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关于当前市场的有趣图表-2026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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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市场
1、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6年3月的调查，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积极看法已连续第三年回升，持有好感的比例达到27%，较2023年因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等因素创下的历史低点接近翻倍。与此同时，对华持负面看法的比例已从2023年接近80%的峰值回落。
2、自2024年起，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持续走高，为人民币提供了稳固的基本面支持，但汇率升值幅度并未与顺差增长完全同步，两者之间形成明显缺口。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是，在海外收益率更具吸引力及国内投资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大量出口企业选择将外汇收入留存于海外账户。这部分未结汇的资金形成了人民币的巨大潜在需求池，一旦未来利差收窄或国内经济信心回暖，积压的结汇盘将集中释放，为人民币提供上涨动能。
3、进入2026年4月初，中国央行在人民币中间价定价中使用的逆周期因子已基本回归中性，这标志着监管层对当前人民币的升值趋势持开放态度。此举与早前通过该因子抑制升值的操作形成对比，其政策转向主要归因于中东冲突引发的通胀压力。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容忍人民币走强有助于缓解部分进口成本。此外，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中国央行推迟降息计划，这种货币政策上的滞后也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支撑。
4、尽管近期中美两年期国债利差因美国收益率上升而扩大至2025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人民币汇率并未因此出现显著走软，仅温和调整后便延续了升值趋势。这一现象打破了过去利差扩大通常会削弱人民币的模式，其背后是市场已在消化地缘冲突将得到控制，以及美联储后续将重回降息通道的预期。这种对未来利差收窄的提前定价，使得人民币得以摆脱短期利差扩大的负面影响，汇率走势更多由强劲的宏观基本面和结汇需求主导。
5、中国投资级美元债券的信用利差已收窄至约53个基点，较美国高等级公司债券低约25个基点，这一利差结构逆转了过去十年中国债券存在更高风险溢价的常态。该现象的核心驱动力源于中国国内高达51万亿美元的储蓄存量，在信贷需求疲软的背景下，国内银行将过剩的流动性转向配置于包括中资美元债在内的高品质债券。这种持续的本土买盘需求，在全球因地缘政治风险而波动加剧时，强化了中国债券作为结构性多元化及防御性资产的属性。
6、尽管抵押贷款利率已降至历史性低点，但上海和深圳的住宅资产仍处于负持有成本状态，即住宅租金收益率仍无法覆盖首套房的贷款利率，两者差额当前约为负1%。不过，这一负利差已是近年来的最高水平，远优于2021年低于负4%的谷底。这种看似不经济的投资行为，其背后逻辑在于房产与学区、户口及本地更优的医疗和养老金保障绑定的社会性溢价。
7、摩根士丹利分析指出，中国拥有三层独特机制，使其在能源危机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其一，以煤炭（约占56%）和可再生能源（约占18%）为主的多元化能源结构，辅以原油战略储备，能确保国内高耗能制造业的生产优势，成熟的化学品产业链也能在油价上涨时提供石油产品的替代。其二，发改委的定价机制为消费价格提供缓冲，缓解能源成本对居民购买力的直接冲击。其三，中国目前较低的CPI同比增速赋予政策更大灵活性，可在石油冲击加剧时，通过前置财政支出和适度货币宽松等措施对冲风险。
8、2025年下半年，除互联网行业实现约40%的增长外，中国所有行业的资本支出均出现同比收缩。
9、A股与港股市场的行业构成存在显著差异，A股在工业和材料等实体经济领域的权重远高于港股。根据流通市值计算，工业与材料板块在A股市场中的合计占比接近30%，而在港股市场中则不足5%。与此相对，港股市场则高度集中于金融和信息技术行业，这两大板块合计占比超过50%，反映了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公司上市地的市场定位。
10、受益于人工智能服务器需求激增，中国印刷电路板制造商胜宏科技的股价在2025年上涨超过580%，成为MSCI亚太指数中表现最佳的成分股。该公司作为英伟达的关键合作伙伴，专注于生产AI芯片所需的高密度互连（HDI）产品。目前，胜宏科技正寻求在香港上市，计划以每股最高209.88港元的价格发售8330万股，该价格较其深圳收盘价有约37%的折让，预计募集资金达175亿港元。公司2025年营收为193亿元人民币，分析师预测2026年将增长70%。
11、沪深300成分股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虽在2024年提升至11.7%，但其国际化程度与全球主要市场及中国自身出口规模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相比之下，日本日经225指数成分股的海外收入贡献度接近40%，而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也达到约18%。这意味着，中国龙头企业的全球市场渗透率和收入来源多元化水平尚有广阔的提升空间，其市值增长的潜力并未完全释放，未来通过出海战略深化全球布局将是关键的增长驱动力。
12、A股市场中所有行业板块走势的联动性，是判断市场驱动力的关键指标。当该指标高于0.5时，意味着宏观或非企业基本面因素对股价回报的贡献度增大，此时发掘行业主题与衡量市场风格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评估个股趋势。反之，一旦板块间联动性降至0.5以下，则表明市场分化加剧，投资机会会更多出现在微观或特定行业层面，为自下而上的选股策略提供了基础。
13、中国企业盈利复苏路径呈现显著的行业分化：信息技术和消费必需品等板块的盈利预期被下调，其中科技行业因持续的人工智能投资和电子商务领域的价格战而面临利润压力。相较之下，能源、原材料等对内需敏感度较低的行业盈利则超出预期，主要驱动因素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帮助稳定了上游产业的利润率，同时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也结束了连续三年的通缩，转为正增长。
14、下游消费行业的盈利能力及其在二级市场的表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之间的增速差呈现高度相关性。当CPI同比增速超过PPI时，意味着下游企业的产品售价涨幅高于其原材料成本涨幅，从而带来毛利率的扩张。这种利润空间的改善通常会传导至股价，使得下游行业指数在CPI–PPI剪刀差扩大的宏观环境下表现更优，因为投资者会提前定价这一盈利改善的预期。
15、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需求的推动下，台湾股市总市值于2026年4月升至4.14万亿美元，超越了英国的4.09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七。4月份外资投资者净买入台湾股票达89亿美元，促使台股指数当月上涨16%。相较之下，英国富时100指数同期涨幅不足4%。
16、台湾自2026年起实施的新会计准则，允许寿险公司将汇兑损益在债券剩余期限内分摊，直接改变了其对高达7247亿美元海外资产的风险管理模式。由于不再需要立即确认汇率波动对当期损益的冲击，保险公司大幅削减成本高昂的货币对冲，使其外汇对冲比率在2026年2月降至45.1%的历史最低水平，显著低于2018年74%的峰值。这一结构性转变导致离岸远期市场的美元对冲需求近乎消失，进而缓解了新台币的升值压力。
17、从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PEG）的视角评估，A股与港股主要指数相较于全球其他市场，呈现出显著的估值优势。根据对2026年市盈率和每股收益增长率的预测，沪深300、上证综指以及恒生指数均位于低市盈率与正向盈利增长的区间，其PEG指标远低于美股和日经等发达市场指数。
18、基于市净率与净资产收益率（PB–ROE）的框架分析，中国主要股指的估值水平同样未充分反映其盈利能力。尽管沪深300指数和恒生指数的预期净资产收益率（ROE）均维持在10%至12%的稳健区间，其市净率（PB）却仅在1.0倍至1.5倍之间徘徊。这一水平显著低于全球可比市场中同等ROE水平所对应的估值。
19、A股相对H股的溢价水平与美元指数呈现出0.77的强正相关性，反映了全球流动性对两地市场估值差异的显著影响。当美元走强时，往往伴随着资金从香港市场等新兴市场流出，导致H股价格承压，从而推高A股的相对估值，使得A/H溢价扩大。
20、南向资金作为香港市场的重要流动性来源，其配置偏好清晰地指向了特定行业。截至2026年3月，年内南向资金净流入已超过2200亿港元；从行业分布看，资金高度集中于互联网、信息技术和金融板块，这三者合计吸纳了超过80%的净流入资金。这种集中配置反映了内地投资者对香港市场独特资产的战略性布局，即获取A股市场稀缺的头部科技公司标的，并配置具备高股息和低估值特征的金融股。
21、在美国出口管制背景下，中国芯片设备进口来源中，源自美国的直接进口额降至约20亿美元的八年低点，而来自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进口额则分别飙升至创纪录的57亿及34亿美元。这一结构性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应用材料、泛林集团等美国设备制造商为规避本土管制，已将其制造产能大量转移至东南亚，通过这些新制造基地继续服务中国市场。
22、中国市场在2025财年依然是全球半导体设备巨头的核心收入来源：美国的应用材料、泛林集团与科磊三家公司从中国获得的合并收入接近190亿美元，占各自总销售额的比例均超过30%；日本的东京电子对华收入占比更是超过40%；荷兰阿斯麦（ASML）也达到29%。通过将生产基地转移至东南亚等地的供应链多元化策略，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供应商成功维持了对华业务规模，绕开了直接的出口限制。
23、美银（哈特内特）：我们依然推荐做多中国（Buy China）。自特朗普就职以来，最大赢家正是美中AI战争的胜出者（美国半导体、亚洲科技、加拿大/拉美原材料）……中国科技股正大幅追赶：创业板指（ChiNext）突破（见图表6），中国科技出口同比增长43%（达2340亿美元——见图表8）；人民币兑日元处于1992年8月以来最高（见图表7），兑韩元处于2009年2月以来最高；且中国拥有充足能源支撑AI发展（可再生能源、俄罗斯石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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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
1、预测市场走得更远，Polymarket的数据显示，市场押注民主党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同时控制参众两院的概率，已突破50%。
2、根据Polymarket预测市场数据，市场参与者认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2026年12月31日前离任的概率持续稳定在60%以上，但认为其将在5月31日卸任主席一职的概率在3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后，从接近60%的水平大幅降至40%以下。
3、美国企业盈利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历史关系在本轮周期中出现脱节。尽管非金融企业利润占人均GDP的比重在滞后四个季度后仍维持在约3.0%的高位，但私营部门的薪资雇员同比增长率已急剧下滑至接近零。
4、BCA：在美国，股东继续相对于员工占据优势。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不仅限于上市公司），企业营收中利润（营业盈余）所占比例仍处于历史高位，而员工薪酬占比则降至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毫不奇怪，美国股市屡创新高，但普通家庭却正面临严重的可负担性危机。而这还只是在人工智能尚未大规模取代工作岗位之前的情形。
5、基于对大型云服务商（Hyperscalers）资本支出共识的推演，当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投资潮对美国整体经济的提振效应预计是前置且短暂的。模型显示，AI相关投资对总投资增长的贡献将在2025年达到3.5个百分点的阶段性高点，随后在2026年降至2.8个百分点，至2027年便会回落至1.7个百分点的历史平均水平。此趋势表明，在基准情景下，这轮AI投资更接近于一次性的短期脉冲，其峰值贡献尚不足以单独支撑一轮典型的、增长率可达6–7%的长期资本支出上行周期。
6、美国实体经济的部门构成与MSCI美国指数的权重之间存在显著错位，揭示了公共市场在代表实体经济方面的局限性。工业与原材料等支撑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部门，占美国总增加值（GVA）超过33%，但在股指中的权重仅约11%。相反，信息技术行业在指数中的权重远超其对GVA的贡献。这种结构性差异意味着，寻求投资于实体经济建设和资源超级周期的投资者，需通过私募市场等另类资产来弥补公开市场在相关领域敞口的不足。
7、根据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的数据，从2025年1月至2026年1月期间，以人工智能为直接原因的裁员累计约为10万人，这一规模显著低于因经济状况不佳（约71万）、公司倒闭（约49万）或常规成本削减（约35万）所导致的失业人数。尽管人工智能正成为一个愈发普遍的裁员理由，但其相较于每月约170万人的常规裁员总数而言仍然有限，且企业也可能利用此说辞来营造自身生产率正在提升的外部形象。
8、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高度相关的通信行业，其裁员率自2025年中期开始显著攀升，至2026年1月已达到约2.5%。尽管这一趋势被视为AI影响就业的潜在证据，但同期招聘率的微幅回升，显示其更可能反映的是行业内部的人员流动加剧。另外，企业也可能为降低在AI领域的高昂投资成本压力，有意选择削减劳动力开支；这种“裁员与AI技术提升生产力从而直接替代人工”的逻辑存在本质区别。
9、尽管2025年美国净国际移民人数从前一年的270万骤降至130万，同比降幅达54%，但这并非趋势性恶化。数据显示，2022至2024年的移民流入是受短期宽松政策影响的异常高值，2025年的130万净增量仍显著高于自1991年以来约96.4万的年度平均水平。
10、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2025年美国总和生育率降至历史新低的53.1，即每千名15至44岁女性对应53.1名新生儿，低于2024年的53.8。年度总出生人口连续第六年维持在约360万，较2007年的峰值430万减少约70万。年龄结构上，生育主力已从20多岁女性转向30多岁女性，其中30至34岁年龄组的年生育人口数达到110万，超过25至29岁年龄组的约99万。同时，35至39岁女性的生育率首次超过20至24岁的女性。此外，40岁以上女性的年均新生儿数量（约14.7万）已连续三年超过20岁以下女性（约13.6万）。
11、美国人口结构变化正重塑资产流向：随着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阶段，固定缴款养老金计划已转为股票和共同基金的净卖出方，导致金融资产的净购买量放缓。这一代际的资产配置正从股票转向美国国库券与中期票据等债务工具，实际收益率的上升则加速了这一转换过程。
13、自2026年3月30日以来，标普500指数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超过10%的涨幅，这是1950年以来第21次出现如此迅速的反弹。然而，过去20次类似规模的快速上涨，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市场从前期高点大幅回撤20%至50%的区间内。本次反弹启动时，市场距离历史高点不足10%，这一模式极为罕见，仅与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的市场状况相似。
14、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的最终盈利增长数据已连续多个季度系统性地超越期末市场预期。此历史模式为2026年第一季度提供了重要参照：该季度13.2%的初始盈利增长预测已处高位，但鉴于公司普遍倾向于发布超出预期的财报，实际数据很可能在财报季结束后再度被显著向上修正。
15、散户投资者在美股市场总交易量中的占比已回落至疫情前的水平，目前已从2021年初的15%以上跌破9%。
16、但是，散户投资者偏好的股票组合相对于共同基金重仓股的表现，正创下自2020年11月以来的最佳单月记录，超额收益已超过10个百分点。
17、4月初是美国税季尾声，通常伴随：个人投资者因缴税需求而抛售部分持仓；随后在4月中下旬至5月，资金重新流入股市（尤其是ETF与共同基金）；当前零售资金尚未明显回流，但历史数据显示：4月下旬起，散户净买入通常转正；若企业盈利超预期（尤其Q1财报季），可能加速这一进程。
18、高盛：上周，CTA再度净买入690亿美元全球股票，其中450亿美元投向美国股票（其余为非美权益）。但需注意：370亿美元流向非美市场（含巴西、亚洲等），意味着CTA对美股的净敞口仍为净空头（即：买非美 > 买美股，整体仍偏空）；CTA对VWAP风格的交易延续昨日模式——极少关注新闻事件，更多依赖技术信号；我们认为，CTA仓位变动对短期市场影响显著，若其开始系统性回补空头，将构成重要上行动能。
19、高盛：过去一周，伊朗潜在协议乐观情绪推高美股（纳指+6.2%，罗素+5.9%，标普+4.7%），迫使市场参与者从低仓位水平加仓。美国股市系统化持仓由空转多（~50%分位），主经纪商业务净杠杆率微升，美股现金产品资金流转正。相对于标普500和罗素2000，纳斯达克持仓仍低迷；截至4月7日CFTC数据显示非做市商净多头接近2025年上半年低点（两年回溯第11百分位）。但结合此后92亿美元未平仓合约增加，显示多头温和反弹。当前格局类似2025年一季度——超大型科技股财报强劲且极端关税情景消除，推动指数二季度上涨18%（标普+11%，罗素+8%）。在此背景下，纳斯达克有望凭借轻仓、2026年一季度科技盈利前景向好及地缘政治与政策担忧缓解而跑赢。
20、美银（哈特内特）：我们继续推荐做多消费。美国可选消费板块相对于必需消费，已跌至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时期的相对低位（等权重计算——见图表9）；全球可选消费板块相对于能源股处于三年低位（见图表10）；该板块已充分定价“滞胀”预期，是我们最喜欢的逆势多头策略，用以押注特朗普在战后转向解决可负担性问题并挽回低迷的支持率；同时也是对冲2020年代下半年选举风向从“民粹资本主义”转向“民粹社会主义”的绝佳方式。
21、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阿斯麦（ASML）相较于其美国同行的估值溢价已收缩至十年低点。目前其远期市盈率约为37倍，对应用材料公司的溢价降至17%，是20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阿斯麦相对泛林集团的估值出现了14年未见的5%折价，与科磊公司的市盈率也基本持平。该估值差距的收窄源于股价表现差异：尽管阿斯麦年初至今上涨36%，但应用材料与泛林集团的涨幅均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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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洲
1、回顾2022至2023年期间，经济冲击通过不同渠道影响了欧洲各行业的利润率。受能源价格飙升等首轮效应直接冲击，能源密集型行业利润率大幅收缩，其中基础材料和化工行业净利润率分别下降了700个基点和400个基点。然而，冲击的次轮效应——即利率上升和需求疲软——造成了更广泛且更严重的影响：房地产行业因利率急升而遭受最沉重打击，净利润率最大降幅达到1000个基点；同时，科技行业也因其对资本支出和经济周期的敏感性而面临压力，净利润率下降了200个基点。
2、根据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的数据，2025年全球国际游客消费分布中，欧洲以41.4%的份额占据主导，其次是占比21.7%的亚洲（不含中国）。同期，美国因游客入境数量下滑，其消费份额降至8.7%，赴美游客支出下降近5%，导致美国旅游经济年增长率仅为0.9%。同期中国的外国游客支出则增长超过10%，推动其旅游经济整体增速达到9.9%，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3、过去二十年，全球投资占GDP比重从23%升至27%的增长趋势，掩盖了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疲软。这一增长几乎完全由中国驱动：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投资率从2002年的36%飙升至2011年47%的峰值；即便在近期因房地产低迷回调至38%，仍以其巨大体量独立拉高了全球总额。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率则呈现长期下行趋势，从本世纪初24%至26%的区间，逐步降至22%左右。
4、过去三年的数据显示，跨境资金对欧洲股票与债券的配置均在加强。这一趋势由对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规避情绪，以及欧美增长差异收窄和欧元区积极财政政策共同驱动。
5、随着匈牙利大选亲欧盟的反对党取得胜利，布达佩斯BUX指数年内涨幅已被推升至26%。基于此，汇丰将匈牙利股票的评级从“中性”上调至“增持”。该行表示，市场普遍预期，新内阁有望解锁约200亿欧元的欧盟冻结资金，此举或将压缩国家主权风险溢价，并促使当前估值较基本面折价约40%的匈牙利资产被重新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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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
1、受中东局势发展以及日本央行缺乏明确政策信号的影响，互换市场数据显示，市场对日本央行在4月加息的预期概率已大幅降温，从4月初的约70%骤降至4月16日的约19%。市场预期的转变主要源于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的表态——他强调能源价格上涨带来了通胀上行和经济下行的双重风险，使政策应对变得异常困难，因此他避免在月底的政策会议前给出明确指引。
2、受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影响，分析师上周对东证500指数成分股中的113家公司进行了盈利预测下调，特别是化工和零售等对石油高度依赖的行业。这导致日本企业的盈利修正指数自2025年7月以来首次跌破零值水平。
3、自2025年11月起，软银集团信用违约互换（CDS）利差从约225个基点持续扩大至超过350个基点，同期股价则从6000日元上方一路下跌至4000日元附近。这一趋势的背后是公司为支持其AI战略而大幅增加的债务负担，包括为增持OpenAI股份而进行的300亿美元融资。融资成本的飙升体现在近期发行的36亿美元垃圾债券中，其中十年期美元债的票息达到了创纪录的8.5%。由于担忧其AI投资可能损害公司流动性与资产信用质量，标普全球评级已将其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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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兴市场
1、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出现显著分化：一项彭博加权平均通胀指标显示，新兴经济体通胀率在第一季度降至2.12%的历史低点，而发达市场通胀率则升至3.21%。这种低通胀环境为新兴经济体应对油价冲击提供了缓冲，使其央行能够推迟或避免加息，这与可能被迫更快采取紧缩政策的发达国家不同。由于新兴市场在疫情后已提前加息并维持了较高的实际利率，当前具备了更大的政策灵活性，从而提升了其本币债券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2、瑞银：一种普遍观点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一旦关闭，高度依赖中东石油的亚洲将遭受更大冲击。现实中，亚洲多国已出现能源配给措施，如斯里兰卡缩短工作周、新加坡配给航运燃料、缅甸限行、多国限制空调使用、孟加拉国关闭大学，以及中国和泰国禁止成品油出口，加剧区域供应紧张。然而，汽油零售价格走势却呈现不同图景：除菲律宾（涨幅61%）和越南外，多数亚洲国家油价涨幅中位数约15%；而美国涨幅高达35%，居全球第三。这表明，消费者对油价冲击的敏感度更多取决于燃油税和补贴政策，而非进口依赖程度——美国燃油税占比不足20%，而欧洲约50%，高税率缓冲了价格传导。许多政府也通过价格上限或补贴减轻冲击。
3、得益于亚洲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强劲盈利预期，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12个月远期每股收益（EPS）预测正持续创下历史新高，指数点位已从2023年初的约85点攀升至超过120点。分析师已将该指数成分公司的盈利预测上调23%，为2009年经济复苏期以来的最快增速，并预计未来一年EPS增长率将接近50%。此轮增长的核心动力，源于美国科技公司在AI领域的巨额资本开支，直接拉动了三星电子、台积电等亚洲硬件制造商的芯片需求，使其盈利预测获得大幅上修，从而抵消了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市场的初步冲击。
4、根据PitchBook的数据，亚洲高净值个人与家族办公室对全球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的私人投资额在2025年升至243亿美元，相较于2023年和2024年均不足80亿美元的水平，实现了近三倍的增长。
5、在伊朗战争引发能源价格冲击之前，印度卢比的四十大贸易加权真实有效汇率（REER）就已跌至近12年来的最低水平。这种长期的贬值趋势源于结构性经济问题，特别是国内频繁飙升的通货膨胀削弱了卢比的购买力。通胀问题由天气因素导致的食品价格波动、效率低下的供应链以及对进口能源的高度依赖共同驱动；后者使印度经济极易受到全球供应中断和输入性通胀的冲击。
6、自2026年2月下旬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印度外汇储备已减少超过300亿美元，其主要原因是印度储备银行（RBI）为遏制卢比过度波动而采取了干预措施。央行通过直接在市场抛售其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以支撑卢比的汇率稳定。同时，代表未来美元出售承诺的央行美元空头头寸在2月已攀升至770亿美元以上的11个月高位，限制了其进一步干预的能力。
7、印度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从2010年的17%萎缩至2024年的13%，与政府设定的25%目标差距拉大。尽管印度推行了多项改革，但在充满挑战的全球贸易和地缘政治环境下，其制造业发展受阻，仅能在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领域寻求机会。
8、印度银行业正面临贷款增速持续快于存款增速的结构性问题。印度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15日，银行贷款同比增长13.8%，而存款增长仅为10.8%。这一资金缺口主要源于家庭储蓄从传统银行存款转向收益更高的股票和共同基金等金融产品，导致银行系统的贷存比升至历史新高。为应对此状况，印度储备银行正与商业银行商讨对策，银行方面建议推出更灵活的存款工具，例如允许对金融机构和零售客户设定差异化利率，或引入与市场挂钩的存款产品，以吸引更稳定的资金来源。
9、高盛：毫不意外，拉丁美洲（LatAm）是本月对冲基金（HF）增持敞口最多的地区。
10、BCA：通常，高实际利率被视为对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或南非兰特等高收益新兴市场货币的利好信号。然而，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在高收益新兴市场，往往是汇率驱动了实际利率（甚至名义利率），而非利率驱动汇率。图表显示，在巴西和墨西哥，实际利率（10年期经通胀调整后的利率）常常与本币汇率呈负相关：当本币贬值时，实际利率上升；当本币升值时，实际利率下降。简言之，在这些市场中，要想在固定收益投资上获利，关键在于准确判断汇率走势。
评论：毕竟EM的央行没太多货币政策主动权，国内消费能力有限，通胀也是跟着汇率走（贬值=通胀上升），所以利率也得跟着汇率走，更多是稳定汇率（资本流动）或者通胀的工具；而EM的汇率在大多时候也是跟着美元走。
11、关于巴西小盘股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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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商品
1、根据2040年需求预测，仅靠初级开采无法满足能源转型对铜、钴、镍和锂等关键矿物的需求，将出现显著的供应缺口。例如，锂的需求预计增长近五倍，而现有开采能力远不能及。为弥合这一差距，来自回收的二次供应将成为必不可少的补充，其在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这使得资源循环利用从单纯的环保议题上升为保障产业安全和供应链韧性的经济和战略要务。
2、根据世界白银协会的年度展望，全球白银市场预计在2026年将连续第六年出现供应短缺，赤字预计扩大15%至4630万盎司。供应端方面，预计因矿业产出轻微下滑及生产商套期保值活动减少而下降2%，尽管7%的回收量增长可部分抵消该损失。需求端方面，尽管银条与银币的投资需求预计增长18%，但由于工业应用、摄影、珠宝和银器领域的消费下降，总消费量预计仍将下滑2%。该机构认为，经济增长放缓和政府财政压力可能压低经通胀调整后的债券收益率，从而提振白银等无息贵金属的避险需求。
3、受中东地缘冲突影响，伦敦金属交易所（LME）铝价相对于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的溢价在2026年初飙升，两者比率突破1.1，达到自2022年以来的最高点。这一价差为中国生产商创造了重要的出口机会，因为战争扰乱了占全球约9%产量的波斯湾地区供应；而与此同时，中国的铝库存已攀升至六年高位。由于国际买家积极寻求替代供应，预计中国的铝出口量将大幅增加，年度出口额有望挑战2024年创下的670万吨的历史记录。
4、2026年3月，北美地区黄金ETF出现200万盎司净流出，完全抹去了年初以来的增幅。与此同时，中国的黄金ETF则吸引了50万盎司净流入，总持有量回升至约1000万盎司，接近年内高位。自2026年初以来，中国黄金ETF的总持有量已累计净增长近200万盎司。
5、全球能源转型投资规模在2025年已增至2.3万亿美元，主要由电气化交通、清洁能源及储能领域的支出驱动，其体量已是同年全球数据中心资本支出的五倍以上。投资的快速增长不仅限于可再生能源发电，还包括为适应新需求而进行的电网现代化改造。这一持续且大规模的资本部署，确立了能源转型作为未来十年关键的结构性投资主题，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长期且庞大的融资需求。
受益板块详见前文：关于中国电力设备出海，你需要了解的3个最关键问题
6、未来关键技术的矿物密集度显示，数据中心、风力发电等新兴领域对铜、稀土等材料的需求远超传统能源。每兆瓦数据中心建设需消耗超7万公斤矿物，海上风电对铜和稀土的需求尤为突出，而国防系统则高度依赖稀土。人工智能、电气化及国防现代化等核心长期主题均依赖于相同的物理资源基础，全球经济的增长瓶颈正从资本转向关键材料的物理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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