与创造不均衡（创新）。

套利型企业家通过发现市场中的供需错配与价格失衡，纠正资源配置的错误，推动市场趋向均衡，是短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创新型企业家通过创造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组织方式，打破原有的市场均衡，开辟全新的增长空间，是长期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

这一划分也为拆解中国 40 年经济增长的动力提供了标尺。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高速增长，核心驱动力是套利型企业家的集中爆发，市场主体通过发现国内外市场的不均衡，将资源从低效领域转移到高效领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追赶。而随着市场逐步趋向均衡、套利空间持续收窄，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核心在于能否完成从套利型企业家主导向创新型企业家主导的转型。

基于这套以企业家为核心的增长逻辑，张维迎在其公开论述中强调，若将中国 40 年的发展成就简单归因于体制优势，很容易陷入认知误区，进而倾向于强化国有企业垄断、扩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依赖政策分配资源，丧失冒险创业的意愿。

他也多次提及，用“中国模式”解释过去 40 年的发展成就，对中国未来发展存在双重不利影响：对内可能偏离市场化改革的既定方向，对外则可能加深外界对中国经济的误读—— 在西方主流语境中，所谓的“中国模式”常被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其底层逻辑与自由贸易规则相冲突，不当的叙事将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制造不必要的壁垒。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是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与企业家精神，而非所谓体制主导的模式优势。

张维迎反对将经济增长简单等同于给定生产要素的配置优化，这一观点也直接回应了“中国经济增长靠人口红利、高储蓄率”的认知。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本身不会自动带来经济增长，全球范围内不乏拥有充足人口红利、丰富自然资源却长期陷入贫困停滞的经济体。中国的人口红利之所以能够转化为经济奇迹，核心在于无数企业家将分散的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转化为具备生产力的工厂、产品与产业。

若没有企业家，人口红利只是待业的剩余劳动力，高储蓄率也只是闲置的资金，无法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投资。改革开放前，中国同样拥有庞大的人口、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却长期处于短缺经济。而改革开放后，放开了对个体创业、私营企业的限制，让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同样的人口、土地要素，就爆发出了惊人的生产力，造就了世界工厂的奇迹。

张维迎强调，企业家是市场的灵魂，没有企业家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企业家这一核心角色几乎被完全排除，甚至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都很难找到关于企业家的系统论述。

主流经济学以“世界是确定的、信息是完全的、偏好和技术是给定的” 为核心假设，构建起关于均衡状态与最优解的理论体系，但这一假设从根源上否定了企业家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世界是确定的，每个人都能预见未来，如果信息是完全的，所有人都具备同等的决策能力，那么企业家便没有存在的价值。这种理论，不仅导致对企业家价值的长期低估，也常常使得经济政策偏离市场化的正确轨道。

张维迎对企业家精神给出了颠覆性的反向定义：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求解，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而是通过创造条件、改变约束边界，实现他人认为不可能的目标。

市场的核心功能，并非“在给定资源与给定技术下的最优配置机制”，而是一个持续的发现与创造过程。市场能够让企业家发现原本未被认知的机会，创造出原本不存在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资源，实现真正的 “无中生有”。

人类过去 300 年的经济飞跃，中国过去 40 年的跨越式发展，本质上都不是资源配置优化的结果，而是企业家创造的结果。

张维迎提出，创新具有四大不可消除的不确定性：技术可行性的不确定性、商业价值的不确定性、相关配套技术的不确定性、政策与文化环境的不确定性。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无法通过大数据计算、政府集中规划实现，只能依靠无数企业家的分散决策与独立试错。基于这一逻辑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预越少、民营企业家越活跃的领域，往往技术进步越快、全球竞争力越强。反之，长期依赖产业政策重点扶持、政府集中规划的领域，则更容易出现资源错配、产能过剩与寻租问题。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这类做法违背了创新的不确定性规律，用政府集中决策替代了企业家的分散试错。

张维迎分析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家精神的抑制作用，指出产业政策并非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反而会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产业政策的本质，是政府官员替代企业家做出市场判断、选择产业赛道、确定技术路线，这必然面临两大致命缺陷：一是认知局限，政府官员不具备预测未来技术与市场走向的能力，更无法应对创新的不确定性。二是激励扭曲，产业政策必然催生寻租空间，使得企业将精力放在获取补贴、争取政策支持上，而非创新与价值创造。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更多来自改革开放、市场扩容和企业家自由空间的扩大，而不是产业政策主导。

张维迎强调，一个社会要实现持续繁荣，必须让最有才能的人更多进入市场、发挥企业家精神，而不是依赖行政分配资源。市场活动是创造价值的正和博弈，能够推动社会总财富增长，而单纯的资源分配则是零和博弈。

法治的核心使命是保护企业家权利而非保护特定群体的利益。只有产权、自由经营和创新试错权得到可靠保障，企业家精神才能持续迸发，社会才能永葆创新活力。

张维迎不认同凯恩斯主义的增长逻辑，他指出投资、消费是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

经济增长并非依靠政府的货币投放、消费刺激、投资扩张拉动，而是依靠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 用新的技术、产品、商业模式替代旧的技术、产品、商业模式，持续突破生产可能性边界。

若没有企业家的创新，再多的投资只会转化为产能过剩，再多的刺激只会带来虚假的繁荣，而非真实的经济增长。

中国过去 40 年的发展历程也印证了这一逻辑。凡是经济增长质量高、可持续性强的阶段，都是民营企业家创新活跃、创造性破坏充分发生的阶段。而试图通过强刺激、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的阶段，往往仅能带来短期的数字增长，却会积累产能过剩、债务高企等长期问题。

《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的英文版入围了 2025 年哈耶克图书奖，其核心价值，在于揭示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盲区，用系统的理论框架与丰富的实践案例，重塑了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