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过程的含义》第一部分市场过程分析方法 第六章 有关经济计算的辩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教训 第五节 奥地利学派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第五节 奥地利学派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作为事后诸葛，应该认识到，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对市场（或替代性的经济体系）成就的规范评估所应用的评价标准，必然在本质上不同于那些在主流福利经济学中的标准。如今，当然，正是在那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辩论过程中，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出的那些主要特性，构成了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特色。而且，很难避免这种结论，即主流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这场辩论中得到的澄清。勒纳最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不过对于普遍意义上的福利经济学似乎也是如此。我在本章的这一部分想要论证的是，就规范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方法而言，同样地，也正是社会主义计算的辩论触发了澄清和阐明的过程。

从20世纪80年代的角度来看，很清楚的是，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学家在评价政策或制度安排的经济之“善”（goodness）时，所想到的若干概念都是不可接受的。围绕最大化总（客观）财富的概念而形成的古典思想从主观主义视角来说明显是不可接受的。用总效用标准代替总财富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尝试（由马歇尔和庇古做出），在奥地利学派看来，由于存在人际间效用的比较问题，也以失败而告终。资源配置的社会效率的现代概念，其基础是帕累托社会最优理念，寻求避免人际间效用的比较，但是现在看来根本就没有多大用处。不仅社会资源配置的概念包含了一个（委婉地来说）与奥地利学派个人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不相容的社会选择概念，而且这个概念提供的标准几乎只是适用于对形势（而不是过程）的评估。沿袭着哈耶克关于市场调动分散知识的功能的开创性论文（现在已经非常著名），现代奥地利学派已经趋同地将协调的理念作为规范讨论的关键。我们将要看到，这个观念天然地与奥地利学派对市场过程的理解相适应。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个现代奥地利学派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那场经济计算辩论的结果之一而发展的。

在米塞斯1920年的表述及其1922的著作中几乎照搬的复述中，米塞斯对市场价格的经济功能的评价非常简洁。他谈道，用以货币表达的市场价格来进行经济计算包括三项益处。首先，“我们能够以所有参与交易的个人的评价作为计算的基础”。这允许个人之间进行比较，而直接的人际间效用比较是不可能的。其次，这种计算“使得那些希望计算复杂生产过程成本的人能够立刻发现他们是否与他人一样经济地工作”。不能在生产中获利证明其他人有能力更好地利用相关的投入品。再次，使用货币价格将价值简化为通用单位。可以承认，这里表述的益处主要指的是经济计算本身，而不是更广泛的关于价格体系所具有的社会益处的问题。尽管如此，它们似乎表达了一种社会“经济”观念，与稀缺资源的社会配置视角并无差别。而对于哈耶克来说，至少在1935年之前，情况似乎也是如此。他将“经济问题”界定为“在不同的用途之间配置可用的资源”，并指出这“是个人问题，也同样是社会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明显是教科书式的将罗宾斯关于经济活动的著名标准从个体层面扩展到了社会整体。就我的意图而言，重要的是，无论是米塞斯还是哈耶克，都曾经认为社会仿佛必须就给定的稀缺资源在可替代的使用模式之间进行选择，以这种方式来判断价格体系的益处。

不过，早在1937年，哈耶克就已经开始注意到分散知识带来的经济问题。他声称“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于不同头脑中的知识碎片的组合是如何产生结果的？如果是有意为之，则要求发号施令的人拥有任何单独的个人都不拥有的知识”。1940年，哈耶克利用这种见解，在经济计算的辩论中批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现实竞争的主要好处（是）通过竞争，分布于不同人之间的知识将得到利用，但如果是在中央指令经济中利用这些知识的话，它们就必须全部被纳入单一的计划中”。不过，哈耶克是在1945年，明确地否定了他自己以前显然曾经接受的观点——即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是实现最优解的问题，是实现社会可用生产资料最佳运用问题：

因此，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配置“给定”资源的问题——假如“给定”就是指，对于有意解决这些“数据”所设定的问题的某个单独的头脑而言，资源是给定的话。社会的经济问题更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让社会中任何成员所知晓的资源都得到最佳利用，用于只有这些个体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的那些目的。或者，简而言之，它是一个知识利用的问题，而这些知识就其总体而言，对任何人都不是给定的。

此外，哈耶克明确地将经济计算的辩论与反对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只不过是最优化问题的观点联系起来。一年以后，在批评完全竞争理论的过程中，哈耶克再次提到他的新规范性标准。谈到作为完全竞争理论核心的假设时，即假设所有市场参与者拥有所有相关信息的完全知识，哈耶克这样评论，“当我们假设所有的人知道所有的事情时，什么也不能得到解决……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如何使得已有知识尽可能多地得到利用”。

于是，在这里我们强烈主张，标准的福利分析方法通过假设去掉了基本的规范性问题。毫无疑问，这个主张对福利分析有潜在的革命性影响。虽然福利分析的这些含义已经完全被经济学界所忽视（尽管他们对哈耶克关于价格体系作为信息交流网络的阐述有相当程度的理解），但真相是，对于如何判断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善”，哈耶克已经开启了一扇全新视角的大门。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有可能根据其促进发现的能力来评价政策和制度，而不是根据它们有望产生的资源配置模式来判断（与假设的最优分配模式进行比较）。这个创新性的洞见，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几乎不会过分，它很显然是经济计算辩论的直接副产品。

随着我们发现，在市场的实证认识方面，市场构成了一个发现过程，相应地，对发现的规范性方面的进展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就未曾停止。有人指出，强调知识的碎片化尚不足以取消主流的福利概念。“协调”（在协调状态的意义上），虽然可以指依据分散知识所做的分散化决策的协调，但仍然涉及标准的帕累托准则。只有在过程意义上的协调，即协调迄今尚未协调的行为的过程，才能让人关注到从哈耶克见解中得出的发现规范。哈耶克本人加深了我们对于分散知识问题的理解，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利用个人已经拥有的关于特定具体事实的信息”。他现在强调的是利用个人能力来发现相关具体信息的问题。因为一个人“只有当他面对某个问题而这种知识恰好有用时，他才将会发现他知道些什么，或者他能查明什么”，他可能永远不能“传递他所掌握的全部知识”。所有这些都是聚焦于更一般的规范性标准，即鼓励消除影响社会资源使用的个人分散决策的真实错误。显然，这个标准与对市场过程（在其中企业家精神和竞争激发了持续不断的发现）特征的认识密切相关。因此，再一次，我们看到，社会主义计算辩论如何产生了一条与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相联系的成果丰硕的发展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