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场化改革如何向全球市场释放制度引力——基于10个综合改革试点探索的中国路径

当前，全球经贸体系处于深刻调整和加速演进的关键期，正站在规则重构与权力再分配的历史岔路口。全球经贸规则正由多边框架向区域化、双边化主导转变，规则不断向“边境后”领域延伸，市场碎片化趋势日益明显。美国以自身利益和价值观为导向，打造“小院高墙”式全球化格局，在产业链层面，推行脱钩断链，排挤、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在国际规则层面，利用多边机制施压，全方位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空间，给中国制度型开放设置新的开放难题。尽管面临欧美的系统性封锁，中国仍坚持以高水平开放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努力由规则接受者向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深度参与者转变，积极推动产业链迈向中高端，并在数字贸易、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提升全球话语权。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对内开放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成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短板（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苏南重点城市等10个地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标志着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将从顶层设计迈向区域性示范探索的新阶段。此次试点改革，不仅是深化国内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的战略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的推进，与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程紧密交织。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文章，深刻回答了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意义、要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提出了行动指南。从历史维度看，我国对外开放经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党的十八大这三次关键历史节点，每一次开放浪潮都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突破。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同时强调“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和“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传统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正在向制度型开放跃迁，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从政策优惠为主向制度规则对接转变（李平，2024）。这一转变对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涉及外部规则的衔接，更倒逼内部制度的系统性变革。在此背景下，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回应国际关切和服务国家战略的前沿课题。

传统对外开放理论主要围绕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动展开，强调关税降低、贸易便利化等“边境上”措施（王跃生等，2021）。但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真正制约国际经贸合作深化的障碍已转向“边境后”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差异（李丹和李龙龙，2024）。在此背景下，制度型开放理论应运而生，通过释放市场洼地效应和制度高地效应，强调规则、制度、管理等层面的深度改革（赵可金，2025）。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可以通过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降低贸易成本两个途径，间接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王婧卜和褚希伟，2025）。制度型开放正成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和应对逆全球化难题的战略选择（王如雪和于津平，2025；施炳展和陈馨怡，2025）。与准入型开放和流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具有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高标准的特点（盛斌，2025），其理论内涵涵盖规则对接、制度创新和制度输出三个维度。

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欧阳日辉和徐远彬，2025）。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要素市场化本质上是消除要素配置扭曲，实现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洪银兴，2020）。现代制度经济学进一步强调，有效的要素市场需要清晰的产权界定、充分的竞争环境和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洪银兴，2018；孔祥智和周振，2020；刘雅君和张雅俊，2023）。与商品市场改革相比，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涉及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曾铮和冯翼，2025），因而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和社会结构（荣晨等，2021；边悦玲和魏晓文，2023）。要素市场化配置障碍既源于内生性扭曲，也源于要素市场涉及更为复杂的政策性扭曲（刘志成，2019）。为稳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国务院发布《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此次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生动实践，也是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与无序竞争的制胜一招。

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要素市场化配置存在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就制度层面而言，制度接轨将直接促进要素市场的制度创新。当一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特别是加入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或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时，需要逐步调整国内不兼容、不协调的规章制度（王明涛等，2025；杨志浩，2024），这一过程必然推动要素市场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孙军（2024）在分析制度型开放畅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推进策略时，就提出引进国际先进制度，实现国际制度国内化。而在要素市场基础制度方面，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在于用普遍要素市场制度取代特殊要素市场制度（罗小芳和卢现祥，2023）。

从技术扩散的角度看，高水平对外开放会加速要素质量提升与形态演变，尤其是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全球配置。中国碳中和政策推动要素形态发生深刻变化，为世界贡献了绿色发展新范式（朱民等，2023）。当技术创新突破物理边界，传统要素将与现代技术融合衍生出新形态，如数字劳动力（王小伟，2025）、智慧土地等（刘耀林和何建华，2020），进一步丰富和拓展要素市场的内容和边界。

此外，全球化视角下，开放推动的规则重构会重塑要素配置的全球场景。在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的当下，绿色竞争力已成为产业分工的新坐标。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中国企业从传统产能输出转向绿色规则共建，推动绿色供应链互证互认（李雅婷等，2023；严兵等，2024）。这种规则话语权的提升使中国企业得以在产业生态层面整合资源，将环保要求转化为价值链管控工具。中国企业正在构建基于共同利益的绿色发展共同体，特别是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创了南南合作的新范式（李玫和丁辉，2016；汪万发和张彦著，2022；李冬新和陈浩，2025）。这种基于规则重构的要素配置全球场景重塑，不仅影响了要素流动的方向和方式，更重新定义了要素的价值评估标准，使之更好地适应和引领可持续发展要求（罗仪馥，2024；陶平生，2020）。

尽管既有研究对开放与要素配置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索，但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协同仍是一个兼具理论张力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未来尚有较多可完善空间。面向“十五五”，以制度型开放为特征的高水平开放如何具体作用于国内区域性的、综合性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以及反之要素市场化改革如何推动高水平开放，其内在的微观机制与系统的整合路径仍有待深入研究。

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两大引擎，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再是简单的市场准入或商品和要素流动，而是制度型开放、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多方面多领域的开放，是深度融入全球体系并参与规则塑造的过程，将深刻倒逼、牵引和赋能国内深层次体制改革（表1）。

同时，国内高标准要素体系改革的深入推进，也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内在动力，尤其是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链向高端攀升提供信号指引和激励作用（刘志彪，2023）。此次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在全国范围内遴选10个发展基础好、经济增长支撑作用强的城市群、都市圈或中心城市，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重大战略区域，兼具东、中、西部代表性地区（表2）。各地区既有基于资源禀赋与战略定位开展的差异化探索，又呈现出一些共性趋势。通过构建一个高效协同、创新驱动、面向未来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的国内制度基础，同时通过开放压力倒逼国内改革深化，最终形成“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引领改革”的良性循环。

（一）高水平对外开放围绕规则接轨、制度环境建设以及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倒逼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动力，以开放促改革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宝贵经验（马相东，2025）。当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倒逼作用，是围绕规则接轨、制度环境建设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方面，从外部竞争压力传导至内部制度变革，再到系统性生态重构的过程，更加强调破除要素市场分割的深层障碍。

1. 高水平对外开放重点内容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强调规则的引入与接轨

通过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将直接倒逼国内数据产权、知识产权、公平竞争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要求不仅超越了传统的市场准入和贸易自由化范畴，更致力于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完善，充分释放创新潜能并加速技术进步。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国内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提供了外部牵引力和倒逼压力，迫使国内在数据、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的产权界定、定价机制和跨境流动制度上深化改革。尤其在知识产权领域，通过增强制度的国际兼容性，使创新者对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可与保护更具信心，从而进一步激发其创新动力。同时，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简化行政审批、降低政府干预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使其能更敏捷地依据市场反馈调整创新方向，并将更多资源集中于研发关键环节。当前我国推进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不仅涉及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更拓展至算力、空域、频谱轨道等新型要素，这种要素范围的拓展正是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规则对接引致的市场形态演变。

2.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大幅缩减是制度型开放的关键举措，其影响远不止市场准入的减法，更在于深刻重塑中国市场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环境、行为与战略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持续缩减，将直接增加市场主体数量与多样性，加剧市场竞争。为服务外资准入，国内也必须调整法律规制、推动制度环境改革以验证和完善市场机制。这种强大的外部压力不仅为改革直接补充高级要素，产生知识溢出，更在推动构建与之兼容的制度环境、创造新市场和增强市场韧性方面为全国改革积累经验。从长远看，这不仅迫使国内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要素市场基础制度，也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 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深化国际规则对接与制度创新，使中国企业可以更好地适应国际规则环境，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压力下，传统基于效率优先的全球化模式正逐步让位于兼顾安全与韧性的新型分工体系。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在国内自贸试验区等平台为中国企业构建前瞻性的规则适应与演练机制，围绕中欧班列+跨境电商融合监管、内陆沿海港港联动等制度创新试点，以新业态和新模式促进资本、技术、数据等高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聚合，使企业以“干中学”的方式提前熟悉并内化未来在全球市场可能面临的复杂规则，为企业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和创新适应性奠定了制度基础，为经济体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提供了系统性支撑。实证研究表明，在贸易政策冲击下，要素配置效率更高的企业能够更快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和近岸化调整，显著降低外部断链风险（陶锋等，2023；张建清等，2025）。

4. 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改革并加速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

高水平对外开放实践通过引入外部资源和国际规则对接、激发国内要素市场竞争等多重路径，为国内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持续赋能，推动要素市场朝更高效、更规范、更开放的方向发展，深刻重塑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格局，并在国际贸易层面产生深远影响。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是其比较优势的根本，高水平开放能使本国要素禀赋更深度地融入全球价值链，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技术外溢和“干中学”加速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使企业发展从劳动、资源密集型向资本、技术、数据密集型跃迁（图1）。

首先，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资本要素的市场化注入与配置深化，以制度创新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同时，开放政策促使资本供给结构与投资逻辑的转变，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培育力度加大，本土金融体系不断深化创新，积极赋能实体经济结构升级。

其次，不断完善的技术要素的溢出与融合机制在开放协同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内通过构建全国一体化的技术市场体系，破除技术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对外通过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建设离岸创新创业孵化中心和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特别是国际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的蓬勃发展，为技术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创造了较为广阔的应用场景。这种“市场牵引”的模式，结合开放创新的技术供给，能够加速技术迭代和成果转化，实现产业升级与技术追赶的良性互动。

再次，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与价值释放更是当前制度型开放的前沿议题，安全有序的数据流动为国际贸易带来了新的动能。通过探索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等分类监管机制，可在保障国家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安全有序引入国际数据资源，激活国内数据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与价值创造功能，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中的话语权，也为本土企业融入国际数据价值链、挖掘数据驱动的创新增长点提供了制度保障，这是在数据领域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重要实践。

复次，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各试点区域要从过去侧重于单一要素的点状松绑，转向注重各类要素之间的互补性、网络效应与整体效能。技术、资本、数据等现代要素的价值实现高度依赖于与其他要素的有机融合。例如，技术成果转化需要资本要素的精准匹配与数据要素的迭代反馈，数据要素的价值挖掘离不开算力要素的支撑与高素质劳动力要素的应用。这种协同配置要求打破要素流动的行政壁垒和部门分割（唐志勇等，2024），以要素组合优化形成叠加放大效应，提升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这正是形成和提升新质生产力与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

图1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二者互动机制逻辑框架

（二）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通过提供微观基础、形成强大的开放型制度引力、以制度优化更好配置资源等，为进一步深化制度型开放夯实基础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刘成和明芳，2025），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是为全球经济维稳攻坚、添薪加火的中国方案，不仅有助于中国参与更高水平的开放，更是兼顾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诉求的中国智慧的体现。

1.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微观基础

传统开放模式依赖于廉价初级要素所形成的静态比较优势，而高水平对外开放则要求构建以知识、数据等高级要素为核心的动态竞争优势。此次要素试点方案中要素排序由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调整为“技术、土地、劳动力、数据、资本”，这一序列变化具有深刻的政策信号意义与理论内涵，凸显了创新驱动与数据赋能的新要素观。将技术要素置于首位，表明政策焦点从规模扩张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旨在激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数据要素位置的前移，则呼应了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赋能的新特征。各试点区域的方案普遍强调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探索数据跨境流动与价值释放路径，意味着数据已被视为重构产业竞争格局、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变量。这种要素排序的调整，标志着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重心已转向支撑创新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新型要素供给与配置体系。当前，各种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组愈发频繁，中国更要抓住这一特殊窗口期，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的步伐。

2.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能够推动形成强大的开放型制度引力，增强中国在全球经贸治理中的话语权

中国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的底气，正是来源于通过不断的制度改革培育出的具备强大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是决定交易成本的关键，开展要素市场改革实质是在“预对接”国际规则，显著降低未来加入高水平经贸协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国内外市场主体对长期投资的信心，进而形成强大的制度引力。在这一机制下，国内制度的完善不仅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供了接口，也通过构建更加开放、公平和可预期的市场环境，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层次与竞争优势，为未来国际谈判中确立符合自身发展利益的规则赢得话语权与实践经验。

3.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推动实现制度优化所引发的资源再配置与创新激励效应，能够持续赋能产业升级与技术变革，推动实现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改革之间的动态协同

各试点方案普遍支持对数据、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和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改革，形成对微观主体持续开展研发创新的强大内生激励。探索不仅是为了解决当前要素配置的痛点，更是为了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塑造制度优势和新质生产力优势，从而能够参与甚至主导更高水平的国际规则制定，为进一步深化制度型开放创造条件，形成一个“开放—改革—升级—再开放”的螺旋式上升循环。这一逻辑深刻表明，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由外部规则牵引的外生推动，转变为内部制度创新和效率提升驱动的内生拓展，展现出中国对全球科技产业变革趋势的前瞻性把握和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的中国智慧。

中国已将内外联动与开放升级视为提升全球治理参与度与规则塑造力的战略支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未来的开放议题会愈发纷繁复杂。因此，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协同过程中，仍面临不少潜在挑战。

1. 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影响资本、技术等关键要素的跨境流动与高效配置

《世界开放报告2025》指出，当前世界开放呈现出“总体收紧、分化加剧、动能转换”的复杂格局。地缘政治冲突、保护主义等安全变量已成为主导全球开放水平收紧的最关键因素。尤其是美欧导致的复杂地缘政治风险，不管是美国的竞争与遏制，还是欧盟的“去风险”与战略自主，地缘政治紧张和“安全焦虑”正促使主要经济体调整其全球产业链策略，推动全球产业链加速朝区域化、本土化、近岸化、多元化方向重构，这直接影响了资本、技术、数据等关键要素的跨境流动与高效配置。

2. 数据流动效率和安全与相应制度框架欠完善间的矛盾

此次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的一大亮点，就是对数据要素对外开放的处理，因为数据跨境流动不仅涉及技术合规，更关乎国家主权与商业效率的深层博弈（叶成城，2025）。当前中国面临的已非简单的监管技术问题，而是如何在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式的严格保护、美国《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CLOUD Act）式的“长臂管辖”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跨境隐私规则（CBPR）式的区域协调之间，建立既符合中国安全底线又具备国际兼容性的治理体系（马述忠等，2025）。其难点在于既要通过编制数据出境“白名单”等分级分类监管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又需通过加入全球跨境隐私规则安排等措施建立能与国际对话的监管合作机制，避免形成数字贸易壁垒。更深层次看，这要求中国构建一个能同时满足国家安全审查、个人信息保护与商业数据自由流动的“三元平衡”制度框架，这对政策设计的创新性、灵活性与韧性的要求提出了巨大挑战。

3. 改革进度差异引发的系统协同挑战

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涉及技术、数据、资本等多维领域，各领域改革进度与逻辑存在显著差异。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尚处于基础制度探索期，而资本要素开放已进入深化阶段，这种差异可能导致要素配置扭曲，即超前开放的资本可能追逐尚未完善定价机制的数据资产，催生泡沫风险，拖累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同时，区域试点政策碎片化可能会形成新的“政策洼地”，导致要素向政策高地而非效率高地集聚，进而产生“虹吸”效应，反而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因此，破解这一挑战需要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改革协调机制，例如将数据跨境流动试点与资本项目开放试点区域重叠，通过制度协调来促进改革措施的协同。

4. 金融、房地产等领域开放中的传导风险

金融业对外开放与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可能加剧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特别是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放大的背景下，易与国内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形成共振。中国房地产部门兼具资产属性与民生保障功能，其开放若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措施叠加，可能引发土地资本化收益分配失衡、国际游资炒作特定区域资产等新型风险。这就要求中国建立更敏锐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将房地产金融风险监测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进行系统性绑定，设计针对外资进入保障性住房、商业地产等特定领域的差异化监管工具。

只有国内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到位，才能支撑更高水平开放迈开步伐，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是中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持续维持并不断精进的动态进程。这一选择有助于增进中国与世界经济在理念、政策、制度层面的开放互动，并在互动中不断塑造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优势，为中国更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引领作用。对此，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视角下，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的政策重点在于：

1. 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单边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各试点区域要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以单边开放为主体，构建向境内规则开放深化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体系，主动开展压力测试。试点地区不应仅满足于零星的优惠政策，而应致力于构建一套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规则体系，研究在特定领域对特定对象实施单边开放政策，抢先积累经验，测试各项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适应性与风险。尤其是在服务贸易、全球数字与绿色治理等领域，积极对接DEPA、CPTPP等协定中的规则。

2. 加强区域间、政府部门间的协同

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涉及多个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部门，甚至跨越单个行政区域的界限。因此，试点区域需要主动打破部门壁垒，推动跨区域、跨省域的规则对接，积累制度创新成果，为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扫清障碍。地方政府部门也要加强构建协同高效的服务体系与包容审慎的监管责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各要素高效配置创造一流的制度环境。同时，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都要逐步开展渐进式改革探索，避免要素市场的竞争与虹吸效应。

3.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积累区域改革共识与新成果

鼓励上海、重庆等“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和自贸试验区，在数据跨境、人才引进、金融开放等领域率先探索，打造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要素配置枢纽，为后续与沿线国家在高新科技领域合作奠定基础。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中，发掘更深入的制度性开放共识，积极推动中国在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中形成的标准、规则与管理经验的交流与采纳，便利后续合作并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协同，是全球要素协同的高级环节，反映了中国经贸从被动接轨到主动塑造的转变过程，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与自信（陈尧和郑志强，2025；沈坤荣，2025）。在未来系统推进全国层面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的进程中，有必要突破传统单点式、碎片化的改革模式，转向更具系统集成性与战略协同性的路径选择。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即使是在不同区位、不同要素禀赋下，也可以通过有机融合多类典型推进路径，构建功能互补、机制耦合的制度创新体系，从而有效应对要素市场化配置中存在的结构性、制度性深层次矛盾。

（一）规则对接型路径：在优势区域设置规则对接先行区，推动制度创新与话语权提升

未来改革可采取规则对接型路径，通过国内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的压力测试，将中国的规模市场优势、产业实践优势转化为稳定的制度成果与规则话语权。在自贸试验区、数字经济优势区域设立数字规则对接先行区，构建以DEPA、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参照的监管“沙盒”体系，重点开展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身份互认、隐私保护等模块的压力测试与制度适配。在此基础上，推动出台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地方性法规与行政规范，形成可操作、可验证的合规指引，实现国际规则在国内治理场景中的有序嵌入。建立动态评估与反馈机制，由跨部门专家组定期总结试点经验并提炼制度创新成果，反馈至国家层面谈判策略与规则升级进程，实现从被动接轨向主动参与规则塑造的战略转型。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以点带面推动国内要素治理制度与国际高标准协同互促，有效赋能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与贸易便利化，在区域主义与多边规则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增强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形成开放与安全动态平衡的现代化治理新范式。

（二）平台构建型路径：打造多层次、枢纽化的要素配置基础设施，引导新质生产力领域高效集聚与优化配置

驱动中国经济全球化动力机制正面临从外部到本土市场的转型（刘志彪，2025），由此对本国市场和承接平台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应着力打造多层次、枢纽化的要素配置基础设施，建设两类驱动要素价值倍增的关键平台。一是建立面向全球竞争的国际性要素交易平台，如国际数据交易所、碳普惠交易平台、跨境技术交易中心等，通过规则互认、结算互通机制吸引国内外主体广泛参与，提升中国在数据、碳资产、技术等新兴要素定价中的国际影响力。二是构建促进要素融合的功能性协同平台，重点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循环化平台和“数据—算力—算法”一体化平台建设，打破要素壁垒，引导技术、资本、数据、能源等高级要素向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等新质生产力领域高效集聚与优化配置。

（三）生态培育型路径：系统构建支撑要素高效配置与价值实现的生态体系，形成要素集聚与制度环境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搭建生态培育型路径要聚焦激发系统内生的、可持续的自组织、自适应和协同进化能力，核心在于系统构建支撑要素高效配置与价值实现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加强改革的软环境建设。一方面，培育专业化国际化中介服务生态，积极发展技术经理人、数据经纪人、国际仲裁与合规服务机构等新型市场主体，降低要素跨境流动与融合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与争端解决机制，构建促进信任、合作与知识溢出的制度环境与社会网络，增强国内外市场主体对长期投资与创新投入的信心，从而形成要素集聚与制度环境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四）区域协同型路径：构建要素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全面提高区域间要素协同配置效率

协同的最高层次是政策与权力的协调，未来应充分发挥高水平开放的牵引作用，超越地方视野，以全国统一大市场破解行政壁垒。就空间层面而言，各地区之间存在要素市场的竞争效应和“虹吸”效应，为避免地区间的要素失衡，区域性的统一大市场建设是重要路径（许士道和杨晨，2025）。构建要素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全面提高区域间要素协同配置效率，是各试点区域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株潭都市圈等战略区域，当下挖掘经济增长新空间的核心任务。其核心在于推动市场规则、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的三大协同。在市场规则协同方面，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统一市场主体登记标准、共建信用评价体系，打破制约劳动力、资本流动的隐性门槛；在公共服务协同方面，推进跨区域社保衔接、医疗教育资源共享，降低要素跨域配置的社会成本；在治理体系协同方面，建立跨行政区规划联动机制与利益共享模式，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跨域布局。通过区域一体化实践，不仅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压力测试场，更通过开放倒逼区域整合，形成可复制的制度成果，最终提升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结构性配置效率。

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破除国内制度性壁垒、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奠定坚实的内部基础，进而使中国能更深度、更主动地融入并塑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各试点区域的差异化探索，实质上是这一战略在不同地理空间和产业维度上的具体实施。其深层指向均是通过内部制度的现代化，增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深度和话语权。这些实践为全国层面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选择，表明唯有率先完成内部要素市场的系统性重构，才能在国际经贸竞争中实现从规则的“接受者”到“共建者”的转变。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必将超越国内经济发展的范畴，推动构建一个高效、透明、与国际接轨的要素配置体系，向全球市场释放强有力的制度引力。这一体系不仅能汇聚高端资本、技术和人才要素资源，更能够将中国的市场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制度性优势。最终，这一进程将有力支撑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基于市场规则、系统创新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