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成为公务员或者是事业单位的一名职工，首先要明白政府的职能到底是什么。不明白这个职能。就搞不清楚自己要报考的单位，它的功能是、什么有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报考不是白瞎吗？政府职能，本质上是法定职责范围内的有为担当，核心是在“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的前提下，把该管的事管好、该服务的服务到位。具体来讲，政府主要履行五大职能：

经济调节（发改、财政、工信、商务、税务、金融监管等部门）：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逆周期调控，熨平经济波动、稳定发展预期；

市场监管（市场监管、药监、知识产权、应急管理等部门）：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为市场主体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社会管理（公安、司法、民政、人社、应急管理、信访等部门）：做好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基层治理、矛盾化解等工作，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公共服务（教育、卫健、文旅、住建、交通、民政、体育等部门）：兜牢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文化、交通等民生底线，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林草、农业农村等部门）：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守住生态红线、推动绿色发展。

当前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就是通过“放管服”改革，推动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把不该管的放给市场、社会，把该管的管住管好，最终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发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处理二者关系的总遵循，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优势互补、协同发力的有机统一体。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它通过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三大底层逻辑实现资源高效配置，既能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引导劳动、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自动流向效率最高、需求最迫切的领域，也能倒逼企业快速响应需求变化、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不过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固有弊端，在公共产品供给、负外部性治理、自然垄断调节、收入差距缩小等领域会出现“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及时补位。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替代市场，而是要弥补市场失灵，核心是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承担好宏观调控者、市场秩序维护者、公共服务供给者、公平正义守护者的角色，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逆周期调节平抑经济波动、通过反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执法维护公平竞争环境、通过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产品供给兜牢民生底线、通过税收调节和转移支付保障社会公平，为市场稳定运行筑牢基础支撑。

当下处理好二者关系，一方面要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另一方面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更多精力放在市场监管、公共服务、民生兜底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一、“放管服”改革：

简政放权是改革的核心前提，本质是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将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交还给市场、企业和个人，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经济活动的直接介入，从源头降低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最终目标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目前主要通过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程序等方式落地。

放管结合是改革的重要保障，要求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同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动监管模式从传统的“严进宽管”转向“宽进严管”，通过转变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强化公正监管，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确保市场“活而不乱”，当前的落地措施包括建立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加强信用监管等。

优化服务是改革的落脚点，核心是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优化办事流程，通过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模式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为企业和公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最终目标是提高政府服务效率，降低企业和公众办事创业的门槛，落地措施主要包括简化办事流程、推行网上办事、提升窗口服务质量等。

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的核心是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通过破除制约市场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让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其本质是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充分激发市场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有为政府的核心是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履职，既要避免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也要主动承担市场无法有效覆盖的公共职能，在宏观调控、公共服务供给、市场秩序维护、风险防范化解、民生保障兜底等领域主动作为，为市场运行筑牢制度底座、创造公平可预期的发展环境，本质是“科学作为”而非“过度干预”，核心是弥补市场失灵、保障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西方的政府和中国人所认为的政府的思维的差异，以及最后所呈现的不同的结果的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自古以来，天下明君，莫不以百姓之心为心。和平年代如此，战争年代亦是如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庄严承诺，始终建立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信人性可塑与人民创造历史的基础之上，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唯有党群同心、上下合力、同心同德，说干就干，方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反观西方，在多次宗教战争与海洋战争中形成的政治哲学，往往根植于人性恶的假设。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直言：“君主被人畏惧胜过被人爱戴……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而人性是恶劣的——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随时可以切断这条纽带；但畏惧，则由于对惩罚的恐惧而永不失效。”在此逻辑下，君主不必被爱戴，只需被畏惧；民众不是合作者，而是需要防范的对象。霍布斯设想人的“自然状态”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为避免这种悲惨，人们必须让渡全部权利，交给一个绝对的、不可分割的、不受制约的主权者“利维坦”。这意味着主权者不受契约约束，臣民无法因“违约”而反抗，国家不是人民的一部分，而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庞然大物。

而大家可能知道，我们今年全党。学习教育的核心主题，首先就是要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首先就是要刀刃向内，进行深刻的自我革命，以保障人民的幸福安康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里，权力被有效约束，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我们始终坚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确保权力运行始终处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防止公权力异化为独立于任何个体的“利维坦”。确保党和政府始终代表人民利益，与人民心心相印，而不是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庞然大物。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当好人民的勤务员。这就要求我们兼顾社会效益与人民感受，回归价值理性，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并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打好绿水青山的保卫战，到东部与西部结对帮扶、协同发展；从针对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趋势研究出台政策，到健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高国家战略纵深，到提升公共服务与应急管理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构建国内大循环——这一系列重大部署，核心只有一个：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可及性，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在现代性语境中逐渐显现的“异化的国家”。韦伯曾将这种科层制描绘为一台冰冷的、僵化的机器，人不再是目的，而只是这台机器上可以被任意替换的零件。当权力脱离人民监督，当公职人员丧失服务意识，便会出现“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的局面。倘若公职人员可以随心所欲、醉生梦死，那无论理性个体如何奋斗、抗争，最终都只是陷入工具理性的闭环——看似精密，实则无解。这种理性否定人自身的情感与价值，使人自我消解、自我懈怠、自我放逐，最终走向自我堕落与封闭。

这种困境，在俄罗斯文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塑造的“地下人”，蜷缩在彼得堡的阴暗角落，对理性、秩序、进步报以病态的嘲讽。所谓“公共福祉”，不过是权力者精致的借口。《白痴》里，梅什金公爵面对上流社会的虚伪与冷漠，弥漫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不信任。《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试图用个体意志对抗制度，最终被一套无法理解的司法机器碾碎，是个体与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至此，理性已无法成为桥梁，全部被异化为工具理性，而情感与尊严一文不值，灰飞烟灭。

卡夫卡则在《城堡》与《审判》中，将政府描绘成一座个体永远无法穿透的迷宫——土地测量员K终其一生试图进入城堡，却始终被拒之门外。《审判》中，K不知自己犯了何罪，法庭不给他任何申辩的机会，他最终像一条狗一样被处决。这种系统不是通过暴虐压制人，而是通过不可理解性碾碎人。在规则都不透明的系统面前，个体的反抗毫无意义。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中借官僚之口道出“这就是规矩”——没有法治，只有权力；没有服务，只有服从。在这种逻辑下，政府即使不是天生的恶，也必然走向恶。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任何真正的政治道路，都不能逃避现实问题，不能将矛盾悬置、搁置，更不能另辟蹊径，做一个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隐世者”。所谓“悬而不决”，所谓“另辟蹊径”，本质上只是少数人的选择，是特定时代背景下不得已的退避，而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出路。

回望西方思想史，这种“逃避逻辑”屡见不鲜。梭罗在《瓦尔登湖》中隐居两年，用自给自足证明人可以脱离社会机器而活。他说：“我不需要政府的帮助，只求它不要干涉我。”这是超验主义的个体退隐。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用讽刺笔调揭示制度的荒谬——无论小人国的党派之争，还是大人国的开明君主制，都无法逃脱权力对人的异化。凡尔纳的《神秘岛》中，一群逃亡者在荒岛上白手起家，依靠科技与协作建立自给自足的共同体。这部小说隐晦地否定国家——在远离文明与政府的荒岛上，人们反而实现了理性和自由。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西方思想史中“无政府主义”的文学预演，它们反对的是现代性的社会建制，却始终未能给出一个真正可操作的替代方案。

然而，中国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要建成的，是一个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现代化国家。这意味着，我们既不回避问题，也不否定现代性，而是辩证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使之服务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由政府、市场、国家、社会协同共进，共同探索解决历史性课题的中国方案。更好发挥人民主体作用，以党建引领凝聚力量，以市场监督规范秩序，以法治保障公平正义，激发中土凝聚力与向心力，推进伟大事业的伟大进程。“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不是个体退隐的“瓦尔登湖”，而是亿万人民携手共建的现代化强国。

两种路径，两种答案。一种是“逃离”，一种是“面对”；一种是“另辟蹊径”的个体隐退，一种是“协同共进”的集体探索。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拥有十四亿多人口的大国，不可能靠“逃离”解决发展问题，也不可能靠“否定”实现现代化。唯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才能真正回答时代赋予的历史性课题，开创一个属于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现代化新纪元。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国家并非外在于个体的暴力机器，而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个体与共同体相统一的更高层次。他认为，单纯的市民社会——即市场与个体逐利的领域——必然导致分裂与无序，必须通过国家这一“普遍性”载体实现更高意义上的整合。国家的存在并非为了限制自由，而是让自由在秩序中得以实现。这一思想虽带有浓厚的基督教神学色彩——认为国家的功能源于上帝的指派，是“治理这地”的神圣使命，国家是市民社会总体性的反映，是各种风俗、习惯、社会风情的总体性建制体现。在这样的国家中，人民行使自由，在自由中实现自身的必然性，完成自我的创造与展开。黑格尔将国家视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环节，赋予了国家近乎神圣的地位。

然而，西方思想史中始终存在着另一条脉络，即对国家的根本性质疑与否定。冷战结束后，马克思的“国家消亡”命题被无政府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严重曲解。新自由主义将政府妖魔化为“对自由的唯一威胁”，主张“最小政府”“守夜人国家”，认为只要政府退场，市场就能自动实现一切。无政府主义将“国家”与“压迫”完全等同，拒绝承认任何公共权力的必要性。这些思潮本质上延续了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平民社会传统，是对政府的抵触，是对旧有创伤性经验的再现与表达。它们在本质上是向往自由的，却是不可能实现的。

悖论在于：它们首先将国家抽象为纯粹压迫性的存在，继而推导出“国家的彻底退场将带来社会自治”的结论。然而，这一推理隐含着一个未经证明的前提——即社会在缺乏任何公共权力中介的条件下，仍能自发形成秩序与正义。事实上，国家的消亡既非简单地等同于政府的撤离，亦非仅靠市场或个体契约所能替代；它本应建立在社会权力结构根本转变的历史条件之上，而非仅凭对国家的否定便能达成。它们以反对压迫之名取消了公共性的制度载体，从而使“解放”沦为一种缺乏现实中介的道德悬设，最终成为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幻想。这种“自给自足”的浪漫想象，要么是对前工业文明的无知怀旧，要么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只享受公共服务，却拒绝承担支撑这套系统的制度成本。一些人鼓吹私有化、市场化、去监管化，把公共服务领域一寸寸交给资本。但“屠龙者终成恶龙”——推翻旧建制之后，被新建制孕育出来的新力量，何尝不是另一座“梁山泊”的好汉？他们的能力、决断、魄力、胆识，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与人民观念，是否真能比得上有为政府？这一切，都值得深思。

资本主义的内在三大矛盾——生产过剩、新殖民主义、非理性压迫——就目前的历史上来说，从未真正解决。价值观念的输出、资本增值驱动的殖民地扩张、南方国家被动承受的负外部性、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依附与去依附关系……这一切都说明：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来驾驭庞大的资本力量，是无法应对这些系统性危机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正是新自由主义长期去监管化、放任金融资本无序扩张的恶果。危机之后，恰恰是政府的大规模干预和公共财政注入，才避免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没有政府的有效治理，市场不仅不能“自动均衡”，反而会走向自我毁灭。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的公仆。我们既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最小政府”，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消灭国家”；我们坚持的是在党的领导下，建设一个人民满意、法治健全、效能卓越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荀子·王制》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唐太宗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水是民众，舟是政权。政府从来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利维坦”，而是承载于人民之中的“舟”。舟离水则寸步难行，水既能托举它航行万里，也能在失去信任时将它倾覆。这便是党群同心、同舟共济的深刻哲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政府若如北辰般正位凝命，则民心自然拱卫；党群若同乘一船、共握一桨，方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行稳致远，滚滚向前。

“父母官，子弟民”这一传统表述，虽带有前现代色彩，但其深层指向清晰：为官者不是高高在上的“牧羊人”，而是要对一方百姓负责、为万家灯火操心的人。在中国，政府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而是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事务的制度载体。党和人民群众从来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两面。这种鱼水之情、相濡以沫的深厚联系，决定了中国政府的本质只能是“人民公仆”，宗旨只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所以，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在西方某些思想传统中，政府因其“原罪”而被预设为必须防范和限制的对象——即便有再大的现实必要性，也因其与生俱来的“恶”而只能被层层设限。这种选择，本质上是将思想史上的创伤记忆固化为制度偏见，将历史的偶然演化为哲学的必然。

而在中国的治理逻辑中，公权力的使用是“寓管理于服务”，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协同共生，而非二元对立的零和博弈。我们构建的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治理新范式。人民是主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动主体。人民可以依照自己的自由与志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权力的下沉，本质上是希望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是对悲观论调与宿命论调的根本否定。光明是无限的，前景是无限的，现代化成果由人民共享，主客一体，命运与共。

人民选举，为人民服务——我们把政府当作人民群众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制度载体。在尊重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放管服”改革让政府更高效、更透明，建设人民满意、人民放心的人民政府；通过“党建引领”让政府更有温度，让政府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让政府更贴近民心，使政府成为社情民意的集中体现。政府因人民而存在，人民既可以托举它，也可以在失去信任时重新选择——这是民主的真谛，也是权力的本源。

没有政府的有效治理，现代生活的基本条件都无法维系。无政府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给出的方案，不是出路，而是退路——退回到前工业文明的自给自足，退回到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我们要建立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丛林社会、弱肉强食；我们要探索的是协同共治的现代化道路，不是消灭国家的乌托邦试验。那种所谓的“退路”，最终只会走向混乱与专制，既不可行，也不可取。

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尚未消亡的今天，国家是普通民众赖以生存的制度屏障。否定国家，不是走向自由，而是走向资本的全面统治和无序的丛林法则。真正的出路，不是消灭政府，而是让政府回归其本质——成为人民的政府，成为人民群众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制度载体。政府是人民托举之舟，亦是人民安身之所；既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亦是人民福祉的制度保障。