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博迪安 | 新自由主义真是要解放市场吗?
编者按
在一般印象中，新自由主义往往被冠以“市场原教旨主义”或“小政府”等标签，其目的是重新解放被国家“管理过度”的市场。在今日推文中，加拿大历史学者奎因·斯洛博迪安基于对社会历史和学术史的分析，深刻批驳了这种误读。
文章强调，“解放市场”并非新自由主义的聚焦点，而很大程度是后来学者在解读上陷入的一种偏颇。实际上，如哈耶克等人所一直关注的，恰恰是如何重塑国家、法律与其他机构，通过精密的制度设计“包裹”和保护受损的市场。对新自由主义而言，关键问题是那些超经济条件，正是它们护航着自由市场的运转。倘若撇开市场形成过程中的政治因素，便极易陷入“看不见的手”这类意识形态说辞。
本文节选自《全球化的未来》一书的引言部分（图书详情参见“每日一书”），感谢各方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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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思维（节选）
文 | 【加】奎因·斯洛博迪安
一个国家可能会孕育出其自身的蛮族入侵者。
——威廉·勒普克，1942年
到了20世纪末，人们普遍认为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已征服了世界。在全球经济的推拉作用下，国家已日渐式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堪称是这一时代的标志性场合。在1995年的论坛上，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感慨道：“全天候市场能够以惊人的速度作出反应，有时候甚至显得冷酷无情。”在统一后的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宣布一项重大的福利体系改革方案时也提到了“全球化风暴”。他表示，社会市场经济必须更新换代，否则就会“被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摧毁”。政治已沦为被动语态，只有全球经济在发号施令。2007年时，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宣称：“谁将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几乎没什么区别。支配世界的是市场力量。”在批评者看来，这仿佛是帝国时代重新降临，只不过“全球化取代了殖民化”。对于支持者而言，在这样的世界里，商品和资本将按照供需逻辑流动（人口流动或许还达不到这种程度），从而为所有人带去繁荣，或者至少也能为其创造机会。这种“市场力量主宰一切”的哲学理念被批评者称为“新自由主义”。据说新自由主义者对全球性的自由放任坚信不疑。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国家职能日渐萎缩，从“经济人”的理性私利这一单一维度看待人类的一切动机——这就是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人们声称，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者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民主制混为一谈，还幻想能够打造出没有国界的单一世界市场。
【加】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全球化的未来》，（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
我在本书中将纠正上述说法。我将说明，自称为“新自由主义者”的那些人士并不认为，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是具有自主性的实体。他们既不认为民主制与资本主义是一码事，也不认为经济理性是人类的唯一动机；既不追求彻底废除国家，也不试图抹去所有国界。他们也并不会仅仅从个人视角出发看待世界。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卡尔·波兰尼的思想颇有相通之处：市场并没有,也不可能照料自己。20世纪新自由主义者理论工作的核心涉及他们所谓的“元经济”（meta-economic）或者“超经济”（extra-economic）条件，即在整个世界层面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要素。我将说明，新自由主义计划专注于制度设计，这是为了“包裹”而非“解放”市场，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免受民主威胁，是为了打造遏制人类非理性行为的框架，是为了在帝国体系瓦解后重塑世界秩序——在这一各国相互竞争的空间之中，国界自然能派上用武之地。
我们如何才能理解“新自由主义”？甚至我们是否能够使用这一名称？多年以来，许多人都声称这一术语几乎毫无意义。比如说近来就有学者表示，“实际上压根不存在”新自由主义理论这回事。然而在2016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不仅表示新自由主义是一套自洽的学说，还发问道，私有化、去管制与自由化这套政策组合拳是否被“过度推销”了。这番言论让该机构登上了国际媒体的头条。《财富》杂志当时报道称：“如今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承认新自由主义失败了。”该杂志的言下之意是，此乃一桩新鲜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与新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政策（至少在口头上）一直在遭遇挑战。早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过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对其表示了怀疑。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7至2000年间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激烈批评者。到了1990年代末，其他批评者也宣称，不受管制的全球自由市场乃“最后的乌托邦”，各大国际金融机构也部分同意这一观点。它们不再教条式地反对资本管制，这也成为2016年《财富》杂志那篇报道的主题。世界贸易组织的态度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在1999年的部长级会议因遭到抗议而中断后，该机构转而开始强调全球化过程中人道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长期以来，那些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一直遭受着批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报告中依旧对“新自由主义”这一标签表示了认可。该术语还从容不迫地登上了《金融时报》和《卫报》等主流媒体。亚当·斯密研究所创建于1977年，曾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提供指导意见。同样是在2016年时，用该机构自己的话来说，它抛弃了“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一旧称号，转而“以‘新自由主义者’的身份亮相”。“全球主义眼光”是他们自称奉行的原则之一。2017年时，德国瓦尔特·奥伊肯研究所所长也公开捍卫他所谓“古典新自由主义”的名誉，并呼吁建立“高居于各游说团体利益之上的强势国家”这一主张。似乎对于批评者和拥护者而言，那场“曾不敢说出自己名称的运动”，如今都可以被直呼其名了。这有助于厘清问题。给新自由主义贴上标签，有助于我们视其为一套思想体系与治理模式，即视其为管制的一种具体形式或变种，而非其激进对立面。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1992年），生于奥地利，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 ，主要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自由秩序原理》等。
过去十年间，学者们作出了卓越的努力，以研究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治理主张的历史，并将“政治咒骂”或“反自由化口号”转变成了严谨档案研究的对象。令人奇怪的是，有两派学术研究仍处于相互割裂的状态。我在本书中将致力于将它们糅合起来。第一派从思想史角度追溯了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第二派则从社会科学而非历史学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理论进行了研究。学者们已指出，“新自由主义”一词最早见于1938年在巴黎举办的沃尔特·李普曼研讨会，用以描述与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记者与商界领袖“更新”自由主义的愿望。如某位学者所言，就研究新自由主义而言，最站得住脚的方式之一莫过于，将其视作“在同一思想框架内交流理念的有组织团体”。历史学家尤其专注于哈耶克等人于1947年创办的朝圣山学社。这是一个由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与决策者组成的团体，他们会定期聚会，讨论世界大事及其政治事业当前所处的状况。学者引用的著述表明，该团体并非铁板一块。然而在此类历史研究中，除了货币政策与发展战略外，国际与全球治理问题却令人意外地遭到了忽视。我认为，虽然在这些思想家之间也存在差异，但在他们的著述与行动中，我们还是能够辨识出一套大致一以贯之的世界秩序主张。他们将“秩序思维”这一秩序自由主义原则推广至全球层面，通过“世界秩序思维”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以保卫世界经济免遭民主制侵害。直到20世纪，民主制才在全球传播开来，这一局面为他们提出了其前辈，即古典自由主义者不曾预料到的一系列挑战。
在学术界，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哲学最敏锐的观察者并非历史学家，而是社会科学家。在过去二十年间，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新自由主义计划进行了细致分析。他们发现，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到世界各地的港务局和中央银行（包括欧洲央行），从欧盟这样的治理架构，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贸易条约与组织，这些机构都试图通过种种手段将市场行为方隔绝起来，令其免受民主压力侵害。在国际投资法的扩张过程中，这些学者同样发现了此类举动。这些法规的目的就在于保护外国资产免遭各种形式的征用，并建立跨国商法这一平行的全球法律体系。学者们还追溯了由避税港组成的“离岸世界”的兴起以及各类特区数量激增的过程，这些安排都是为了给资本提供庇护，令其免受累进税或再分配政策的侵害。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一项具体的制度构建计划，而不是某种含糊不清的“逻辑”或“理性”，并且用“隔绝市场”这一说法来形容其目标，可谓再合适不过。社会科学家界定这一“隔绝”过程的著述十分严谨，但其对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史的论述就并非如此了，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知识分子往往只被当成龙套。这些新自由主义重要人物的理念，据说对某些全球或地区治理形式有所启发或“暗示”，但对于其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其理念又源自何处，他们却语焉不详。尤其是，哈耶克的名字指代的对象常常游移不定，不限于这一具体的历史人物。比如说，有些学者就将欧盟称作“哈耶克式联邦”，另外一些人则声称，脱离欧盟这一愿望旨在“重振哈耶克式梦想”。然而，哈耶克等思想家的愿望究竟是什么？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理念又源自何时、何地？我认为，正是在帝国时代终结这一大变局之中，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思想迎来了滥觞的关键时刻；去殖民化则对新自由主义世界治理模式的兴起发挥了关键推动作用。
包裹市场，而非解放市场
过于依赖借鉴自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的一系列概念，成了从新自由主义者自身出发理解其理念的一大障碍。如某位学者所言，如今波兰尼或许已经成为“仅次于米歇尔·福柯，在社会科学家中第二受欢迎的理论家”。试图解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诸多尝试，都深受波兰尼出版于1944年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影响。据这些借鉴了波兰尼观点的研究者所言，“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念促使新自由主义者寻求将“自然”市场从社会中“脱嵌”（disembed），进而实现“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一乌托邦梦想。人们经常指出，波兰尼当年其实是在谈论19世纪的情况，但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却往往借题发挥，视其为对该学说的预见性批判。与波兰尼式语言一脉相承的还有这一观点：新自由主义者的目标在于解放市场，令其自由运转。“不受约束的”（unfettered）这一并不常见的形容词，经常会被加在“市场”之前，以描述新自由主义者的目标以及批评者眼中的现实情况。然而这种说法是在将批判的对象本质化（essentialize），这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本意并不相符。也就是说，它将市场视作某种能够被能动主体解放的“物”，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者自己认为的那样，是有赖于制度框架的一系列“关系”。
【加】奎因·斯洛博迪安：《全球化的未来》，李岩 / 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26年1月。
通过运用波兰尼提出的各个范畴，学者们得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正是在新千年以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我提出应同时将新自由主义计划视作“对国家职能的‘削减’（roll-back）与‘扩展’（roll-out）”。借鉴波兰尼的概念，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嵌入式新自由主义”的说法。但如果我们想要从新自由主义者自身的视角出发理解其思想（要对其加以批判，就务必先迈出这一步），就不应该误认为他们的目标在于摆脱国家的束缚，打造出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对新自由主义者有关全球秩序的著述审视一番，我们就会发现这一重要事实：他们和波兰尼其实属于同一代人。和波兰尼一样，新自由主义者也认为大萧条证明了过去那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已行不通。于是他们便开始投身于理论工作，提出资本主义存续所需的更广泛条件。用某位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哈耶克和波兰尼都“关注对于自由市场的社会—制度回应”。事实上，哈耶克自己也提出了一套“内嵌于社会的自由市场”理念。我们如果过分强调“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范畴，就会难以觉察到，新自由主义方案真正关注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如何重塑国家、法律与其他机构，以保护市场。法学学者已明确指出，世界贸易正变得愈发“法律化”或“司法化”。聚焦于哈耶克及其合作者，将有助于我们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史的框架内理解这一点。
2006年时，首屈一指的新自由主义期刊《秩序》发表了一篇澄清文章，称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开创者之所以要“添加‘新’这一前缀”，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有必要赋予“国家以更加明确且不同于以往的角色”，包括更加关注“法律与制度框架”。新自由主义者对市场绝非抱有乌托邦式幻想，认为其能够免受人类干预、自由运转，而是“意识到了自由经济系统有赖于一定的超经济条件”。人们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德国秩序自由主义者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关注点都在于，通过各7种机构为经济活动创造空间，而非经济活动本身。每当哈耶克提及“自我调节的经济力量”时（例如在弗赖堡大学的首次讲座上），他总是会立刻就为经济活动确立某种“框架”的必要性展开讨论。哈耶克著述中压倒一切的关注点在于如何设计“自由宪章”——这也正是《通往奴役之路》之后他下一部著作的书名。
有学者写道：“哈耶克清楚地意识到，市场是一种内嵌于各种机构之中的社会机构，它从这些机构中获得了自身的意义。”有人认为哈耶克主张“小政府”，但他本人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强力国家、自由市场”这一简略的表述固然有助于说明新自由主义的要旨，但该如何定义“强力”却并非是不言自明的。有学者认为，从定量而非定性的角度思考国家问题，并没有太大意义；也就是说就国家而言，“多少”这一问题应该被“哪一类”所取代。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按照时间顺序阐述新自由主义的这一观点：市场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政治过程的产物，即通过创建各种机构来将其包裹起来。市场支撑着各种文化价值的贮藏所。这些文化价值则是市场得以延续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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