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府塬上第三十九章 市场经济来了,人心活了也乱了

西府塬上

第三十九章 市场经济来了，人心活了也乱了

1992年的冬初，国家推行市场经济的风声，顺着新修的土路、连着电话线，扎扎实实吹进了槐湾村，吹得塬上的人心，彻底翻了个个儿。

那风声不是从远处飘来的、模模糊糊的、听不清的，而是从广播里、从电视里、从周建军家的电话里，一字一句地传进来的，清清楚楚的，像石头砸在地上，砸出坑来。广播里说，国家要搞市场经济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话庄稼人听不大懂，可后面的听懂了——以后买东西不用凭票了，想买啥买啥；做买卖不用被限制了，想干啥干啥；挣钱的路子多了，只要肯干，就能挣到钱。这风声像春天的风，吹得人心里发痒，坐不住，站不稳，总想干点啥。

自打路通了、电话装了、王木匠的木器店在县城立了足，槐湾村人算是真切摸到了市场经济的门道——不再是守着几亩薄田靠天吃饭，不再是供销社统购统销、买啥都要凭票，手里有了现钱，眼里有了外面的世界，干啥都能奔着挣钱去，人心先活泛了，可活泛着活泛着，又慢慢乱了。

人心活了，是藏不住的新气象。那新气象像春天的草，从土里钻出来，嫩绿的，一片一片的，压都压不住。周建军的砖瓦厂彻底甩开了束缚，不再只给县城工地供砖，开始接周边乡村的建房单。附近村子的人听说槐湾村的砖瓦质量好、价钱公道，都跑来订货。有人要建新房，有人要盖猪圈，有人要修围墙，什么样的砖都要，什么样的瓦都订。建军脑子活，学着市场规矩，搞起了“按需定制”——你要青砖给你烧青砖，你要红砖给你烧红砖；你要大瓦给你烧大瓦，你要小瓦给你烧小瓦；你要圆孔的、方孔的、菱形的，他都能烧。生意越做越大，窑火日夜不熄，烟囱里的烟从早飘到晚，赭红色的，在塬上飘着，老远就能看见。雇的工人也多了，村里留守的妇女老人，只要肯出力，都能进厂挣工资。以前她们在家闲着，除了种地没别的收入，买个油盐酱醋都要算计。现在好了，一个月挣几十块上百块，手里有了现钱，想买啥买啥，再也不用攥着粮食换零花钱了。张婶在厂里搬砖，一个月挣一百二，她说：“以前跟老头子要钱，他抠抠搜搜的，现在我自己挣钱，想花就花。”李婶在厂里码坯，一个月挣八十，她说：“我这辈子头一回挣现钱，心里踏实。”

陈守田的苹果园，也搭上了市场经济的车。苹果树长了一年多了，有一人多高，枝干粗壮，叶子绿油油的。明年就能挂果了，后年就能丰收了。他不再等着商贩上门收果，托周建军牵线，直接跟县城水果批发市场、百货大楼果蔬柜签了预售协议。他跑到县城，跟批发市场的经理谈，跟百货大楼的采购谈，讲好品质、定好价格。人家问他：“你这苹果能保证品质吗？”他说：“能。我种的苹果，用的是农家肥，不施化肥，不打催红素，保证甜，保证红，保证好吃。”人家信他，签了合同。他心里有了准谱，打理果树的劲头更足，每天天不亮就往苹果园跑，施肥、浇水、剪枝、除草，干得满头大汗，可心里美得很。他逢人就说：“市场经济好，咱种的果不愁卖，能卖上实在价。以前种辣椒，丰收了卖不出去，烂在地里。现在不一样了，先签合同后种果，心里有底，不慌。”

王木匠在县城开了木器店，彻底摸透了市场喜好。他不再只做八仙桌、太师椅、顶箱柜这些老样式，而是看市场上啥畅销就做啥。组合柜好卖，他就做组合柜；沙发床好卖，他就做沙发床；玻璃展示柜好卖，他就做玻璃展示柜。他还接定制活，人家要啥样他就做啥样，图纸拿过来，他看一看，琢磨琢磨，就能做出来，比图纸上还好看。生意火爆得不行，每天都有顾客上门，订单排到了年后。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带了两个村里的后生当学徒，把手艺传出去，也给年轻人找了条不用外出打工的出路。两个后生学得认真，他教得仔细，从刨木料到凿卯榫，从贴面到刷漆，一样一样地教。他说：“你们好好学，学会了，以后也能开自己的店，不用出去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他自己也成了“城里老板”，穿着皮鞋，骑着自行车，在县城和村里之间来回跑，神气得像电影明星。

桂英在服装厂，也借着市场的东风，手艺越来越精。她不再只做锁边、缝衣兜这些基础活，而是跟着老师傅学做成衣、裁版型。她手巧，脑子活，学得快，做出来的衣裳合身、好看，比样板上还规矩。车间主任看她手艺好，把她从基础岗调到成衣岗，工资涨了一大截，一个月能挣三百多。张红梅再也不敢刁难她了，见了她还要陪笑脸，说：“桂英，你手艺真好，教教我呗。”桂英不吭声，低着头继续干自己的活。她寄回家的钱越来越多，一个月寄两百，一年就是两千多。家里的债还清了，弟弟的学费够了，爹的苹果树也买了最好的化肥。她在服装厂站稳了脚跟，再也不用受别人的气了。她站在缝纫机前，脚踩着踏板，手推着布料，心里想：市场经济好，只要你有本事，就能挣到钱，就能抬起头。

就连村里的普通人家，也都动了挣钱的心思。有人学着跑短途运输，从县城拉货到村里，从村里拉人到县城，一趟挣几块，一天跑好几趟，一个月下来比种地强多了。有人在村口开起了小卖部，卖烟酒糖茶、日用百货，不用再跑县城赶集，村里人买东西方便了，他们也挣了钱。有人养起了鸡鸭生猪，以前养一两头自己吃，现在养十几头、几十头，直接拉到县城市场卖，比卖给供销社挣得多。整个槐湾村，再也没有闲人，人人都想着找门路、挣现钱。往日慢悠悠的日子，彻底快了起来。以前吃完饭，男人蹲在墙根下抽烟，女人坐在炕沿上纳鞋底，孩子们在巷子里追跑打闹，慢悠悠的，像老牛拉车。现在不一样了，吃完饭，男人就往砖瓦厂跑，女人就往地里跑，孩子们也帮着干活，谁也不闲着。村子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嘎嘎地转着，停不下来。

可人心活了，乱劲儿也跟着来了。市场经济的潮水，卷来了机会，也卷来了私心、攀比和算计，把塬上淳朴的人情，冲得变了味。那潮水是汹涌的，是浑浊的，是裹着泥沙的。它冲开了封闭的门，也冲塌了人心的墙；它带来了外面的世界，也带走了塬上的本分。

最先乱的是买卖。人人都想多挣钱，心眼开始往歪处偏。有人学着种辣椒、栽果树，却不肯踏实打理。以前种地，要翻地、施肥、锄草、浇水，一样不能少。现在有些人为了赶产量、卖好价，给果树乱施化肥，一亩地施好几袋，果子看着大，可吃起来没味道，像嚼木头；给辣椒喷过量农药，辣椒看着红，可辣味不足，还带着药味，吃了拉肚子。他们不管，只要卖出去就行。陈守田看着这些，心里急，跟人说：“这样不行，庄稼人不能糊弄土地，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果子不甜，辣椒不辣，人家下次就不买你的了。”可有人不听，说：“管他呢，先挣了钱再说。”

有人跑运输，故意抬高运价，坑外地客商。以前从县城到村里，运一趟货十块钱，现在要十五、二十，看人下菜碟。外地客商不认路，他们就绕远路，多收钱。短斤少两、以次充好的事，渐渐多了起来。有人买苹果，明明说好的一百斤，到家一称，只有八十斤；有人买砖瓦，明明是青砖，送到工地变成了红砖。村里人也不觉得丢人，还说：“市场经济嘛，就是讲钱，谁挣得多谁有本事。”周建军听说了，气得不行，跑到那些人家里，跟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在砸自己的饭碗。人家上了一次当，下次就不来了。咱槐湾村的信誉，不能毁在你们手里。”那些人嘴上答应，背地里照干。

村里有户人家，跟着学做家具。他看王木匠的木器店生意好，眼红，偷学了王木匠的样式，却用劣质木料、粗制滥造。人家王木匠用的是水曲柳贴面板、宝丽板，他用的是三合板、纸贴面；王木匠做的是卯榫结构，他用钉子钉、胶水粘。做出来的家具，看着样子差不多，可用不了几个月就散架了。他把价格压得极低，一套组合柜只卖八十，王木匠卖一百八。他抢王木匠的生意，还到处说王木匠的家具卖得贵、不实在，用料也不见得比他好。有人信了，去买他的家具，结果用了几个月就坏了，又回来找王木匠。王木匠不跟他们计较，照样做自己的家具，用料实在，做工扎实。可他心里不是滋味，跟周建军说：“市场经济是好事，可有人只讲钱，不讲良心。我做了一辈子木匠，从没糊弄过人，现在有人这样搞，把同行竞争的歪风，吹进了原本和气的乡村。我不怕他抢生意，我怕的是，以后大家都学他，谁还愿意做好东西？”

再乱的是人心。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人情越来越薄。早年村里互帮互助，谁家盖房、收粮，大伙都主动搭把手，分文不取。那时候穷，可心齐，一家有事，全村帮忙。现在干啥都要讲钱。帮工要算工钱，一天多少钱，少一分都不行；借东西要算人情，借袋面、借把锄头，都要琢磨着会不会吃亏，要不要给点东西补偿。邻里之间，以前是“远亲不如近邻”，现在是“近邻不如远亲”。张婶家的鸡跑到李婶家的菜地里，啄了几棵菜，李婶不依不饶，非要张婶赔钱。以前这种事，说几句好话就过去了，现在不行，非要算清楚。张婶气得不行，说：“以前咱俩多好，现在咋变成这样了？”李婶说：“现在不是以前了，啥都要讲钱。”

彩礼涨价的歪风还没停，又兴起了比家底、比排场。谁家买了自行车、手表，谁家盖了砖瓦房，谁家挣的钱多，都要拿出来比一比。挣得少的、家境差的，出门都抬不起头。有人为了撑场面，借钱盖房、买大件，背上一身债，打肿脸充胖子。刘老栓的儿子满仓，在县城跑运输，挣了些钱，回来盖了新房，买了彩电，在村里风光了一阵。可有人眼红，在背后说：“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开个破三轮吗？谁不会？”满仓听见了，心里难受，跟刘老栓说：“爹，我挣的钱，干干净净的，他们凭啥说我？”刘老栓叹了口气，说：“娃，别理他们，咱过咱的日子。”可他心里也不好受。

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来后满嘴城里的排场。他们穿着时髦的衣裳，烫着卷发，戴着墨镜，神气得像电影明星。嫌村里穷、嫌乡亲土，不愿再跟乡里乡亲亲近。以前回来，挨家挨户地串门，跟叔伯婶子唠嗑，跟发小们喝酒。现在回来，关起门来自己过，谁也不理。说话做事都带着城里人的傲气，张口闭口“你们村里人”“我们城里人”，好像自己不是从村里出去的。跟留在村里的人，渐渐有了隔阂。留在村里的人，看他们也不顺眼，说：“出去打了几天工，就不认人了？忘了自己是吃谁家的粮长大的？”两边互相看不惯，见面也不打招呼，像陌生人一样。桂英回来，也不爱出门了，以前她最爱跟村里的姑娘们聊天，现在她嫌她们土，聊不到一块去。她娘说她：“你变了。”她说：“没变，是她们跟不上时代了。”她娘没说话，叹了口气。

更乱的是规矩。以往村规民约、乡里乡情就是规矩，人人守着，没人敢坏。现在人人盯着钱，老规矩没人守了。有人为了多占一点地，跟邻居闹矛盾，大打出手。以前地界是模糊的，大致差不多就行，现在不行，一寸都不能少。张三和李四家的地挨着，张三说李四多占了半尺，李四说张三多占了半尺，吵来吵去，最后打起来了，头破血流，进了派出所。有人看着砖瓦厂、苹果园挣钱，眼红嫉妒，暗地里使坏。往苹果园里扔杂草，把陈守田刚施的肥扒开，让肥流失；偷偷损坏砖瓦厂的工具，把压坯机的零件卸下来，让机器转不了。陈守田发现苹果园里的杂草，气得浑身发抖，站在地头骂了半天，可不知道是谁干的。周建军的砖瓦厂，机器三天两头出毛病，查来查去，发现是有人故意破坏。他气得不行，可也没办法，不知道是谁。

周建军家的电话，成了全村的联络点。起初大伙都感念他的好，谁家来电话了，他跑着去叫人，不嫌麻烦。后来有人没事也打电话，占着线路办私事。有人给远方的亲戚打电话，一打就是半小时，聊的都是闲话；有人借着电话说闲话、传谣言，说这家坏话，说那家不是，搅得村里鸡犬不宁。周建军家的电话费，一个月涨了好几十块，他也不好意思跟人要，自己掏了。可他心里不是滋味，跟秀莲说：“我装电话，是为了方便大伙，不是让他们糟蹋的。”秀莲说：“人心变了，咱也没办法。”

陈守田看着这些乱象，常常蹲在苹果园里叹气。他想起以前的日子，那时候穷，可人心齐，邻里和气。谁家有个难处，大伙都伸手帮一把，不用开口，不用求人。现在日子好了，钱挣得多了，人心却散了、乱了，丢了塬上人的本分。他抽着旱烟，烟雾在苹果园里慢慢散开，像他心里那团散不开的愁。他跟周建军念叨：“以前咱村，穷是穷，可人心齐，邻里和气。现在市场经济来了，钱挣得多了，人心却散了、乱了，丢了咱塬上人的本分啊。我种苹果，是想给大伙探条路，不是让大伙争来争去的。现在有人往我园子里扔杂草，有人偷我的肥料，我这心里，像刀割一样。我到底做错了啥？”他说着，眼眶红了。

周建军也满心无奈，他靠着市场经济办起了砖瓦厂，深知这是过日子的好出路。没有市场经济，他还在村里种地，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钱；没有市场经济，砖瓦厂开不起来，窑塌了也修不好；没有市场经济，村里人还在受穷，吃不饱穿不暖。他感激市场经济，相信市场经济。可看着人心乱了，人情淡了，也不是滋味。他蹲在砖瓦厂门口，看着窑火，跟陈守田说：“世道变了，钱是好东西，可也迷人心窍。咱能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本分，别跟着乱了心。我烧我的砖，你种你的苹果，他做他的家具，各人凭良心挣钱，不管别人咋样。咱不能因为别人乱了，自己也跟着乱。”

王木匠从县城回村，看着村里的纷争，也摇着头感慨。他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学木匠手艺，他爹教他：“手艺人是凭良心吃饭的。你做的家具，要能用一辈子，不能糊弄人。”他记了一辈子。现在有人学他的样式，用劣质木料，粗制滥造，抢他的生意，还说他的坏话。他不气，只是感慨。他坐在木匠铺里，摸着那些老工具——锛子、刨子、凿子、锯子，跟他爹传下来的一模一样。他说：“早年做木匠，讲的是手艺、是良心。现在做买卖，有人只讲钱，不讲良心。这市场经济，是让人心活了，可也把人心搅乱了。咱手艺人、庄稼人，可不能丢了良心啊。良心丢了，手艺就没了，根就没了。”

塬上的风，依旧吹着。从县城那边吹过来，顺着塬坡往上灌，灌进每一条巷子，灌进每一户人家，灌进每个人的心里。可风里的味道，变了。以前的风里，有泥土的腥气，有麦苗的青气，有辣椒的香味，有炊烟的烟火气。那是塬上最熟悉的味道，闻着就让人心里踏实。现在的风里，有挣钱的欢喜，有日子变好的踏实，也有私心攀比的浮躁，有淳朴不再的遗憾。这些味道混在一起，说不清是什么，可闻着就让人心里发堵，像吃了一口没熟透的柿子，涩得张不开嘴。市场经济的潮水，彻底冲进了西府塬，冲进了槐湾村，让人们摆脱了贫困的束缚，却也让人们在金钱面前，迷失了几分初心，活泛与混乱交织，成了这个时代，塬上人家最真实的模样。

那真实，是好的，也是坏的；是甜的，也是苦的；是让人高兴的，也是让人难受的。它像地里的麦子，一茬一茬地长，一茬一茬地收；也像地里的草，拔了又长，长了又拔。陈守田的苹果园，明年就要挂果了。他不知道那些果子会不会像辣椒一样，丰收了却卖不出去；他不知道那些果子会不会被人说“用了化肥”“打了农药”；他不知道那些果子能不能卖个好价钱，让家里的日子更好过一些。可他知道，他会好好种，用心种，不糊弄土地，不糊弄自己。他种的苹果，是给全家人吃的，是给全村人看的，是给市场经济一个交代的。

周建军的砖瓦厂，窑火还在烧。他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人再来使坏；他不知道订单会不会被人抢走；他不知道市场经济会不会有一天把他抛弃。可他知道，他会好好烧，用心烧，不糊弄客户，不糊弄自己。他烧的砖，是给县城盖楼的，是给乡村建房的，是给市场经济添砖加瓦的。王木匠的木器店，生意还是那么好。他不知道那些用劣质木料做家具的人会不会有一天良心发现；他不知道那些说他坏话的人会不会有一天闭嘴；他不知道他的手艺能不能传下去，会不会被机器取代。可他知道，他会好好做，用心做，不糊弄顾客，不糊弄自己。他做的家具，是要用一辈子的，是要传下去的。

桂英在服装厂，缝纫机还在响。她不知道张红梅还会不会刁难她；她不知道服装厂会不会有一天倒闭；她不知道自己在县城还能待多久。可她知道，她会好好干，用心干，不糊弄老板，不糊弄自己。她做的衣裳，是给人穿的，是要让人舒服的，是要让人喜欢的。

村里的其他人，也在各自的路上走着。有人跑运输，有人开小卖部，有人养鸡鸭，有人种果树。他们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扑腾着，有人扑腾得好，有人扑腾得差；有人挣了钱，有人赔了本；有人守住了本分，有人丢了良心。可不管怎样，他们都在往前走，停不下来，也不想停下来。

塬上的风，还会继续吹。吹过麦地，吹过苹果园，吹过砖瓦厂，吹过木器店，吹过每一个在市场经济里挣扎的人。它会把好的吹来，也会把坏的吹来；会把甜的吹来，也会把苦的吹来。可不管吹来什么，槐湾村的人，都会接着。因为他们知道，日子就是这样，有好有坏，有甜有苦，有得有失。他们不怕坏，不怕苦，不怕失。他们怕的是，没了盼头，没了奔头，没了根。

市场经济的潮水，还会继续涌。涌进西府塬，涌进槐湾村，涌进每一个人的心里。它会把旧的冲走，也会把新的带来；会把好的冲走，也会把坏的带来。可不管冲走什么，带来什么，槐湾村的人，都会守着这片黄土地，守着这颗心，守着这份本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们的根，这是他们的命，这是他们在这市场经济的大潮里，唯一不会丢的东西。只要根还在，心还在，本分还在，日子就不会散，不会乱，不会倒。

夜里的槐湾村，安静下来了。狗不叫了，鸡不鸣了，连风都停了。陈守田家的灯还亮着，王秀莲还在纳鞋底，一针一线的，缝得密密实实的。她纳着纳着，停下来，问陈守田：“你说，咱村还会变回以前那样吗？人心还能齐吗？”陈守田抽着烟，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可我知道，咱不能变。咱变了，这村子就真的散了。”他顿了顿，又说：“种苹果的时候，我就想，不管别人咋样，咱要好好种。种出来的苹果，甜不甜，红不红，咱自己知道。别人吃一口，也知道。只要咱的苹果甜，就有人来买；只要有人来买，咱的日子就好过。咱不跟别人比，咱跟自己比。今年比去年好，明年比今年好，就行了。”王秀莲点点头，继续纳鞋底。

周建军家的灯也亮着。他坐在堂屋里，看着桌上那部电话机。电话机黑亮黑亮的，在灯光下泛着光。他想起当初装电话的时候，村里人那个高兴劲儿，跟过年一样。现在电话还在，可人心不在了。他不知道该怪谁，怪市场经济？怪钱？还是怪自己？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不能变，不能像那些人一样，为了钱丢了良心。他烧的砖，要结结实实的，不能偷工减料；他做的生意，要堂堂正正的，不能坑蒙拐骗。他要在市场经济的潮水里，站住了，站稳了，不让它冲倒。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院门。夜风拂面，凉丝丝的。远处，县城的灯火在夜色里闪烁，星星点点的。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去，关上门，上了炕。

王木匠家的灯也亮着。他坐在木匠铺里，摸着那些老工具。锛子、刨子、凿子、锯子，一样一样地摸过去，像摸着自己的孩子。他想起他爹的话：“手艺人是凭良心吃饭的。”他记了一辈子。现在有人不凭良心吃饭，可他不眼红，不嫉妒。他相信，凭良心吃饭的人，才能吃得长久。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远处的县城。县城的灯火在夜色里闪烁，亮亮的，像眼睛。那些眼睛，有的清澈，有的浑浊。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去，关上门，上了炕。

桂英在县城的出租屋里，也还没睡。她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的灯火。县城的夜很亮，路灯一排一排的，亮得像白天。可她睡不着，脑子里乱糟糟的，想着村里的事，想着厂里的事，想着家里的事。她想起王木匠说的话：“手艺人、庄稼人，可不能丢了良心。”她记住了。她在服装厂，要好好干，做出最好的衣裳，不让顾客挑出毛病。她挣的钱，要干干净净的，不给家里丢人。她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

塬上的夜，安静而深沉。可在这安静里，有声音——风吹过麦地的沙沙声，苹果树在夜里轻轻拔节的声音，砖瓦厂窑火噼啪的声音，木匠铺里木头在夜里裂响的声音。这些声音，汇成了一首歌，唱的是希望，唱的是迷茫，唱的是在市场经济大潮里挣扎的人心。这歌，不响亮，可好听；不华丽，可真挚；不惊天动地，可生生不息。

市场经济的潮水，还在涌。它涌过西府塬，涌过槐湾村，涌过每一个人的心头。它会带来什么，带走什么，没人知道。可槐湾村的人知道，不管它带来什么，带走什么，他们都要守着自己的根，守着自己的心，守着自己的本分。这是他们在潮水里唯一能抓住的东西。抓住了，就不会倒；抓住了，就不会散；抓住了，日子就能继续往前过。

第三十九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