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资本论》第十三章引发的关于“家庭–市场”关系的理论思考

在阅读《资本论》第十三章时，有一些内容令我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兴趣。

上野千鹤子曾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写道，马克思的分析仅仅聚焦于市场领域，而将家庭领域排除在了市场领域之外。

“女权主义者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 主要在性别和生育问题上, 也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家庭看作是 "自然的过程" 而导致其理论分析没能包含‘家庭’这一领域。

但与其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是马克思自身的局限, 倒不如说这是市场局限的反映。将家庭置于市场之外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更是市场本身。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作为市场理论, 与市场一同共享了市场的局限而已。”

——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2020：17）

而在我看来，马克思并非完全没有将家庭领域纳入考量，或者说，那种将市场视为内部领域、将家庭视为外部领域的二元划分模型本身就存在着问题。当然，上野本人并没有进行这种简单的空间二元划分，上野的理论更注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家庭内父权制的性统治关系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她的二元论是相互作用的，有联系的二元论。

但一些使用其理论的人经常采用这种违背上野理论原意的简单的“家庭–市场”空间二元划分。因此，本文的论述也只是针对这一部分人群，并不针对上野千鹤子本人的相关理论。

我认为“家庭–市场”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一种纯粹的内外部对立关系。在资本论第十三章中，马克思详细论述了女工与童工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意味着原本在传统社会中不受资本直接支配的家务劳动以及传统的劳动形态，已经遭到了彻底的瓦解。

“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转化为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

——马克思《资本论》（2018：454）

而马克思所说的的相对过剩人口（指相对于资本需求来说过剩的劳动力），其构成当中便包含了这部分群体。在机器大工业迅猛发展前的工业体系之下，似乎只有男性工人才被视作工业人口中的有效组成部分。然而，当童工与女工也被大规模地吸纳进来之后，原本存在于家庭内部、具有一定自给自足性质的生产方式便丧失了维持下去的可能。家庭原先所具备的那种生产能力被瓦解了，用于自我生产生活资料的时间也被剥夺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家庭成员的生存便不得不完全依赖于货币与商品关系，必须通过购买来获取生活资料，而无法再依靠自身劳动来直接生产自身所需的生活资料。

“因为某些家务事，如照料婴儿和喂奶等，不能完全不管，所以，被资本没收的母亲，必须多多少少雇佣代替者。家庭消费，相应地就增加了货币的支出。因而，工人家庭的生产费用增加了，并且抵消了收入的增加。此外，节省地合理地利用和配置生活资料也不可能了。”

——马克思《资本论》（2018：455 注释121）

这就导致了一个新的困境，一方面，家庭产生了迫切的购买需求。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及的相对过剩人口现象，以及机器大工业发展所引发的排挤效应，相当一部分人或许根本就无法获得就业机会。他们无从获取货币，自然也就无力购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商品。

“另一方面，部分地由于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游离出来，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而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

——马克思《资本论》（2018：469）

由此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在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得以确立并充分发展之前，家庭生产（再生产）与社会生产（生产）之间的关系或许尚处于一种还没有产生出明确的分界的状态。也就是说因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家庭并不完全依赖于市场而存在，因此它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视角下便呈现出一种所谓“外部性”。但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使得家庭第一次能够作为一个“外部性”的东西被认识和讨论。前资本主义时代不存在明显的内外部分界，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这种分界才因为生产和再生产的对立而展现出可被分析的“外部性”。

在资本主义时期，二者之间滋生出一种极其畸形的关联。也就是说，在传统生产方式当中，性别分工体系是相对明确的，而一旦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分工界限反而变得模糊起来。由此才产生了所谓“双重压迫”的问题。在原本的生产与生活形态里，对于男女双方而言，双方各自承担着一套明晰且传统的分工关系所带来的负担。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对于女性群体而言，很可能就会出现那种通常所说的家庭内和市场内的双重压迫的局面。也就是说恰恰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之时，家庭才作为一个与市场密切关联的领域，被明确地纳入到了分析框架之内。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提到，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扩大剩余价值率的倾向曾经普遍地遭遇过抵制与抵抗。而之所以会如此，正如马克思论述工场手工业的特征一样，工场手工业生产，在相当程度上仍然需要依赖于传统手工业劳动者的技艺熟练程度。也就是说，它依然离不开熟练工与非熟练工之间的层级区分。因此，传统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对工场手工业试图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制约。这是由于工场手工业生产在相当程度上仍需仰赖传统手工业中遗存下来的那些要素。这也就使得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话语权，相较于其后来的阶段而言，尚能保有一定分量。他们不至于像在机器大工业时期那样，完全受到资本的强制性支配。在这样的情形下，工人的妻子与儿女，或者说工人的整个家庭仍旧大体维持着一种传统家庭的存在方式。换言之，家务劳动领域、家庭生活领域与市场领域之间，尚且保留着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并未被完全、彻底地卷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内部。

“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消失了。因此，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化工人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化或均等化的趋势，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

——马克思《资本论》（2018：483）

然而，正是由于机器大工业的来临，也就是所谓机器分工体系的建立，女工与童工被全面纳入生产结构以后，家庭生活本身也不得不依赖于商品–货币关系才能维系。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生产形态被彻底瓦解了。这一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工人被奴役的程度，因为此时已经不再存在一个所谓的看似是“外部”的领域了。或者说，已经不存在一个与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全然无关，保持独立的外部领域了。由此，资本对人的奴役程度也就因此加深，劳动生产率与剩余价值率随之提高。而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又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所谓的产业后备军，这又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劳动者的强制性控制。

因此，在我看来，与其说家庭是资本主义外部的一套独立体系，不如说，在资本主义之前，它或许确实可以算作一个在当今视角看来是“外部性”的存在，但恰恰是到了资本主义阶段特别是机器大工业时期，它反而才真正作为现实的“外部性”被吸纳进了内部，被部分地缝合进去了。原本它与社会生产没有彻底分界，而如今它被有限的缝合到了内部，并且残留了未分界时期传统家庭性别分工的残余。因此实际上的图景应当是，资本主义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包含着一种交错纠缠的生产关系与家庭关系，也就是包含着家庭再生产的生产关系结构。

在这个意义上，当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举出某些例子时——例如将老人等照护负担重新抛回家庭领域，以便为市场持续生产新的劳动力——我们就不能不进一步考虑到，在既往的历史阶段里，家庭这一领域原本是可以置身于市场之外的，不如说曾经它本就不像资本主义时期一样产生出两种生产的割裂和对立。它曾经是能够实现内部循环的。恰恰是在资本主义时期，它才逐渐丧失了这种自足的能力。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是否还能继续断言家庭是一个纯粹外部性的事物呢？我认为再将它视为某种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存在恐怕已经难以成立。它恰恰是在商品–货币关系以及机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才被深刻地卷入其中并被明确地辨认出来的。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讲：在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到来之前，我们未必能够清晰地辨认出有这么一个作为相对独立范畴而存在的家庭领域，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它才以前所未有的清晰面目展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