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场的“三重博弈”:巴黎协定第六条背后,谁在制定规则?谁将出局?

2025年秋，IGES发布的《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现状报告》如同一张精密的“全球碳市场热力图”。85个国家开始搭建制度框架、99项双边协议、1500个CDM项目申请过渡——这些数字勾勒出一个正在加速成型的新兴市场。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数字上移开，追问“为什么是这个数字”“谁被数字遮蔽了”时，一个更复杂的图景开始浮现。这不仅是关于“碳”的市场，更是关于规则制定权、南北博弈和产业话语权的三重战场。

一、被数字遮蔽的真相：谁在定义“高质量碳信用”？

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数字是：只有23个国家明确了作为东道国的参与要求，而有110个国家设立了第六条主管机构。

这组数字揭示了一个被忽略的结构性问题：“愿意参与”和“有能力参与”之间，横亘着巨大的制度鸿沟。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设立了主管机构却没有出台参与要求？答案可能藏在规则的复杂性中。第六条要求东道国对每一个项目进行“授权”，并确保“相应调整”以避免双重计算。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不仅需要懂气候政策，还需要懂国际会计规则、懂项目评估、懂跨境交易——这些能力的建设，远非设立一个办公室就能完成。

更深层的问题是：当大多数东道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本土规则时，谁在主导项目标准的制定？

答案在报告的另一个角落里：独立碳标准。Verra VCS、黄金标准（GS）等机构管理着全球上万个碳项目，它们的方法学体系、注册系统、核查程序早已形成一套“事实标准”。报告显示，已有多个国家开始将这些独立标准纳入自己的授权框架——这表面上是一种“制度借用”，实质上却是规则制定权从公共部门向私营标准的让渡。

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主权问题。当一个国家的减排信用被国际标准认证、被国际买家定价、被国际平台交易时，这个国家在国际碳市场中的角色究竟是“规则参与者”还是“规则接受者”？

二、CDM的遗产：一个时代的谢幕与新秩序的重生

报告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时间线：1500个CDM项目申请过渡到新机制，但只有92个获批，而最后期限是2025年12月底。

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时代的谢幕。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的遗产，它曾被誉为“南北合作的典范”。但在实践中，CDM也积累了大量争议：大量项目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国（中国、印度占主导）、减排“额外性”备受质疑、项目类型单一（工业气体和大型水电占主导）。

如今，CDM向第六条机制的过渡，本质上是一场“存量资产”与“新规则”的碰撞。为什么只有6%的申请获批？表面原因是东道国“审批严格”，深层原因则是：新规则正在对CDM遗产进行一场“价值重估”。

报告显示，已获批的项目中，南亚（印度为主）和东非与南部非洲地区占据了主导。这意味着，那些能够证明项目符合新版NDC目标、能够带来明确可持续发展效益、能够适应更严格报告要求的项目，正在获得“入场券”。

对于那些未能获批的CDM项目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它们的减排努力不会被否定，但它们的市场价值可能被重新定义——从可以计入国家目标的“合规信用”，降级为只能用于自愿市场的“非合规信用”，价值可能大幅缩水。

这是一场残酷的“存量资产洗牌”，它提醒所有市场参与者：规则的变化，会在一夜之间改变资产的估值逻辑。

三、需求侧的秘密：为什么买家只有10个，卖家却有51个？

报告中最令人不安的一组数字是：51个东道国（卖家），10个购买国（买家）。

这种极端的供需失衡，暴露了碳市场最根本的矛盾：这是一个“有供给无需求”的市场吗？

答案要复杂得多。并非没有需求，而是需求被高度垄断和高度不确定。

日本、瑞士、瑞典、韩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占据了报告所列双边合作项目的绝大多数。日本一国就占了132个项目，瑞士21个，其他国家的需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当前全球碳市场的需求侧是一个“寡头市场”——少数买家主导定价、选择项目、决定交易条件。

这种结构带来的风险显而易见：当需求高度集中时，供给方的议价能力被严重削弱。那些急于通过碳交易获得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被迫接受不利于自身的交易条件。

但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缺席”了？

欧盟拥有全球最成熟的碳市场（EU ETS），但至今未将第六条信用纳入其主要履约机制；美国联邦层面尚未建立全国性碳市场，企业更多依赖自愿市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虽有减排承诺，但尚未大规模开启国际碳信用采购。

这种“缺席”反映了发达国家对第六条的一种微妙态度：它们愿意参与规则制定，但不愿过早承诺购买。因为一旦承诺购买，就意味着承认了第六条信用的价值，意味着要为本国减排目标付出真金白银。

这是一场典型的“囚徒困境”：每个国家都希望碳市场运转起来，但谁也不愿做那个“先出价的人”。

四、NDC 3.0：是战略工具，还是“空头支票”？

报告对赞比亚和日本的NDC 3.0进行了对比分析，这是一个极具深度的切入点。

赞比亚将减排目标提升至2040年减排73%，但明确表示这是“有条件”目标——依赖国际支持。这意味着，赞比亚的NDC 3.0本质上是一份 “投资招股书” ：它告诉世界“我们需要什么”，但并没有回答“我们如何保证投资回报”。

日本的NDC 3.0则完全不同。它不仅设定了2035年减排60%、2040年减排73%的激进目标，还明确了实现路径：扩大JCM机制（目标提升至2亿吨）、建立国内GX排放交易体系、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挂钩。这是一份“战略执行方案”。

这种差异折射出一个根本问题：NDC 3.0的“雄心”究竟是战略工具，还是空头支票？

对于那些将目标设定为“有条件”的国家而言，NDC 3.0更像是一份“愿望清单”——它表达了需求，但缺乏实现路径。对于那些将目标与具体政策工具挂钩的国家而言，NDC 3.0则是一份“施工图”——它明确了谁出钱、谁出力、谁受益。

报告提到，目前仅有30个国家提交了NDC 3.0，其中19个明确表示将使用第六条。这意味着，大多数国家尚未进入“施工图”阶段。对于投资者而言，只有“施工图”才值得下注——因为只有它能够回答：我的资金将流向哪里？我的收益如何保障？我的风险如何控制？

五、深度解读：碳市场的“权力游戏”与隐藏变量

变量一：独立碳标准的“崛起”与“驯化”

报告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独立碳标准（如Verra VCS、黄金标准等）在第六条框架下的角色转变。这些标准原本服务于自愿市场，拥有庞大的项目库（仅VCS就有4662个项目）和成熟的方法学体系。但随着第六条的实施，它们正在“被驯化”——越来越多国家将这些标准纳入自己的授权框架，要求项目获得政府签发的“授权书”（LoA）。这意味着，独立标准不再是“自娱自乐”的自愿市场工具，而是正在成为合规市场的基础设施。

然而，这种转变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当同一个标准既服务于“自愿抵消”又服务于“国家自主贡献”时，如何确保不同用途的碳信用不被混淆？报告提到的42个黄金标准项目已获得授权，但其中只有9个明确用于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这种区分，恰恰反映了市场正在经历的转型阵痛。

变量二：区域分化加剧的市场格局

报告中的区域数据揭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碳市场的活跃度正在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化。南亚在优先考虑通知中占据主导（684个），而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则明显滞后。在CDM项目过渡中，东亚（中国为主）和南亚（印度为主）占据了90%以上的申请量，而非洲和拉美则相对边缘。

这种分化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它反映了减排潜力的分布差异；另一方面，它也预示着未来碳市场的“赢家”可能集中在少数已具备项目开发能力的地区。对于那些尚未建立制度框架的国家，可能面临“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的风险。全球碳市场的红利，未必能均匀惠及所有国家。

变量三：私营部门“在场”与“缺席”的悖论

报告对私营部门的调查揭示了一个有趣的悖论：一方面，私营部门对第六条表现出强烈兴趣——上千个项目申请、庞大的项目库都证明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私营部门也是最大的“焦虑群体”——对规则不清、需求不明、谈判艰难的抱怨，恰恰来自那些最积极的市场参与者。

这种“在场”与“缺席”的悖论，折射出第六条实施的核心困境：市场需要规则才能运行，但规则制定者往往无法及时回应市场的实际需求。 当政府花数年时间讨论规则细节时，项目开发者却在等待“信号”以决定是否投资。这种时间差，正在消耗市场的耐心和动力。

六、对中国企业的启示：机遇、风险与战略选择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在这场全球碳市场的博弈中，中国企业将扮演什么角色？基于报告的深度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以下关键启示：

机遇一：从“被动履约”到“主动布局”

报告显示，东亚地区（中国为主）在CDM项目过渡中占据最大份额（545个申请），这并非偶然。作为全球最大的减排项目供应方之一，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成熟的项目开发能力。随着第六条规则的落地，中国企业有机会从“被动参与国际碳交易”转向“主动布局全球碳资产”——不仅在国内开发项目，还可以依托“一带一路”等框架，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与当地政府合作，开发符合第六条标准的国际碳信用。

报告中的案例表明，像赞比亚这样的国家，正在积极寻求国际投资者合作以实现其NDC目标。中国企业如果能够“早半步”进入这些市场，与当地政府建立信任、熟悉规则，将有望在新一轮全球碳信用供给格局中占据先机。

机遇二：技术与碳信用的“双轮驱动”

日本JCM项目的经验值得关注。报告显示，JCM项目覆盖了从可再生能源到能效、林业等多个领域，其特点是“技术输出+碳信用回报”的双重模式。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具备天然优势：无论是光伏、风电、储能，还是电动汽车、能效技术，中国都拥有完整产业链和成本优势。如果能够将技术出口与碳信用开发相结合，中国企业不仅可以销售设备、承建工程，还可以分享项目产生的碳信用收益，实现商业回报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风险一：制度不确定性下的“合规陷阱”

报告中最突出的警告，是各国法律框架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对于计划“走出去”开发国际碳信用的中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必须高度警惕“合规风险”。在没有明确东道国授权规则的情况下贸然启动项目，可能面临信用无法被认可、无法完成“相应调整”的尴尬局面。

更棘手的是，不同国家对“授权”的理解和要求可能存在差异。报告中的“授权书”案例显示，有的项目仅被授权用于“国际减排目的”，有的则明确用于“国家自主贡献”——这两种用途对碳信用的价值和流向影响巨大。中国企业必须在项目开发初期就与东道国政府充分沟通，明确信用的“最终用途”和“授权路径”，避免在最后一刻因规则问题功亏一篑。

风险二：买方市场下的“定价困境”

报告揭示的“供需错配”问题，对中国企业而言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商业风险。当前，全球碳市场的需求侧高度集中（只有10个左右的主要买家），这意味着碳信用的定价权和流动性掌握在少数买方手中。中国企业如果作为“供应方”参与，可能面临价格波动的被动局面。

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关注那些正在建立国内碳市场的新兴买家（如部分东南亚国家），提前锁定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探索将碳信用用于国内履约的路径——随着中国全国碳市场的扩容和深化，国内需求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蓄水池”。

战略选择：做“规则学习者”还是“规则塑造者”？

报告反复强调的一个现实是：碳市场的规则仍在演变中。从授权机制到追踪系统，从报告要求到“相应调整”的具体操作，许多细节尚待完善。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如果选择做“规则学习者”，被动适应各国规则的变化，企业将永远处于“追赶”状态，面临较高的合规成本和不确定性。如果选择做“规则塑造者”，积极参与国际规则讨论、与东道国政府合作制定本土化实施指南、与国际标准机构保持密切沟通，则有可能在新规则形成的过程中融入自身诉求，降低未来的合规门槛。

报告提到，像加纳、卢旺达这样的国家，正在积极与独立碳标准合作，将国际规则与国内需求相结合。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借鉴这一思路，与东道国政府形成“联合规则制定”的合作模式，在推动项目落地的同时，也参与当地碳市场规则的共建。

七、结语：通往净零，我们需要更好的“导航仪”

《巴黎协定》第六条的国际碳市场，承载着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实现全球净零排放的希望。它是一把钥匙，有可能打开大规模气候融资和技术转让的大门。

然而，IGES的这份报告也清晰地告诉我们，这把钥匙还需要“打磨”。当前全球碳市场最大的风险，不在于技术上的不可行，而在于治理上的不协调、政策上的不确定以及能力上的不平衡。

对于决策者而言，当务之急是：

1. 填补法律空白：为市场提供清晰、稳定的规则。

2. 激发有效需求：发达国家应提供更明确的购买承诺和价格信号。

3. 赋能能力建设：将碎片化的国际援助整合为支持东道国系统化能力建设的方案。

4. 强化透明度：在报告、授权、交易等环节建立信任机制，让每一吨减排都经得起核查。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场全球碳市场的博弈是一场必须参与的“大考”。它考验的不仅是技术能力，更是战略眼光、规则理解能力和风险管控水平。那些能够“早半步”理解规则、“深一步”融入合作、“快一步”布局资产的企业，才有可能在这场新的全球竞赛中脱颖而出。

COP29的落幕，并非故事的结局，而是新篇章的开始。2026年，随着NDC 3.0的提交和BTR（两年期透明度报告）的发布，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国际碳市场究竟是成为加速净零的“加速器”，还是沦为低效混乱的“名利场”，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和行动。

而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场博弈的答案，或许就藏在下一个海外光伏电站的碳信用收益里，藏在与非洲某国政府签署的那份授权协议中，藏在某个尚未被命名的新兴碳信用标准里。

互动话题你认为中国企业应该优先布局哪些国家的碳市场？是追随日本、瑞士等先行者，还是开拓赞比亚、卢旺达等新兴东道国？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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